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儒家思想的重构与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续)

“天人合一”的心性儒学以探讨“性与天道”问题为核心，以追求完满的道德价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为目的，其所面对的是宗教性层面对人的精神生命的终极托付。个人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民族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则涉及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问题。在新儒家这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历史与文化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从历史的角度谈文化，又是从文化的层面谈历史，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交织在一起。历史文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它代表了我们民族的过去，而在于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民族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向。显然新儒家认为，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所以，出路并不在于尽可能把我们与自身的历史断开，而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钱穆先生指出：“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颜元的豪杰人格及其现代意义

理想人格是儒家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醇儒作为宋明儒者理想的人格典范,盛行于其时,它过分偏重内在德性的涵养,忽视外王层面的工夫,因而鲜有经世之材。清初学者颜元一反其道,主张回归周孔正学,力倡事物之学,把价值观的重心转移到了外王层面,据此树立起一种以经世致用为特征和归宿的豪杰人格。此种人格以智、仁、勇为必备要素,具有经验性、实践性和有用性三大特征,谓专于一技则不失为豪杰,它对于现代人类面临的诸多人生和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阿奎那对共有之善的三重区分

阿奎那认为,向往善是意志的必然倾向,但意志之所以会选择一个善的目标,并不总是因为它与最大的善,即上帝有关,而主要因为它是“共有之善”的体现。他所说的共有之善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中,表述性的共有之善并不是道德行为的直接原因,而只是后者的种类和形式。因此,每个人所追求的幸福都需要服从原因性的共有之善,即公正秩序的安排,而保持这种秩序的手段则在于实用性的共有之善。     

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疑难

在马基雅维里的研究领域存在着一个共识,即马基雅维里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这可能也是马基雅维里的方法论内核。但是,《君主论》最后一章的叙述、修辞和论证却无不表明,马基雅维里思想中包含着某种“不太现实”的成分。并且,按照休谟等人的看法,马基雅维里的“新方法和新秩序”,并没有触及现实的力量,只是一种对现实的邪恶想象,甚至或许只是一种“邪恶”的“乌托邦”。因此,似乎更应该将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理解为某种“极端主义”。但更进一步说,极端主义也只是理论层面的设定,在实践上马基雅维里却是要用“极端”的手法,造成一个“正常”的幻觉。     

如何理解“以事观之”——答王西平同志

本文着重对有关“事”的哲学意义的不同看法作出若干回应。“事”的考察首先涉及事与人的关系，作为人之所“作”,“事”并非凝固不变、仅仅以某种现成的形式存在。与人自身的存在会经过一个从早年到晚年的过程一致，人所作之事也存在相应变化。同时，尽管事在因人而作这一意义上不同于本然之物，但二者并非毫无关联。事非凭空而起，而是以物为对象；物则通过人之所作而进入事，由此扬弃其本然形态。作为“物”与“人”关系的一个方面，“日光、空气”等自然对象与人的互动，也应作具体分析。在人的存在过程中，空气、阳光等自然对象之满足人的需要不仅涉及新陈代谢意义上的自然之维，而且也与人的多样活动相关。就本然世界、实在世界、现实世界的分梳而言，所谓本然世界，主要指尚未进入人的知行之域，没有在观念和实践的层面为人所作用的存在；所谓实在世界，在宽泛意义上指不依赖人的存在；所谓现实世界，则是进入人的知行之域，为人所作用，并对人呈现多重意义的存在。进一步看，需要区分形而上层面的逻辑论述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假说，哲学应以科学为根据，但不宜还原为科学。     

略论幸福之邪性与善性

历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幸福论伦理学说,一直以来幸福都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很多情况下,人们总是把幸福跟善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笔者认为幸福不总是和善性联系在一起,有时它也会跟恶即邪性联系紧密,幸福只是一种感受,一种沉醉,一种技能的充分发挥,本身不具有善的性质,也不具有恶的性质。它只是有德性之人实践德行的伴随物,而只要达到了某种沉醉状态,邪恶之人也有可能获得幸福,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但这不代表着赞成用恶行来获得幸福。     

符号系统等级论与颠倒的“言象意”等级之内在理路辨析

语言的“主体性”是本维尼斯特构建“诠释系统”和“被诠释系统”二元等级论的哲学背景，而这一思想形态是以笛卡尔之“我思固我在”论断为源头的———本维尼斯特只是把“人类理性”的“主体性”转移到“语言”上。然而，无论是《周易》中“言象意”传统，还是古希腊诗人或《圣经》意义传释方式都呈现出一个以意义先行，并把语言“工具化”的“颠倒的等级”。无论是经典传释过程还是本维尼斯特的等级秩序，其共性在于都是要把语言内化于意义中。但是，本维尼斯特希望通过否定语言的工具性而直接达到意义层面，实际上是把这一过程简单化了。因为在意义传递过程中，语言的中介性与意义具有差异，但又是内在于意义中的。     

“窗”“牖”──主客体审美关系调控的中介

在我国古典诗词上，“窗”、“隔”的出现频率极高，这不是修辞学上以窗代室的简单的“借代”，而是在我国传统文化氛围中生成的一种具有深刻哲学蕴涵的审美观的体现。纵观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离开来，而是坚定地认为人和整个宇宙实属一体，以儒家为主导的哲学现将人视为复杂的自然等级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环节。认为，人因为只是阴阳两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中一物。所以人与宇宙实为一体，即“人与天一物也。”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于兹藐焉，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百其性。”即天地是万物与…     

明后期政界之纷争──兼论东林学派政争之非直接介入

明末政争是在众多复杂的以地域或师徒关系为纽结形成的政治集团间展开，而非以某两个固定集团为凝定的分野所进行的持久的政治交量。东林党非是以东林学派人物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而是一个涵盖极为广泛的政治概念，是作为“君子”派的对立派人物为打击对方而强加与之的。东林学派人物在学派未形成之先实直接参与了政争，而此时既未有东林学派这一学术团体，也未有“东林党”这一概念称谓。及至这一名目出现，直接参与政争者又非东林学派人士矣；此时东林学派人士的政争参与只是采取舆论影响的间接形式。     

条条大路通罗马——形形色色的IT认证

进入信息时代，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成为“金领”一族，成为众多公司争相高薪聘请的抢手人才，有一把“金钥匙”可以帮你打开这扇成功的大门，这就是——IT专业技术认证。何为“金钥匙”把“IT专业技术认证”说成是一把“金钥匙”一点不为过。这是因为，由国际著名IT企业颁发的的职业证书，证明了你具有某种专业IT技能，为国际承认并通用。这些国际著名IT企业为：Microsoft、Oracle、Cisco、Sun、Novell等。就拿微软公司来说，它在全球范围内所推行的证书主要有微软网络工程师（MCSE）、微软开发专家（MCSD）、微软数据库…     

论道家的"天人一体"观

“天人一体”的观念主要来自于道家。道家所理解的“天”有“外在之天”和“内在之天”两个层面的含义。“外在之天”指大自然，它具有客观必然性和不可战胜性，人在它面前只能陷入不可解脱的悲剧；“内在之天”指人的“天性”，这种“天性”源于大自然。因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与大自然具有同一性。“天人一体”就是要求人们充分认识自我的“内在之天”，即认识自我与自然具有同一性，做到从精神上向自然回归，与“天”合一，从而化解同“外在之天”的矛盾，使自我从现实困境中解脱出来。这种观念贯彻在道家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哲学的人本价值取向与内向型思维模式

中国传统哲学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以自然界为根本对象,而是指向人的自身,反思的是人生的意义和人的本质、价值,表现为鲜明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从思维倾向看,它不是外向型的,而是内向型的。合此二义,我们不妨把传统思维方式称为“以人为本位的内向型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体现在认知方式层面为“心知”原则,体现在思维指向层面为“性体”原则,体现在思维方法层面为“以人证人”原则。这三项思维原则都旨在昭示人的价值所在或心灵安顿之所,在价值观念的深层体现着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     

隐喻三性：普遍性、经验性及规约性

作为一种古老且重要的修辞与认知手段，隐喻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然而隐喻的普遍性又以经验性为依托，是人们关于自身社会实践经验的认知。因此，从这一层面上讲，隐喻还具有规约性。     

改革教学模式培养创造能力

教学模式,也叫教学结构模式,它是教学过程中诸要素的结构之构成方式及其运作过程。目前常见的教学模式,一般为“课堂传授＋作业练习”。中等学校的美术教育同样遵循这一模式：老师根据理论要求,传授知识技能与技巧;学生再按照既定程序,模仿练习,模仿老师,模仿名人,模仿自然,一切离不开一个放在眼前“固定的形”。阿思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文中说,“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对某种表现形式的模仿上,而不是用这种形式去创造。”结果正如人们所看到与听到的：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学诸因素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把握“知识”与“人…     

从汉语的空间化看中西诗歌空间形式的同异

一种文学的形式总不免为它的语言“模子”所塑造。如果说西方拼音语言是一种典型的线性语言,汉语言则具有某种空间化倾向。与此相一致,西方传统诗歌注重时间的线性发展,古典汉语诗歌则倾向于同时并置。打破传统句法的西方现代诗,虽也具有空间化效果,但中国古典诗歌的空间化并非只是由对语言完全任意的破坏才达到的“效果”,而是从空间化的汉语中自然生长起来的“精神”。它具有一种空间整体感,而不是空间断片性,也较少存在西方现代诗歌那种由线性语言本身的限制所导致的空间形式悖论。以空间化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更宜于发挥“画”的审美功能,以时间流取胜的西方诗歌则包含着更多的适宜于“乐”的成份。     

儒家伦理的治道逻辑—一种“权治”视域的考察

如果从行政治理视域来分析，无论德治、人治、还是法治，权力总是治理过程中必然要采纳的形式。在这一普遍形式下，不同历史时期包含不同的治理内容。儒家伦理的治理逻辑建立在 “以德配天” 的基础上。它以天人相通为起点，以天谴论为中介，以天人感应为沟通，从而赋予君主专制权力以神圣性。在解决了这样一个合理性基础之后，就必然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德治，而德治之关键就在于 “保民”、“养民”、“教民”。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境遇，德治又不可避免地蜕化为人治。但人治的不稳定性、偶然性与任意性使得它必然为法治所否定。     

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世界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每一事物都只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环节,都只能存在于与其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中。为了要了解单个的事物,我们就必须把它从整体中抽出来,暂时孤立地去考察它。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一个事物,总是由别的事物所引起的,而这个事物,又总会引起其他事物来。引起某一事物的事物,就是产生这一事物的原因,被某一事物所引起的事物,就是这一事物所产生的结果。事物间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     

真之多元论与真之符合论——两种符合多元论之比较

“真”具有不同的涵义或真具有不同的性质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由此产生真之多元论。然而，逻辑推理的“保真性”要求“真”具有单义性。如何使真概念的单义性和真性质的多元性相协调？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导致向真之符合论的回归，其结果便是真之符合多元论的出现。笔者也持某种符合多元论的观点，其要点是：由“符合”的单义性来保证“真”的单义性，而“符合”的单义性是以外延等同论和内在符合论为基础的；单义的“符合”概念与多重实现的“存在”功能结合起来，达到真之一元论与真之多元论的统一。     

宋明理学研究的新突破--读《宋明理学通论》

宋明理学研究 ,自 80年代以来 ,已获得很大发展 ,通论性的著作更是层出不究。朱汉民先生的近作《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湖南教育出版社 2 0 0 0年版 )正是这一研究背景下从文化视界这一角度诠释宋明理学的力作。朱先生把整个宋明理学纳入文化范畴 ,对他进行了整体性的把握 ,用“道”、“学”、“术”这三个概念对宋明理学进行独到的诠释 ,开创了宋明理学研究的新思路。朱先生首先把文化界定为人的生命活动方式 ,再把文化分为三个层面 :经验性层面、理性知识层面、信仰层面。接着 ,朱先生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了文化审视 ,认为“道”、…     

荀子性论的二维世界

对荀子性论的研究，历来重视从价值判断的层面切入，把他作为古代性恶论的代表，其实这是重表而疏里的表现，因为它忽视了事实判断层面上何谓本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荀子把性规定为“生之所以然”，明确地把人从其他类属中区别出来，而且把先秦人性的思考从经验形下的层面，拉到了理性形上的高度。在价值判断的平台上，荀孟性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相异的只是逻辑起点：孟子的逻辑起点在人性的真性部分，重视的是先天性，理想性；荀子的逻辑起点在人性的伪性层面，重视的是后天性，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