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关于“自制”的思想

自制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把自制界定为处于德性与恶之间的品质,把自制作为达到德性的中间性环节。亚里士多德以对苏格拉底无人不自制观点的回应为主线,主要论及自制与知识、自制与不能自制、自制与节制、自制与明智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对知识的分析中解决了自制和不能自制的疑难,强调了自制与节制、自制与明智之间的联系。理清自制的性质与定义后可见,自制是一种依靠理智使其自身不适当欲望遵循逻各斯的好品质,它使人们在习惯修养中达到节制的德性,并能使我们在好的城邦中生活得好。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主动的德行及培养--亚里士多德德行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为者自身。人的意志是主动选择、主动坚持的能力,行为善还是行为恶,最根本地取决于行为者自身的选择和实践。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揭示德行形成发展的规律,培养和提高公民道德行为的主动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行为的主动被动、行为选择、行为自制及习惯培养等四个角度分别对亚里士多德这一思想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理性、中道与幸福——探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一是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理论前提;二是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依据;三是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目标。通过研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道德选择在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主动的德行及培养——亚里士多德德行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为者自身。人的意志是主动选择、主动坚持的能力，行为善还是行为恶，最根本地取决于行为者自身的选择和实践。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揭示德行形成发展的规律，培养和提高公民道德行为的主动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行为的主动被动、行为选择、行为自制及习惯培养等四个角度分别对亚里士多德这一思想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理性、中道与幸福——探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

道德选择理论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首先,从三个方面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一、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理论前提;二、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依据;三、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目标。其次,从西方哲学史的宏观背景中,就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的成败得失进行讨论。这样,通过研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道德选择在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是东方和西方伦理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人物,对其以后的东西方伦理思想史有着极大的影响。文章主要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进行梳理和比较,并结合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阐释,对＂什么是幸福＂进行了论述。     

亚里士多德：实践理性与法

实践哲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不同于科学认识和生产技艺的行为选择活动,实践理性则是人类判断与选择正当行为的能力。由此,亚里士多德把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律置入了人类实践的语境,从而获得了一种实践理性的理解。首先,作为行为指引的“实践理性”可被用来作为法规范的论证基础,即正当法源自于言说、论辩与对话;其次,法学的知识属性为实践之知;最后,实践理性的预设为存在一个能够充分自由对话的场域。     

要重视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在 2 0世纪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 ,既有一些成绩 ,也存在问题。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不够重视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文章第一部分引用历史事实评价了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哲学以及在整个西方哲学和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二部分概述希腊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并指出了当前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第三部分进一步阐明了亚里士多德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奠基人的三点原因 ,并具体说明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大量出现的自相矛盾现象     

当代护理伦理学研究问题及分析框架

西方＂以问题为导向＂的护理伦理研究由来已久,我国缺乏＂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传统,我国护理伦理学的学科独立性、哲学基础、基本原则和研究伦理问题等尚未得到应有关注。面向护理实践中引发伦理问题研究呼唤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论小说《高老庄》的历史观

一个人对于自身历史的追寻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回归本源的渴望，是逃避此在的畏怯，还是拒斥未来的固执？贾平凹以他的小说《高老庄》向我们透露了一种思考的方式：个体对其历史的追寻是一场希望与绝望永恒的对决，因为对决，个体才可能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永恒，追寻才更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     

唐代景教“格义”论发凡——兼论“格义”之利弊

“贞观”之期步入中土的唐代景教,由于受制于入传之际的时空环境,受制于儒释道“三位一体”式的异质文化生态语境,为求新声于他邦,不得不效仿佛教“东扇”之初所择用的“格义”宣教范式,对中土文化资源进行广采与博取。然而,为何景教在历经如此这般的“格”致之后,最终落得的竟然是个了无痕迹的不“义”结局？“格义”之法自身有何利弊？景教“格义”的态势到底如何？景教“格义”的得与失究竟何在？诸如此类的论题．正是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     

从音乐美学角度浅谈钢琴演奏的若干问题

根据分析哲学以及音乐现象学对表演的美学阐释，对钢琴演奏中的若干问题：“真实性演奏”、自我表现和音乐文本究竞谁承担着诠释作品的尺度和准则？钢琴演奏的同一性问题是否存在？同一性是否能够作为钢琴演奏的评判标准等进行思考。音乐本体只有和人的体验发生关联，音乐的奥妙才可能获得呈现，音乐的内在意义才可能被聆听者所接受和理解。     

交互叙事在结构上的几种可能性及应用前景

新媒体平台的兴起客观上要求新型的内容。交互叙事艺术是继电影艺术之后的最新型的也是最能发挥新媒体平台特性的叙事艺术形态。交互叙事是什么样的一种叙事形态?它在结构上有哪些可能性?采用从属于传统媒体的电影艺术中非线性叙事入手的方法,进行案例分析并归纳类型,总结出三种常用的非线性叙事模型,进而推理演绎到交互叙事的领域,最终构建出相应的三种交互叙事的结构类型形态。同时对交互叙事的受众基础和应用前景做出一定的分析和预测。     

基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国家与牧民视角变异逻辑探寻简

生态环境政策在牧区的效绩为什么不够理想？在进一步观察那些携带着巨大工程项目的国家生态保护政策时,我们发现了一些反映国家生态政策功能正在产生微妙变化的现象。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其怎样与国家生态政策的目标和功能渐行渐远的？对它们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何在？文章就此尝试超越部门和学科的界限,更多地关注治本的政策体系。     

关于中国文学思想史问题

由于在我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学思想史的兴起还是晚近的事情 ,所以这一学科目前仍然面对一些尚未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例如何谓文学思想史 ?文学思想史从发生学上是如何产生的 ?文学思想史与社会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以及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它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 ?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杜宇为何称望帝

杜宇是继蚕丛、柏灌、鱼凫之后，第四个在成都平原立国的蜀王。文献记载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日望帝，治汶山下，邑日郫，化民往往复出”。然而，杜宇为什么会被称为望帝？杜宇称帝又说明了什么？而杜宇又是怎样称帝的呢？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逐一分析与解答。     

亚洲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与未来：中国视角与日本视角（上）

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就“亚洲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及未来”这一问题进行对话,其中的问题包括：亚洲传手轻研究蓬勃发展的情况如何？为什么亚洲传播研究者尚未终止欧洲中心传播范式的统治？亚洲传播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何在？哪些亚洲本土文化概念可以为亚洲传播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如何评价亚洲传播研究？     

艺术终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艺术终结”是当前国内外文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的艺术终结研究主要围绕“艺术终结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艺术到底会不会终结？”两个主要问题展开。对艺术终结的理解直接影响对艺术是否终结的判断及其判词的说服力;反之,对艺术是否终结的判断又会影响对艺术终结的理解。我国对这两个问题存在一定的误解与简单化倾向,这不利于继续推进与深化艺术终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