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察今》简析

《察今》选自《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秦始皇的相国吕不韦的门客的集体著作。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余万言。八览每览八篇,六论每论六篇,十二纪每纪五篇,全书共一百六十篇。又称《吕览》。《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类。 《察今》篇系法家言论,与法家大师韩非在《五蠹》中所阐明的“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一致。《察今》强调了因时变法的重要性,说明古今时世不同,制订法令,应明察当前的形势,而不应死守故法。     

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结构体系

《吕氏春秋》在成书之后,在汉代流传过程中,篇目次序发生了变化。《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各篇的编排依据,不是按＂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思想而来的,而是按照《序意》篇所说的＂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的原则编排的。《季秋纪》下属四篇与《孟冬纪》下属四篇之间位置颠倒,这是人为的,性质与《十二纪》＂纪首＂割为《月令》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印证＂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阴阳家思想。     

《吕氏春秋》评介——兼为管敏义先生《吕氏春秋译注》序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使其宾客人著所闻,集论而成(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就是说,这部书是吕不韦使他的门客,这个写一篇,那个写一篇汇集而成,共十余万字。 此书分为三大部分,即《十二纪》《八览》《六论》。排列很整齐。《十二纪》,每纪五篇,附《序意》一篇,共六十一篇。《八览》,每览应该是八篇,今《有始览》亡佚一篇,所以《八览》只存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今全书共一百六十篇。     

陆机《晋纪》《三祖纪》《晋书》三书关系考

晋惠帝元康八年,陆机以著作郎身份参与《晋书》限断的讨论,此为其日后撰写《晋纪》之肇端。陆机《晋纪》成书于晋惠帝太安年间(301—302)为平原内史时,而非元康末、永康初(298—300)为著作郎期间。该书由《三祖纪》和《武帝纪》二部分组成,其中《三祖纪》成书较早,且曾单独流传。因《晋纪》之《三祖纪》不以编年体而以纪传体形式撰写,加之陆机曾参与惠帝元康八年关于《晋书》限断的讨论,故陆机《晋纪》又多被称作《晋书》。     

从《夏小正》到《吕氏春秋·十二纪》 ——中国年鉴的雏形

年鉴是从历书发展而来的。《夏小正》和《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月历,按月安排全年的生产、政务、祭祀等活动,具有指导生产、政务、宗教活动的功能,蕴含了原始年鉴的主要特征。这说明在二、三千年前,中国已出现了年鉴的雏形,其之所以没有发展成近代意义上的、成熟的年鉴,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历书是统治者的专利品,没有将它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去。     

试论《吕氏春秋》的自然观和认识论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相吕不韦使其门客所著。全书二十六卷,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纪"“览”“论”各统子目,凡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成书的年代,据十二“纪”末之《序意》篇说,是“维秦八年”,据高诱注,即“秦始皇即位八年”(公元前二三九年)。 当时已是战国末期,诸候封建割据的局面即将结束,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即将到来。随着地主阶级政     

《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

《吕氏春秋·序意》篇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问十二纪".高诱注云:"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古人的习惯,书作成后才作序,则《吕氏春秋》成于秦始皇即位之八年(公元前239)是没有问题了.然而《序意》篇又说"岁在涒滩",依太岁纪年,"涒滩"是"申",而秦始皇即位八年是"壬戍",不是"申",所以太岁纪年与干支纪年不一致,则"秦八年"即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之说有必要重新考虑.清孙星衍就此作过考订:"考(秦)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岺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     

《吕氏春秋》生律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在《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律》篇中,记载了战国晚期的十二律生律法。由于历代以来对其中关键术语"上生"、"下生"和"为上"、"为下"的不同理解,造成了生律顺序上"先益后损"还是"先损后益"的争议。近年人们从学术史的清理入手,最终倾向于主张"先益后损"。同时,人们还引入了放马滩秦简《律书》作为微观技术旁证,引入了阴阳五行文化作为宏观文化背景,试图从总体上把握战国至汉的生律法总体变迁。     

论《吕氏春秋》中乐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的主要思想——重孝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作为治国的根本;其贵信等思想亦被《吕氏春秋》合理吸收,作为君主修身的重要内容;乐正氏之儒具有兼儒墨的学术特点,这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术特点十分接近;乐正氏之儒是通过尸子而在秦地传承。从而为吕不韦所熟悉与采用;研究《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形成,尸子这个人不应该被忽视。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陆机为太康之英新说

陆机为太康之英的评价本出自钟嵘的《诗品.总论》,但是后来有不少的论者不同意此说,或认为潘岳胜于陆机,或认为左思胜于陆机,总之,太康之英的桂冠不该属于陆机。笔者认为,不管是从人格魅力、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还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来看,太康之英的桂冠非陆机莫属,钟嵘对陆机的评价实为千古定评。     

论清初《诗品》接受史的“异质性”--以陈祚明对潘岳、陆机、陶渊明的批评为中心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对《诗品》的批评存在鲜明的异质性。陈祚明反对钟嵘“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认为钟嵘对陶渊明品第不当,对诗旨阐发不足。他认为潘胜于陆,陶诗可与杜诗并驾齐驱,陶诗亦有入世之意,不宜专以隐逸述陶诗之旨。钟嵘之所以强调传统,否定新变,是为了反对以沈约为首的声律论;陈祚明之所以主张溯唐诗之源,提倡“情为辞先”的诗学观,是为了折中调和明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不同的诗学语境、批评目的,导致了“异质性”的产生。     

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

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一书主要内容包括校勘文字、考证史实、志疑释疑、驳斥谬解和评文论法等。该书据当时通行之本为说,既是为《史记》而作,更是为读《史记》者而作。该书的价值表现在恢复《史记》原貌、写评点密切相关、勇于怀疑的精神等。该书的不足有不当疑或疑而不当、校勘考证失误、评论不当等。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济北诗话?对宋学之受容新论

国内学界一致认为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受宋代理学影响较深,其以“适理”、“雅正”论诗就是典型例证。但作为一个佛学修养高深的禅僧,虎关从深层上更倾向于以禅学论诗;其论诗须“自得”“醇全之趣”实质就是禅宗发明本心之回响。虎关“适理”论中含蕴理学与禅学两种思想影子,更接近于融汇禅学、心学于一体的严羽诗学。     

也谈钱钟书先生与《全宋诗》--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

本文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通过分析其对《全宋诗》所作的有关补正,认为《宋诗纪事补正》一书有助于我们全面而准确地评价钱钟书先生在宋代诗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对《全宋诗》的修订和完善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越国民族源流考

于越为夏帝少康之后,自先秦到两汉时期,并无人怀疑。三国吴人韦昭对《郑语》:“芉姓夔越”作了断章取义的解释,作出“楚、越同源”的错误论断。后代以此为据,以讹传讹 。本文考证夏、越关系的源流,考证了史伯与司马迁的关系;访问了夏越后裔,从而纠正了“楚、越同源的错误说法。”     

纪昀《瀛奎律髓刊误》的得与失

纪昀批评方回《瀛奎律髓》有《瀛奎律髓刊误》一书,虽然在全书之总序中,对方书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但是在书中之具体评语中,却承认方回有大量“精确之论”。本文对纪评之得失作出详尽分析,揭示纪评由一概之抽象否定到大量之具体肯定的深刻矛盾现象,指出研读《瀛奎律髓》,既不能存《瀛奎律髓刊误》先入之见,以妨碍对方回原评的正确理解,也不能置纪昀之卓论精识于不顾,需要仔细判别,参酌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