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文武区分和文臣统兵

宋朝对官员的文武区分比前朝严格,以重文轻武,以文制武,防范和猜忌武将为传统国策。 据《宋史》卷158 《选举志》说:“太祖设官分职,多袭五代之制,稍损益之。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其后典选之职分为四,文选曰审官东院,曰流内铨,武选曰审官西院,曰三班院。元丰定制,而后铨注之法悉归选部,以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流内铨为侍郎左选,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三班院为侍郎右选。”这段文字介绍了宋时文武官员的入仕之途和负责大部分文武官员铨注的机构演变。 事实上,宋朝文武官员入仕之途颇为驳杂,而非上述的“贡举”至“从军”五等所能概括。对文官来说,自然是科举入仕最为荣耀。据《永乐大典》卷14624《吏部条法》载,武臣有“武举出身”,“军班出身”,“武艺出身” 等等。宋朝虽设武举,而武举并非是武将的主要来源。洪适甚至说:“武举人以文墨进,杂于卒伍,非便也。”有的武举人“既第     

《元史·选举志》勘误二则

《元史》卷八十三《选举志三·铨法中》载:“十六年,部拟:‘管匠官止于管匠官内迁用。其身故匠官之子,若依管民官品级承荫,缘匠官至正九品以下,止有院长、同院务,例不入流品,似难一例荫用。’”(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2060页)按:《通制条格》卷六《选举志·荫例》中载有上述匠官荫例的原文,曰:“至元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承奉中书省判送,本部呈,约会到工部官一同议得,既管匠官已拟议于管匠官内迁转,其身故官员弟男,若依管民官品级取荫,却缘照得已拟匠官品级,至正九品以下,止有院长名分,同院务,例不入流品,似难一体荫用。”校之原文,《元史·…     

初唐诗杂考(四十八)——《奉和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诗系年考辨

《全唐诗》卷四十四收录了刘祎之、元万顷、胡元范、任希古（一作知古,一作奉古）、裴守真、郭正一等所作《奉和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诗,刘祎之诗题下注：时咸亨四年。按：此诗系年有误。据诗题,太子纳妃与太平公主出降在同时。考《旧书·高宗纪》下：“（咸亨四年）二月壬午,以左金吾将军裴居道女为皇太子弘妃。”“冬十月乙未,皇太子弘纳妃毕……大　三日。”证知咸亨四年纳妃的是太子弘。而此时太平公主尚幼,据《旧书·高宗诸子传》载：则天皇后生中宗李显、睿宗李旦、孝敬皇帝李弘、章怀太子李贤。则天所生四子中,李旦最小,据…     

春过郇邑《郑谷集》补佚一首

文倬天编《三水县志》,卷四《艺文志》载郑谷诗《春过郇邑》二首。其一云: 百里花封俗化淳,名踪盛迹半犹存。 峪评白虎藏岩洞,地涌金泉过石门。 旧县城(秀页)三水镇,故家树老五林村。 碑残堕落夫人塚,苔藓年年长泪浪此诗题下署唐·郑谷,名下注云:“宜春人,号郑鹧鸪。”今按:《全唐诗·郑谷集·鹧鸪》题下注云:“谷以此诗得名,时号为郑鹧鸪”又:该志卷二《地理·山川》“白虎峪”条:“白虎峪在邑西北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石达开评价的综述

今年是太平天国著名軍事将領石达开牺牲100周年。关于石达开的評价问題,近几年来学术界尚存有各种不同意見。一种意見認为从他的阶級出身及具体行动看,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革命者,而是太平天国內部的右翼分子,是剝削阶級的代表。另一种意見認为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杰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对革命一貫忠心耿耿,对人民爱护备至,对敌人深刻仇恨,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个出色的农民革命英雄。第三种意見,基本上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見,但認为他对革命虽有过杰出的貢献,却也犯了很大的过錯,这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阶級条件的限制。他的分裂行动和最后对敌妥协的表現是农民阶級散漫性、狭隘性和自私性的突出表現,我們不能为他的缺点辯解。但总的說来,是功大于过。上述三种意見的分歧,集中地表現在下列几个問題上。     

洪承畴的招抚与孙可望的降清

关于南明永历朝廷内讧,孙可望、李定国水火不相容,以致交水之战孙可望一败涂地,穷蹙而奔降于清朝的史事,已经为人所熟知。但是,清朝如何运用“剿抚”策略,使孙可望叛明降清的经过,则不大为世人所知。本文想依据档案材料,对这一过程作初步探索。孙可望降清后,曾向顺治皇帝福临呈有揭帖,其中说:“所以间关而来者,盖仰慕皇上之圣明,经略之推置,岂曰聊以图存乎!”(《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176页)而福临在晋封孙可望为义王的敕谕中,也说:“今卿率众携家,乘机来归,知卿处心积虑,向化有年。即此一旦翻然,便为识时俊杰。”(《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一个感激经略的推心置腹,一个嘉奖降臣的“向化有年”,彼此之间灵犀相通,看来已非一朝一夕。这里提到的“经略”,指的是“钦命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的洪承畴。此人早在明朝便以镇压农民革命起家,降清后,曾为清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顺治十年(1653)五     

《离骚》:原型追索——兼论求女之本真意涵

作为楚辞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离骚》文本充满难以索解的巨大疑难。其中最为独特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莫过于抒情主人公屈原在诗篇后半部分邀游天界的求索历程（Questprocceeding）中设置了三次求女的奇异情节。如果说诗章前半部分是情感的直抒性表露,是诗人内在世界的自然呈现,那么其后半部的求女情节应该如何理解把握呢?作者为何求女?所求之女指寓什么?在整篇弥满着浪漫意绪的文字中,求女情节的性质归属为何——是实写,还是虚写?这些处于隐喻象征体系与现实人物之间的暖昧难解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自秦汉以降数千年的楚辞阐释者和注解者,这直接关注和影响着《离骚》诗作内涵的体悟与艺术价值符码的解读。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此辞难通处,无如中间求女三节。然文意坦然明白,寄情属望之恳到全在此段……历来往家莫有得其说者。”近人游国恩先生也指出:“《离骚》有求女一节,他在登阆风,反顾流涕,哀高丘之无女以后,又想求宓妃,见（女戎）女,留二姚,而三次求女都归失败。这一节的真正意义,从来注家都不了解。……越讲越糊涂、越支离,令人堕入云雾。这是《离骚》中一大难题。”传统学者对“求女”一义的假说性阐解大致可归结为六种:（一）求君;（二）求贤臣;（三）求隐士;（四）求诸侯;（五）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一）

本章译文主要概述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到祥之查仁（shang-kyi-tsha-ring）地方向大成就者乌坚巴求教以及乌坚巴圆寂。虽然乌坚巴没有担任让迥多吉的传戒老师,但他一直是让迥多吉的最主要的上师,直到1309年圆寂。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不仅随从乌坚巴等上师学习噶玛噶举派的各种显密教法,而且还学习过宁玛、希解等教派以及噶举派各个支派的教法。他勤奋好学,不仅精通医学,而且为了绘制一地图,就用了七支笔,足见他的学习精神是可嘉的。他著有《心要论》、《梦之显宗经论》、《现行之释要》、《喜金刚第二品之注释》、《历算集论》、《释续金刚曼义释》、《三味耶海注》等著作。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是一位没有任何门户之见的僧人,本章记载了他知悉吉祥萨迦寺院缺少佛法资具和法器的情况后,马上召集地方头领和各教派的信众,请求大家为寺院捐资捐物,从此为吉祥萨迦寺院敬献财物者越来越多,使萨迦派教法得以弘扬。由于汉地和多麦地区出现一些邪恶僧人之行为,故不喜欢佛法的大臣们到处议论,将各地不净之僧人（指有妻室的僧人）全部勒令还俗处以刑罚,支应赋税兵役,并命令把他们的寺院毁掉。帝师贡噶坚赞等僧人奏请阻止,未能奏效。是第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亲自出面才阻止了驱逐僧人、破坏寺院等行为。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元朝后期一部分大臣对皇帝笃信佛教的做法是持反对意见的,同时也可看出噶玛噶举派对元王室影响日益增强的事实。此外,本章还详细介绍了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二次抵达大都等地的活动。他除了为皇帝、大臣及信众灌顶和传授佛法外,还专门回西藏,从桑耶寺取来长寿水献给皇帝;他为了弘扬藏传佛教文化,还将（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赐给他写造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金银交给了蔡巴,造了一部金汁书写的大藏经,并为诸经籍举行了开光仪式。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二次进京的过程中,其地位很快就提升到与萨迦派的帝师、国师相近,这代表了噶玛噶举派与元中央王朝建立关系的历史趋势,也表明了以活佛转世的方式确定的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从一开始就在西藏与中央王朝建立关系方面占据有一定的优势。在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之后,噶玛噶举派已成为元、明中央王朝倚重的一个主要教派。值得注意的是,1334年当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准备返回西藏时,皇帝妥懽帖睦尔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chos-thams-cad-stong-pa-nyid-du-rtogs-pavi-sangs-rgyas-karma-pa）,赐给了水晶玉印及金字牌符,并赐给他的亲炙弟子多康定真桑波（ting-vdsin-bzang-po）和蔡巴格迥钦波（tshal-pa-dge-sbyong-chen-po）等司徒印信,赐给（噶玛噶举派）在杂日等地的新旧寺院以金锭等大量物品。还下令在粗布寺为皇帝加严图（vjav-yan-du）兴建影堂（yin-thang）,在粗隆地方设立＂达尔罕＂（dar-rgan）之官职。此译文承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黄颢先生刊登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34至43页的译注。另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译文中人名和地名皆采用藏文拉丁文转写,特此说明。     

西南联大时期的朱自清先生

在中国现代新文学史和爱国民主运动史上,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朱自清和闻一多虽然个性风格相差很大,“一多宏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谨严。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冯友兰先生语,见《冯友兰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但他们之间确实有着密切关系及许多相同之处同为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同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及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同为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的著名学者,同为爱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并且,在闻一多先生殉难后,又是由朱自清先生担负起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的重任,两年后,朱自清先生也由于辛劳贫病而去世。相同的道路,相似的经历,相同的事业,相似的人格,折射出一个时代里追求民主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这里,仅就抗战时期朱自清在西南联大的工作、生活情况作一展示和介绍。朱自清先生,字佩弦,1898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20年中毕业于北京大学。1925年应聘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1932年后任系主任。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当时著名的诗人利作家,朱自清创作了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名篇,如《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荷塘月色》等。1937年抗战爆发后,作为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随校南迁,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结束,三校迁往昆明介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师生也随之辗转赴滇。朱自清与冯友兰、汤用彤、陈岱孙等清华同事一起,先由长沙到桂林,再由桂林经南宁出镇南关到越南河内,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入滇,于3月14日到达昆明。迁滇之初,由于昆明校舍不足,西南联大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暂设于滇南蒙自,租借蒙自海关、法国领事署和法国医院旧址为两学院校舍。朱自清被聘为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和教授。1938年4月4日,朱自清由昆明赴蒙自。6月4日,朱自清夫人陈竹隐经过艰难奔波,带着孩子由北平来到蒙自。联大文学院在蒙自的办学时间仅为一个学期(1938年5月至8月),虽然时间很短,但师生们却在蒙自度过了一生中一段新鲜而愉快的时光。在1939年初所写的《蒙自杂记》一文中,朱自清以怀念而愉快的笔调写下自己在蒙自生活期间的见闻和感受。在文章的开头,朱自清写下了这样的话语“我在蒙自住过了五个月,我的家也在那里住过两个月。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在文中,朱自青记下了蒙自城的民风民俗,记下了抗战初期边城民众的抗战热情,记下了南湖风景,记下了狂欢的火把节……联大文学院迁回昆明后,朱自清继续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39年,因健康原因辞去系主任之职。在联大,朱自清开设“国文”、“宋诗”、“文辞研究”等课,对教学极为认真负责。一次,朱门清身患痢疾,可他仍坚持为学生批改作业。夫人劝他休息,他说“我答应明天发给学生的。”就这样,朱自清在书桌边放上马桶,为学生改了一整夜的作文,自己也拉了三十多次。天亮吋,朱自清脸色蜡黄,眼窝凹陷,人都变了相,仍然坚持去为学生上课。几年后,朱自清在重病时提出这件事时说“我的身体不行了,悔不该那次拉痢疾还熬夜,使身体太亏了。”“文辞研究”是选修课,只有两名学生选修,朱自清仍一丝不苟地认真讲授。朱自清批改学生的作文都是字字斟酌。一次他给一个学生的文章改了一个字,过后他又把那个学生找来说“还是用你原来那个字吧!我想还是原来那个字好。”(陈竹隐《追忆朱自清》,载《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在教学之余,朱自清勤奋地研究和写作,撰写了《经典常淡》、《诗言志辨》、《新诗杂话》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