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中的信任建构及其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基于浙江省Y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研究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组织者善于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关系"来建构其与成员之间的信任.对浙江省Y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组织者与成员之间的信任建构过程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能人型组织者与成员之间在血缘、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信任,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而使得信任被削弱,从而影响合作社朝着横向的、基层小规模的方向发展,易于变异为"家庭式作坊";干部型组织者与成员之间在业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信任,且在发展过程中与核心成员形成"经济利益+情感联系"的紧密关系而进一步加强了信任,从而有利于合作社规模的扩大以及向纵向产业链发展,但也易于形成封闭的利益共同体.尽管信任建构过程存在着差异,但对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现代社会系统中的不信任机制

不信任作为信任的孪生物,可以被视为针对互动过程中被信任方所出现的预期与回馈之间不一致的主观回应,而在本质上,不信任则是一定社会存在条件下交往双方的利益关系的客观反映.在历史渊源上,不信任源自于西方的"共和"传统和"性恶论"信条,因此,不信任是巩固民主制的必要工具和制衡动力,但这项重要功能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因此在面对现实的信任危机时,人们应当反思是否还是延续一味强调信任的思路.本文认为应当尝试从不信任的角度出发,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有限信任机制,在树立必要信任的同时,也应强调合理的不信任.     

巴蜀地区的“小神子”信仰及其文化谱系

从明朝初年开始,大批汉族移民跟随远征的军队从江浙一带进入到西南地区,随之带来的邪恶神灵(如五通神等)被当地原住民贬称为"小神子"。在不同的族群文化和民间宗教快速嬗变的过程中,小神子也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信仰。据说其神性与一般的主神不同,虽然它能给主人家带来数不尽的财富,但若有人对之稍有不恭,它便行捉弄害人之事。因此普通村民对它都存有敬畏心理。在民间传说中人们又不断添加进去一些想象和诬蔑的成分,最终使得小神子被妖魔化成为地道的恶神。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涉农政策信用危机——以西汉时期为例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大凡每一个新兴王朝立国之初和国运中衰后的复兴期,都要出台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涉农政策。政府立涉农政策,就是立契约、立信用。历朝封建政府所立的涉农政策信用,由于官方人为地毁弃,人民对政府失去信任和信心,官民冲突发生并逐渐衍生为全面的官民对抗——随着涉农政策信用的全面崩溃,一个个首先立信"重农"的政府,最后都被自己的毁信行为彻底埋葬!这一恶性循环式的现象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成为一种长期困扰政府的、周而复始的且是它无法自己治愈的痼疾!     

信任：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

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西方经济社会学家,或者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或者直接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切入,把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特定形式,通过研究信任与经济秩序、经济交易及其成本、经济效率和效益、经济繁荣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来阐明信任这种社会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西方经济社会学家对于信任问题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为经济社会学在当代的研究和发展开阔了新视野,展示了新空间,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控制、信任与PE投资决策关系的研究

私募股权基金(PE)作出投资决策是与被投企业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关系,在此过程中,不仅建立法人之间的关系,也建立投资人与企业家之间人与人的关系。由于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性、未来发展不确定性,正式契约难以完备,信任是相信对方不会利用这种脆弱性的信念,是合作的前提。西方对PE与被投企业关系的研究以正式控制作为治理形式,中国对"情、理、法"的排序与西方文化不同,过分强调正式控制反而会削弱信任,影响投资合作。PE引导企业正确认识未来的合作价值、PE的社会网络、重视社会声誉,形成共享价值观,从而建立非正式控制,是决定信任与投资合作的重要变量。     

再论刑事诉讼中的级别管辖

在级别管辖中涉及牵连管辖时上级法院吸收下级法院管辖权可能导致那些本不应受到重刑处罚的被告受到重刑的威胁。级别管辖中的管辖权在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转移导致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违背了司法权的行使规律,并且由于管辖权行使的行政化使得诉讼当事人被排除在管辖权决定的程序之外,不利于诉讼当事人权益的保障。     

浅谈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法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制度作为公司法的"帝王原则",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经济生活的纷繁复杂使得该制度异化为股东规避法律义务,回避合同或侵权义务的工具。为了矫正当事人之间利益的不平衡,维护公平、正义之理念,国外的司法实践中创设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并施行得日益充分。而在我国,该制度也有其存在的必要和必然。     

论风险社会治理形态的范式选择

风险作为一种物质特性而存在,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建构,在近代之后随着风险逐步结构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风险不应该仅止于政府的体察和认知,而被民间社会所忽视,合作式治理通过社会不同成员的沟通与互动,使风险被公众意识到,成为"公共领域"的议题,政府扮演另一种角色,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信任的衰微,实现了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     

临民与治军:宋代帅臣荐举权述论

宋代帅臣的设置起于战争,虽并不都是常设不废,但因长期性战争的需要,使得帅臣不但能够"治军",亦得以"临民",由是帅臣的辖区便具备了政区的某些特性,而帅臣亦成为握有一定行政权的军事长官。为服务于军事,宋代的帅臣被赋予了荐举权用以控制辖区内的大小官员,而帅臣"临民"与"治军"的权责,也使得其荐举权的行使既有军事的一面,又有民事的一面。相较其他官员,帅臣的荐举权无疑是扩大了。然而大部分帅臣的非常置及"文臣统兵"的政治体制,使得帅臣荐举权被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也是与"崇文抑武"之国策一以贯之的。     

BOT模式中特许权协议性质及特权规制问题

BOT投资模式是近年来被多国采用的新型投资、融资方式,它不仅能节约成本、降低风险,更能有效吸引外资、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作为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BOT涉及多方当事人利益,如何平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并保护投资者正当利益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探讨BOT特许权协议的性质,文章旨在发掘政府特权背后更为重要的公共利益问题,在明确公共利益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完善我国关于BOT的相关制度。     

社会转型期司法公信力的生长

社会转型期,司法公信力的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无法一蹴而就.在现代社会,司法公信力源自于公众对司法的内在认可与信任,而不是靠强权的威慑.宏大的司法改革建议固然令人振奋,囿于现实困境,从司法的规范运作角度,微观地促成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具有更大的实践价值.在此过程中,保障信息的共享,当事人产权的充分行使以及长期合作的预期设定,才能增强当事人对司法的信任感,司法的公信力才可能被不断地形塑.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基础更多源自对信任体系的内在修正,而不是依靠形而上的外在建构.司法公信力需要在主体之间不断地发现、发展,而不是发明     

从惯习—场域理论到群体信任的构建——以某事业单位食堂就餐人群类分为例

社会群体的信任构建涉及个人之间、小团体间的信任培育。布迪厄的惯习—场域理论提供了对个人之间、小团体间信任培育的较好分析蓝本,依此可导入某事业单位食堂的就餐人群案例,并对就餐人群的类分特征加以挖掘和剖析。研究发现,就餐人群的类分特征对群体信任的构建具有正相关作用和样本意义,但其动力机制要在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类分人际圈四大特性的社会学的解释中去寻找。作为这一努力的标志性发现,信任的"情景丛"模型指明了实现群体信任的决定性条件就是各方达成理想的均衡,并由此构成从四个方面重建群体信任的理论基石。     

浅论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作为道德准则在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上升为法律原则,并被奉为"帝王条款",它指导着民事行为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并授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它解释和补充法律及法律行为。诚实信用是市场交易中的道德准则,这使它与善良风俗有所区别。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适用于很多方面,同时,也由于适用过程中出现问题,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它作出限制。     

论妨害刑事诉讼行为的检察制裁

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均有权针对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直接依法处置,但检察机关除了对犯罪嫌疑人可以决定强制措施外,对其他诉讼参与人或案外人实施妨害行为时则没有处理权限。为及时、有效地排除各种妨害、捍卫检察权威、保护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并教育违法者本人,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对妨害刑事检察工作的不法行为给予检察制裁的权力。制裁方式可以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和没收五种方式。当然,检察机关在实施制裁措施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不服罚款、拘留或没收决定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复议救济。违法实施制裁措施的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田野中的"历史现场"--历史人类学的几个要件分析

历史人类学作为一股新的学术力量近年来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它使得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增大了"现场感"和"共时性",使得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增强了"厚重感"和"历时性",它们之间具有学科上共同的基础要件。     

浅析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

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是一种当事人对未预见到的意外损失的合理分担机制。作为合同法中的一项制度,买卖合同风险负担当然也追求公平。在风险尚未出现之前,买卖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处于均衡状态,而风险的出现使得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失衡。买卖合同在于当事人间动态的利益交换,但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时,当事人间权利义务关系却因为合同效力的严格约束而必须严守原则履行合同,却可能使不该承受意外损失的当事人承担了损失,合理的买卖合同风险分担制度能避免这一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神经干预中的伦理问题

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使得大脑黑箱的秘密被逐渐打开,关于意识问题的争论也从哲学领域转移到了科学领域.受益于此,人们开始研究个体大脑与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各类神经干预途径逐渐成为可能.然而,因神经干预技术的限制,其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道德争议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文章论述了神经干预中的安全性、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和自主性等问题.在脑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中,应理解"是"与"应该"的关系,在想干什么和应该遵守什么之间有所为、有所不为.     

论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改进

我国在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上遵循的是"刑优于民"的立法指导思想,所附带的民事诉讼缺乏应有的独立地位,不能给予被害人应有的程序保障和实体保障.应对我国附带民事诉讼进行扩大诉讼当事人的主体范围、扩大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明确附带民事诉讼时效等方面的改进.     

“五四模式”与文本裂隙——以冯沅君作品集《卷葹》为中心

五四时期,新青年形象日趋单一,并逐渐凝固为稳定的"五四模式",自由和爱情作为被新文学建构出来的隐喻和象征,成为社会批判的重要工具和途径。冯沅君早期作品集《卷葹》,在价值体系和叙事模式两方面所呈现出的"五四模式"中却存在着巨大的文本裂隙,这其中既包括"爱情"与"自由"之间阐释的循环,也包括被文学作品所塑造出来的共通经验与个人经验之间的矛盾和落差。作为一部典型的独具时代特色的文本样式,对它的厘清与阐释,有利于深入解读"五四模式"形成的原因及其演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