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吐蕃治下的“吐谷浑邦国”初探

吐谷浑于公元 3 2 9年在青藏高原立国 ,至 6 6 3年 (唐龙朔三年 )国灭 ,共 3 4 4年。灭国后的吐谷浑有其独特的历史蕴涵 ,值得加以研讨。本文从灭国后的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吐谷浑邦国”的政治中心及疆界、“吐谷浑邦国”的经济、吐谷浑民族的传统文化、吐蕃对“吐谷浑邦国”的控制等五个方面初步探讨了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     

吐蕃占领区的民俗政策与文化交流的关系

公元663年(龙朔三年),吐蕃灭亡吐谷浑之后,唐蕃争夺安西四镇、丝绸之路和青海的战争,相当激烈,至今青海境内、黄河北岸还有多处名为“汉血原”和“汉尸原”的地方,遗存着当年战争的酷烈.到680年,吐蕃已“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岭(?)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资治通鉴》卷二○二).安史之乱起,唐朝驻守河陇的精兵猛将调回关陕一带,吐蕃乘机占领河陇,只有一些孤城在吐蕃包围下,苦战坚守.781年,沙州坚守十一年后,因弹尽粮绝,才与吐蕃签订城下之盟.至自,吐蕃在隐定住对西域、河陇的统治.851年(大中五年),吐蕃王廷内讧,无暇东顾,张义潮举兵起义,收复瓜、沙、伊诸州.到866年,吐蕃最后退出西域,河陇失地重归唐版籍.在这占领西域、河陇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吐蕃几乎     

吐谷浑在中外交往中的作用及原因

吐谷浑“自晋永嘉时(307—313)有国，至龙朔三年(663)吐蕃取其地，”立国长达三个半世纪之久。该政权崛起于中国西部之时，正值国内形势跌宕起伏之日。自公元304年匈奴刘渊称王起，到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止，135年间五胡先后建国十六有余。作为中原与西域交往唯一通道的河西走廊，先后出现了五凉政权。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军事上的连年战乱，严重阻碍了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     

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的青藏高原分布着众多的“小邦之王”,其后逐渐被吐蕃征服,演变成为地方实体政权,到吐蕃王朝中后期仅存吐谷浑、工布、娘布三个.本文检索汉唐文献,发现吐蕃小王制深受汉唐之间西北诸族小王制的影响,据此可以看出吐蕃与西北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吐蕃传》地名考释(三)

吐蕃自松赞干布卒后,赞普幼,禄东赞之子钦陵当国政,因侵灭吐谷浑与唐发生冲突。唐军覆败于大非川后,吐谷浑之地悉入吐蕃。蕃军开始侵扰大唐缘边请州县。唐蕃关系转入第二阶段。自唐高宗咸亨(670—673)至武后久视(700)三十年间,为唐蕃交恶时期,其重大战役与其关系地名,纷庞复杂。兹为分组考释,以清眉目。     

松区的地理位置

一一九二一年伯希和在《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吐谷浑与苏毗的札记》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据《唐书·西域传》:“苏毗,……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得出结论:孙波即松巴的音译,义为松巴部落。在这篇文章的诸多论点中,只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慨然接受的,而其余的则尚须进一步加以研究。照伯希和的说法,苏毗是羌语,孙波是吐蕃语,两者系指同一事物。然而《唐书》载:“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只有将这句释为:苏毗隶属于吐蕃之后,     

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

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有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13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此外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这些著作,或为翻译,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吐谷浑“赤水”及吐蕃求“赤水地”考辨

“赤水”一词屡现于吐谷浑史迹中，学界一度将“赤水”与“赤水城”“赤水戍”混谈，直至目前，将“赤水”固化地视为河流或城池的观点仍然存在。文章分别对吐谷浑政权发展过程中“赤水”“赤水戍”“赤水城”的地望和内涵进行梳理，发现“赤水”地望在吐谷浑、吐蕃政权时期的内涵和指代均不相同。“赤水”在吐谷浑政权初期实为洮河流域地区“赤水羌”所居地，北魏至北周期间，吐谷浑一直视该区域为旧土并不断有“还旧土”的尝试。经历不断西迁之后，“赤水”在吐谷浑史中开始以“戍”或“城”的形式出现，符合吐谷浑诸部走向建城定居的发展趋势，其地望在黄河以西、青海湖以南地区。进入隋初，原先的“赤水城”可能因为战争一度被吐谷浑政权放弃。唐代史籍中，“赤水”专指河流而非城池，疑为沙珠玉河以北地区某条河流的名称。该河流或发源于赤岭，向西南方向流入“赤海”(苦拔海)。吐蕃灭吐谷浑后所求的“赤水地”实为唐代出入青藏高原军事和交通要道的咽喉位置。“赤水”在汉文史籍中以“旧土”的代称、区域概称、城池名、河流名的形式出现并逐渐模糊化。明晰“赤水”在史料中的模糊记载能丰富吐谷浑史、吐蕃史的研究内容，也可以为历史上各民族交流交融提供鲜活的史实和可...     

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

本文以树木年轮的定年结果为依据,将近年来都兰热水、德令哈等地所发现和发掘的一批墓葬分为吐谷浑时期和吐蕃时期.根据墓葬形制的渊源关系并结合文献资料对墓葬的族属进行了分析,认为封土堆中有无梯形石砌边框是区分海西地区吐蕃时期外来吐蕃人与被征服的吐谷浑人墓葬的重要标志.由此推断都兰热水墓主人的主体应属于外来吐蕃人,而德令哈一带吐蕃时期的墓主人主体属于被征服后的吐谷浑人.     

回鹘与吐蕃对北庭、西州、凉州的争夺

七世纪初叶,正当西方“基督教世界”处于相对寂静、滞息而缺乏活力时,亚洲东部、北部,一直到西藏、新疆及其阿拉伯半岛地区却显得异常活跃,唐、回纥(鹘)、吐蕃、阿拉伯的相继崛起,给这些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也启动了此一广阔区域内务民族、国家间的相互往来与交流。回纥与吐蕃间的早期民族关系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揭开序幕的。 回鹘与吐蕃间的关系延续时间很长,以840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由于回鹘、吐蕃两大政权皆处于相对兴盛时期,基于对西域、河西两大沃野肥地的垂涎,对丝绸之路控制权的觊觎,双方间围绕着北庭、西州、凉州等重要城镇和交通枢纽进行了一系列的争夺战;后期,回鹘、吐蕃统一政权不复存在,双方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争战,所以,双方间的关系更多地呈现出睦邻友好、团结互助的迹象。 关于840年以后回鹘与吐蕃间的关系,笔者已有专文论及。本文将探讨的是回鹘与吐蕃间在840年以前以相互战争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拟分为争夺北庭、争夺西州、争夺凉州三大部分论述之。     

关于公元八六一年至一○一五年凉州地方政权的历史考察(上)

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归义军首领张义潮率兵收复吐蕃控制下的凉州;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西夏再次攻陷凉州,将凉州地区的吐蕃统治势力南驱河湟。凉州,在此以前归属于吐蕃,在此以后先归于回鹘,继归属于西夏,这是比较清楚的事情。然而,就是在公元八六一年至一○一五年这一百五十余年中,凉州脱离了东西大国的控制,同沙州归义军政权一样,成为河西走廊上的典型地方政权。本人不揣谫陋,拟就这     

关于“附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公元七世纪以前,我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广大藏族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羌支繁多,种姓复杂,部落林立。其中比较强大的羌支或部落联盟有苏毗、羊同、东女国、附国、党项、白兰、吐谷浑等,至于由上述部落或部落联盟旁出的支系那就更是举不胜举了。“自爰剑后,子孙分支凡百五十种。……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后汉书·西羌传》)。“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问”(《新唐书·吐蕃传》)。上述记载就是这个历史现象的真实写照。     

“神川”考

公元七世纪,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开始向唐的西南域扩张。永隆元年(公元(?)80年)吐蕃军攻破西川安戎城后,唐“断吐蕃通蛮之路”的战略破灭,于是西洱河诸蛮也相继被吐蕃所征服(见《新唐书·南蛮传》和《旧唐书·吐蕃传》)。为了加强和扩大在西洱河地区的势力,吐蕃不惜花大力气在今滇西北中旬县五境乡与维西县塔城乡之间的金沙江上架起了一座雄伟的铁索桥,史称“吐蕃铁桥力,并在铁桥以西设置吐蕃铁桥节度府。于是唐樊绰的《蛮书》里便有了“神川都督”一词。人们把“神川”与“铁桥”联系起来称“神川铁桥”。于是后人推断:“神川铁桥”架于金沙江上,因而“神川”便是“金沙江”。如《读史方舆纪要》曰:“金沙江源出丽江军民府西北旄牛微     

论吐谷浑在唐蕃关系中的枢纽地位

吐谷浑问题,一直是唐蕃关系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它既是唐蕃前期文化交流的中介国,又是唐蕃中期战争的策源地。吐谷浑故地——青海的归属问题,可以说是唐蕃关系态势运转的轴心,也是影响当时中西交通状况的重要因素。其次,在吐蕃王朝前身的附(蕃)国时期,吐谷浑文化对吐蕃王朝的崛起,给予了积极的影响和扶助。因此,研究唐蕃关系史时,首先得从吐谷浑问题入手。这样,方能寻找到牵动唐蕃关系变化的真正线索。     

西宁土人

土族在元朝时称作西宁州土人。她的族源比较复杂,并非单一土著部族的发展而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吐谷浑人。在互助和民和三川聚居的土族中就有祖先是霍尔人的传说。“霍尔”一词是藏族对黄河以北部分游牧民族的泛称,包括吐谷浑人,到后来则系确指吐谷浑了。 吐谷浑原为徒河(今辽宁义县一带)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公元4世纪初在首领吐谷浑带领下西迁,又度陇到甘青地区,以后建吐谷浑国,历三百余年。663年为吐蕃并灭,国     

庙祭和墓祀:吐谷浑祖先崇拜初探——敦煌藏文文献《吐谷浑大事纪年》新探之三

祖先崇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各族人民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强烈信仰,而且至今仍是影响广泛的一种社会信仰。囿于史料的原因,鲜有学者关注到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是否存在祖先崇拜这一问题。文章从体现祖先崇拜的庙祭和墓祀这两个层面出发讨论吐谷浑祖先崇拜现象。以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L Tib J 1368《吐谷浑大事纪年》为主要材料,通过对该文献中■一词的梳理,讨论吐谷浑庙祭,认为将■可译为“举行祭祖大典”,或“时享大典”。据此可知,吐谷浑不仅存在祭祖活动,而且还存在孟月祭祖这样的礼仪制度,并以青海的吐谷浑王陵墓所存地面祭祀建筑为主,讨论吐谷浑墓祀现象。文章认为,庙祭和墓祀可谓祖先崇拜的一体两面,结合汉文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推知,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存在祖先崇拜的社会信仰,并且延续至吐蕃统治时期。     

唐代吐谷浑族迁徙考论

吐谷浑是唐代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少数民族,吐谷浑的迁徙原因多样,但大多与吐蕃的战争有关,几乎每一场战争过后,都有部分吐谷浑人迁至唐朝的边州或境内。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以文献为依据,从史实出发,对唐代吐谷浑族的迁徙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     

冯德遐使蕃考

史书中仅有寥寥数笔提及冯德遐,许多学者将"突厥、吐谷浑皆尚公主","吐谷浑王入朝","吐蕃进攻吐谷浑"作为确定冯德遐入蕃时间的依据。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将此作为判定冯德暇出使时间的依据或多或少存在逻辑混乱。冯德遐使蕃前后是唐朝两击吐谷浑,蕃使两次朝贡。据此,文章将冯德遐使蕃时间确定在唐朝第二次击溃吐谷浑之后、蕃使第二次朝贡之前,即贞观九年夏秋之际,其出使目的是向吐蕃阐述唐朝在吐谷浑问题上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