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嬗变——对全球化背景下基督教发展趋势的考察

本文认为,当今时代,虽然“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经济、法律、政治的全球化方兴未艾,但“文化的全球化”将是个例外。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一体化”,而试图以文化的“一体化”与“单一化”取代文化的多元并存与共同发展将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且在今天处于强势地位的基督教,在其全球范围内尤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应该积极推进其“处境化”、“世俗化”和“共生化”的历史进程,以期达到与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融会贯通、共生共荣,从而顺利地传播其福音。     

新诗:焦虑中的创造

本文从文化焦虑的角度对新时期诗歌的创作进行分析 ,指出一些诗人面对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两个“他者”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焦虑” ,并试图采用“魔鬼化”的方式进行超越。文章结合八九十年代全球化的语境 ,对新时期诗歌中的文化焦虑进行了文化反思。     

中国涉外法治研究主体性建构的悖论及其超越

当前中国涉外法治研究的主体性发展陷入“既自我认同又自我否定”的困境中。西方以“全球化”和“现代化”为名主导国际法治并温和渗透到中国涉外法治知识体系。在此影响下,中国学界开始自我东方化:一方面认为中国与西方在涉外治理上的差异是一种“落后”,这种认识激发了强烈的主体性意识和进步意愿;另一方面,在建设中国涉外法治时,又因“落后”情结而认为中国本土缺少可行的知识资源,只能依赖西方,而西方知识资源的长期影响又抑制了中国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摆脱这种困境应当立足于中国实际,接纳和吸收来自西方的、本土的以及非西方国家的涉外法治理论与经验,形成多元化的涉外法治知识资源格局。     

“领域化”理论范式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前景

“领域化”理论范式在西方语境中已有较大发展并被广泛使用,但在中文语境中却局限于政治地理、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研究中,在人类学学界中并未获得足够关注。梳理“领域化”理论范式产生的背景（即空间的社会属性研究转向）、发展现状以及在人类学中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存在中英文互译和东西方社会性空间观差异的问题,而这正是人类学可为之突进的方向。此外,全球化中多维度、多尺度复合空间的领域化耦合以及领域空间内容和属性的研究,也同样是人类学应当关注和讨论的议题。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迷恋与焦虑--西方的"东方情结"试解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 ,西方的“东方情结”一直主导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对话。西方何以迷恋东方 ?而东方在西方世界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西方的“东方情结”是迷恋与批判意识的混合 ,无论是出于对东方的浪漫化或是对东方的好奇 ,西方表现出的“东方情结”都是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与超越的内在需要 ,也是西方文化“焦虑”的表现。“东方情结”包含着西方对东方的复杂情感 ,通过对这一复杂情感的理解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西方知识界“东方转向”的本质     

质问全球化

全球化的实质是西方化、市场化、资本主义化。在这种强势下 ,依然存在着地域化、本土化、民族化、个性化的不可阻挡的潮流。所以 ,全球化、一体化和个性化、独特化 ,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历史趋势。单方面强调全球化、忽视其他方面是不合理的     

全球地域化视域中中国内地与西方社会工作教育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内地与西方社会工作教育关系的研究,学界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全盘西化"、"西为中用"、"本土化"、"全球化"和"扩散论"等,然而这些观点都不能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全球地域化则提供了另一种新的范武.当前,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教育发展遇到的最大问题并非是由全球化强势扩散所致,也并非是本土实务经验不足,而是全球化趋势中的地域性反思不足,全球化并没有与地域化进行真正的对话,从而导致社会工作教育的主体性失落.     

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赛义德对东方学的另一种解构

解构东方学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赛义德不仅批判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东方化”,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东方人对“自身的东方化”,本文认为,赛义德视域中的“东方对自身的东方化”主要体现在东方人自身观念中的“西化”意识以及为了对付东方学所炮制出的”西方学”中。本文结合德里克提出的“东方人的东方主义”,对赛义德的“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这一命题进行了较详尽地阐述。     

传播学中国化：在地经验与全球视野

“传播学中国化”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即成为中文传播研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梳理该议题的产生及其内涵外延的来龙去脉,一方面形成对“传播学中国化”较为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接续和回应围绕其合法性和可能性引发的讨论与观点。这些论争隐含了“传播学中国化”作为在地经验的研究与西方学术霸权乃至全球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传播学中国化”应自觉置身于全球知识生产的场域中,首先借鉴和入乎西方理论之内,以研究中国特色的在地经验,彰显其理论的特殊性一面,进而超越和出乎西方理论之外,在全球视野中互映中西方传播理论,在对话融通中提升中国传播理论的普遍性一面,最终实现理论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统一的全球在地化。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他者化”问题

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理论学科对于现实的介入性以及跨学科的存在样态,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常常由于定位不明而走向自我放逐,成为失去学科自主性的“他者”。这种自我身份的迷失,带来的是话题的不断涌现、原创性的薄弱和学科持续性发展能力的匮乏。客观地说,中国近三十年文学理论“他者化”的发展和演变,受到国内外诸多思潮尤其是国外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较大,也最直接。文学理论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科学化”、“美学化”、“批评化”、“文化化”等,也问接或直接地植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思潮。同时,由于近三十年国外文学理论传入的“准共时性”,所以,中国文学理论的“他者化”,也明显显示出“密度大”、“转向迅猛”等特点。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做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如何借助法律全球化的“东风”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同样需要各个层面的对话。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或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     

交往方式的革命——互联网的社会后果

互联网可以说是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社会、全球化社会的技术标志。互联网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全球化蔓延的同时 ,也将推动政治全球化的深化进程 ,并加速着全球文化的流动和互生。互联网不仅成为了全球化普遍交往的技术基础 ,而且也带来了主体际交往的“匿名化”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全球知识的再界定——费瑟斯通和他的新百科全书计划

2006年6月由费瑟斯通领导推出的“新百科全书计划·导论卷”将被证明是全球知识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应费瑟斯通之请,笔者评论了该书的哲学创意,着重引申和发挥了如下思想:第一,全球化不是“球域化”,而是“互域化”;第二,现代性全球化之根本错误是将时间性凌驾于空间性之上;第三,“物自体”应当改写为“物彼此”;第四,真正的“全球知识”应该是一个各知识间无限协商的过程。     

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思想述评——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化观点看

汤姆林森将文化全球化描述为非领土扩张化的过程,即文化地方性和全球性的统一,而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是世界主义,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各国积极参与统一的文化体系.本文从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点出发对汤姆林森的文化全球化理论进行述评.     

多元还是一元：从国家文化安全视角再读汤姆林森的文化全球化理论

约翰·汤姆林森的文化全球化理论从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入手,阐述了在现代媒体和通讯技术的推动下,全球文化发展的非领土扩张化,并描绘了一幅世界主义的文化图景。其主旨是倡导全球文化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寻求多元发展。全面分析和研究汤姆林森的文化全球化理论,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视角对这一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可以为新形势下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提供启示。     

东方文艺创作的“他者化”倾向

东方文艺创作中出现了“为获奖而拍摄“”为翻译而写作”的他者化创作倾向,其肇因是西方对东方的误读,而东方有些艺术家也在迎合这种误读。这种他者化创作会导致许多问题,东方文艺创作者应该负责任地创作。     

亚太地区在“北约化”吗?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被重新激活且再次扩大。美国拜登政府大力推进印太战略,北约与亚太地区的联系强化,且亚太地区出现超越双边的军事合作关系,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的话题被不断提起。然而,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具有特殊性,冷战结束之后,北约的持续存在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北约具有严格的时空界定和鲜明的文明色彩,是大西洋共同体的重要制度,也是西方国际体系“中心—边缘”结构裂变与重组的产物。中美战略竞争是单一国际体系内的大国关系,而非阵营式对抗,无论是在亚太地区建立“小北约”还是将北约引入亚太地区,其本质在于美国试图将冷战战略强加于对华竞争之中。北约具有地域限制,而亚太地区复杂多元且拒绝阵营对垒,“北约化”只是美国的愿望而非现实。作为概念或者话语,“北约化”需要接受严格细致的历史审视和理论拷问,唯其如此,才能避免预言的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