记忆、历史过程与应对--宁夏海原的个案研究

黄土高原一隅的海原,历史上遭遇过人口迁徙、大地震、生态恶化与经济贫困。人们在记忆这些事件时,包含了现实的意义与应对。记忆是历史,也是现实。记忆过去的现实意义在于,遇到现实问题时,民众会从记忆的历史感中获得力量和慰藉。     

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立足族群认同、集体记忆的相关理论背景,选取历史记忆的理论视角分析族群边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探讨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及其变迁的相互关系,认为族群边界是能动的,一方面藉着历史记忆来承载族群认同的根基性情感,另一方面藉着历史记忆来为趋利避害的族群认同及其变迁提供合理化解释。这对田野调查工作以及建构族群发展史工作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     

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述论(1978—2020)

作为抗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延安作家群的战时记忆具有“史实”和“心灵史”的价值。延安作家群通过对自身抗战记忆的回顾，叙述了在抗战时期个体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轨迹。他们在长期的身心体验、跨域流动、思想改造以及革命实践中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构。面对新时期以来创作者对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延安作家群以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觉，通过对苦难伤痕的自身超越深情地告白革命，打破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形态下有关革命与伤痕叙述的二元对立方式。在对革命意义的一路追寻中，抗战记忆所赋予的意义空间也提供了他们对于自我定位和群体身份的确认。就其实质而言，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是对于其自身革命一生的真诚告白。     

“微信群”与傣族村寨社会的并接——以西双版纳曼列寨为例

互联网与现实社会的融合,带来了线上"群"的大量出现与由此产生的线上社会关系,"群"组织、线上社会关系与现实社会中既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有哪些联系与区别,这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通过对西双版纳傣族曼列寨村民使用"微信群"长达十个月的田野调研,一方面考察了傣族村寨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与特点,另一方面又考察了傣族村民从现实社会交往到互联网社群交往的过程。傣族村民借助微信群实现了与村寨社会的并接:现实中既有的传统社会组织与微信群融合在一起,而在并接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线上社群和社会关系,它们共同构成现实与虚拟交互的多元复杂的、动态流动的社会关系网。     

论文化消费主义对青年红色记忆的消解及其应对

青年红色记忆是关于红色记忆的记忆与传承,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它既是推动青年自我认同的心智印象,又是培育青年政治认同的心理路径,更是铸牢青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图式。然而,文化消费主义凸显功利娱乐,追求新奇快感,隐秘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正从消费主义的文化“生产—传播—效用”上消解青年红色记忆,破坏青年红色记忆的“记忆本体—记忆能力—记忆效用”的整体记忆机制。面对这一现实危机,必须坚持纠偏导正、活记情忆、固本清源的原则,重塑青年红色记忆“激活—建构—赓续”的完整记忆链条。     

个人记忆的狂欢——论抗战时期的两类非主流文学

在我们对抗战时期文学的集体记忆中,抗战是其主旋律,但集体记忆之外,还有着个人记忆的狂欢.从空间层面来说,它们叙述的是炮火之下的凡俗人生,代表作家有张爱玲、梅娘等;从时间层面来讲,它们叙述的是现实之外的过去时光,尤其是童年时光,代表作家有萧红、骆宾基、师陀等.这两类叙事的独特价值在于坚守了个人体验与人性关怀的文学性原则.     

论形象的知觉含义

本文想要着力探讨的是,在审美过程中作为自然人化的眼晴这一器官,在“观看”这一似乎极为简单的感知活动中,如何受到以往视觉的记忆的制约,又是怎样在意象的介入下,赋於现实以形状与意义的。在造型艺术中,即使是写实主义艺术,视觉形象都不是对感性材料的机械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把握。这一新的视觉形象,具有比现实更加丰富的想象性、敏锐性、是具有更加丰富精神内涵的美的形象。     

梦与醒的通路：苏轼的“应梦”叙事与记忆改写

通过联想建立起的抽象对应关系,苏轼寻找到梦境与现实相互转化的现实依据,为“人生如梦”命题提供理性解释路径的同时,也使其“应梦”故事的书写,形成了以抽象关系而非具象的图像对应为核心的固定叙述模式。当梦境经过了较长时间而转化为记忆时,梦醒转化的现实逻辑也促使苏轼在保留抽象对应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梦境记忆的改写。出于对风格、主题等文学内部因素的统一性与自我形象塑造等现实层面的考量,苏轼对梦境记忆的改写也呈现出作为书写策略的面相。苏轼“应梦”故事的书写显示出作为文学作品的记忆书写所处的过去、当下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复杂状态。     

发展记忆能力 增强外语学习效果

一,问题的提出 学习外语,记忆是个很大问题。要使学习者先学些心理学,系统地掌握科学记忆,这是不现实的。但要求外语教者懂些心理学,对学生重视培养,发展记忆能力,这种要求是不过分的。另外,给为数众多的初学外语的同志,特别是业余学习的同志,介绍些科学记忆法,这也是必要的。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