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革命逻辑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刻蕴含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及其权力变迁是由一种"反制度的"的价值或思想表达出来的事实.那些尚未被实现的,以及尚未在明确的制度形式中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和理想常常是权力变迁的最终根源.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革命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话语存在的,更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社会实践.把这样的革命在价值层面所包含着的深刻蕴含予以遮蔽或歪曲.与其它所谓革命混为一谈,则是不足为训的.     

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以东固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大都是小地主、富农的身份,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确保了秘密割据的有序运行。与那些初期就依靠军队开拓的割据区域相比,东固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群众更为广泛的支持。但是当革命由中心区域向外扩展时,军队就不得不成为宣传、动员的主体,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就逐渐疏离,军事斗争的成败成为动员工作的晴雨表。农民的革命训练不能一蹴而就,外力型的割据与内生型的割据相比,在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上有着先天的不足。     

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关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在马克思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即:在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中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系统,同时在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丰富和发展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最后在这两种互动的批判中基本完成经济学革命并使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启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学说的整体性实际上包含着对后人研究和发展其哲学的一个最为根本的方法论要求——从其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和发展其哲学。为此,就必须形成由批判理念、问题理念和时代理念构筑而成的跨学科意识。     

从哲学革命到资本批判——重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逻辑与实质

传统教科书模式系统地遮蔽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性,因而也就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要超越这种片面的解释模式,亟需阐明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的统一性,并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逻辑与实质等根本性问题。从历史视角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内容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意识不断生成、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相统一的科学方法不断成熟的过程。从逻辑视角看,马克思哲学革命内含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三个理论层面,三者彼此交织,结合为一个理论整体。由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哲学—政治经济学"总体性革命,其核心在于哲学革命与资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意旨并不在于建立某种包罗万象的思辨哲学体系,而是在于开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与内在超越的历史路径。     

天地人生大舞台——京剧名伶田际云与清季的维新革命

清季戏剧与社会均面临改革,而戏剧和社会改革同样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优伶结交三教九流,与政治从来渊源甚深,清季民初的名伶田际云即其显例。此公一面登台亮相,与文人票友从事戏剧革新,一面广泛交游,凭借出入内廷宫禁之便,相继与维新革命活动发生程度不同的联系。而戏里戏外,情景交融,真假虚实,浑然一体。田际云革新戏剧,与文明戏(即话剧)南北两派的代表关系颇深,其与北派王钟声的交往前人着墨较多,而与南派任天知的关系其实同样精彩。三人在舞台上下的言行如出一辙,浓缩了清季社会风云变幻的时代相。     

清末学生的革命与不革命——兼论清末印象与历史在场

清末时期,随着政府变革动力的加剧,作为新政重大成果之一的学生群体,成为社会最新兴力量并崛起于时代.但年龄因素与时代冲动促使学生恃宠而骄并在思想与行为上不断背叛政府"学为己用、大力笼络"的战略意图.学生群体的叛逆可分为革命与不革命两种.革命体现了时代的激情,是清末时代冲动与狂飙年龄特点共生的产物.不革命则表现了群体中少有的冷静与睿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持重在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理性回归.不革命体现个别学生对于社会远景"举一望三"的深层次理解.由于传媒扩张效应所造成的思想裹挟现象、学生个体认知及政权维护之需要,清末印象在被溯求于学生革命意志与行为方面变得扑朔迷离而渐成假象,历史在场被有意无意的大肆毁掉,第一历史与第二、第三等次生历史在相形见绌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形成了今天在清末历史认识上的困惑.     

哥白尼革命时期的科学与宗教关系——基于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

科学是探究自然真理的一种活动,宗教是人们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种存在,科学与宗教分属不同的领域,它们之间有不同的根本目标,似乎并不存在直接的矛盾。由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比较复杂,所以本文聚焦于哥白尼革命时期的科学和宗教,选取了诸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科学家。通过阐述科学家的发现,科学与宗教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科学思想与宗教学说的关系,就是教会如何解读《圣经》的关系。     

已知的历史抉择与未知的艰难探索——中国辛亥革命与俄国二月革命之比较研究

基于俄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仔细研究俄国二月革命便会发现,它与中国辛亥革命在许多细节上存在不少惊人相似之处.对于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让人们认识到中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中俄建设社会主义却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只有以一种准备"艰难探索"的心态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才能避免急功近利带来的错误,进而以一种和谐、开放的心态在"两制"并行的时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效果历史"——理解之维的哥白尼革命

"效果历史"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他的诠释学和客观主义诠释学间的分水岭所在。伽达默尔正视了理解作为"效果历史"之实相。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以及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经典所作的不同诠释,佐证了伽达默尔关于理解是"效果历史"事件似的自我理解的历史性判断。伽达默尔关于理解是"效果历史"事件的深刻洞见,开启了一场诠释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与革命历史主体的诞生——论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与强化

革命文学试图将革命信仰深植广布在个体之灵魂深处,以此达成再造历史主体的宏伟目标。一方面,革命文学通过对"转换"模式的反复书写,借助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这一宗教形式来凸显革命信仰拯救灵魂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革命仪式的精心描摹或仪式化场景的刻意营构,为获得了革命信仰进而成长为革命英雄的个体提供神圣性的确认,展现出在集体暴力作用下个体社会地位的"逆转"。在庆典仪式营造的"狂欢"中,革命信仰得以广泛渗透于处在狂热状态下的个体灵魂内部。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强化与推广,其用意在于借助文学叙事与审美的力量,缝合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通过文学想象来改变个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重塑个体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实现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从而干预社会实践,实现再造社会现实与革命历史主体的宏大目标。当革命信仰成为主宰个体一切行为的精神力量,成为个体意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个体固然由此摆脱了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具有了高尚、伟大等神性特质,但同时也交付出了精神的自主,从身体到精神都皈依于"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成为个体心灵深处坚不可摧的"信仰",固然有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但当社会历史层面的"革命"结束了,个体精神中的"革命"冲动却与其言谈举止、思维方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甚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要清除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正是历史带给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悖论。     

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以上海为中心

1949年以后,革命文化借助国家力量,以一种风行草偃之势"迅速地从一种局部的、边缘的和地区性的文化变为统领全中国的主流文化".当革命文化由农村而城市,与都市文化相遇的时候,二者之间的互动与消长,抗拒与变迁,以其复杂多态牵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变迁.以多元文化为主体的上海都市文化在1949年后,也迈入革命文化一枝独秀的时代.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隐性构造,上海都市文化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使革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上海的特征.     

暴力革命还是和平革命?——关于马恩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理论的历史考察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特别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理论,甚至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理论就归结为暴力革命理论,而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平革命、和平改良道路的理论,却疏于关注和挖掘。实际上,和平革命、和平改良道路理论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理论的重要内容,它不仅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和强化,直至最后占据了相对主导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理论是一个生动的实例,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然精神品格。     

从居民委员会到社区委员会:内源性革命与民间社会的兴起

全国社区建设运动方兴未艾 ,社区管理与社区政策成为国家政策议程优先领域。社区建设核心是深化社区体制改革 ,关键是社区组织结构—功能转变 ,目的是建构新型社区。实证研究发现 ,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最大的结构性矛盾是社区自治组织与国家的关系 ,其实质是国家何时和如何光荣退出社区自治领域 ,以重构国家、市场与社区的金三角关系模式 ;城市社区建设、市场经济和民间组织发展已引发当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革命的社会影响是民间社会兴起 ,并为市民社会发展奠定社会基础。革命性质既不是单纯由上而下的推动 ,也不是纯粹由下而上的革命 ,而是社会结构转型处境下中国城市社会的内源性革命。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泛称到特指:“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历史定位

在中外文化史上,"革命"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涵义。中国现代文化中的"革命"则是一个"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所给定的涵义存在语义关联,但更主要的还是继承了西方现代革命运动的政治文化精髓。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革命"最初是泛称的,但随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主流地位的确立,它逐渐成为一种特指。由想象现代中国革命而形成的"革命文学",最初也是一种泛称,它伴随着中国共产主义政治主流地位的确立也成为一种修辞的特指。"革命"与"革命文学"对于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和文学思潮的特指,是一种历史的定位。     

"改良"与"革命":20世纪中国启蒙逻辑的再诠释

改良与革命是20世纪两个十分显赫的关键词,也是与启蒙话语密切关联的实践路径。就启蒙本身而言,近现代中国有“弱势启蒙”和“强势启蒙”之分;就启蒙导引的现代性进程而言,又有“激进”与“保守”等理念之别。本文在百年启蒙历史的“骄嚣”中,梳理出了由两种基本路径组成但又由两种路径演绎出的形形色色的现代性谱系。     

话语的革命与颠覆:对“工农兵文艺”思想的考察

继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出"人的文学"之后,进入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树立了"人民的文学"的视野,尤其是"工农兵文艺"成为文学创作的政策与指导思想之后,"工农兵文学"创作日益演变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形式,在政治意识形态设计、导演下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文学运动,最终成为新兴政权重塑社会阶层结构的政治实践,同时成为新兴政权演绎社会革命合法性的一场辅助性的话语实践。     

义理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后果——对民国前期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内生结构的考察

用“刺激-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起因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一模式忽视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在原因。1915-1919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明显的激进化趋势,并且在1919年之后,这一激进态势得以长期持续。而1916-1927年也正是日本对华政策大幅度缓和、中国在国际上的生存环境明显改善的时期。这正好说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其内在原因。这种内在原因主要是一种深受传统义理观念影响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扩散。义理民族主义观念能够产生较强的社会凝聚力,但也排斥弱国外交中的必要的妥协,最终使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恶化。反思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多义性。     

化解人权与主权之间的紧张:国际法准则和中国历史的逻辑

1990年代关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辩论建构了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但无论是根据国际法准则 ,还是从西方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逻辑来看 ,人权与主权都是同一的 ,即统一于“人民主权”论。之所以会出现人权与主权孰高的命题 ,是因为发生了学理上的混乱和法理上的糊涂 ;如果引入“政权”项 ,这种对立结构便可完全被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