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暴动”性质辨析

公元前841年,西周发生了一次“国人暴动”。关于这次“国人暴动”的性质,史家作了不同的认定,或认为是平民起义,或认为是工商业者起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本文不揣浅薄,试谈一点粗浅看法。 “平民”一词源于古希腊,时称自由民中的非特权阶层为平民。在中国先秦史籍中,不见“平民”一词,而“国人”一词习见。《周礼·泉府》云:“国人郊人其有司”,贾公彦疏:“国人者,谓住在国城之内,即六乡之民也。”可见,“国人”乃谓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的青岛日侨暴动探析

1932年1月12日,青岛日侨以本地《民国日报》刊登有辱日本天皇的新闻为借口,相继捣毁报社及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导致当地局势骤然紧张.日侨暴动并非一时的情绪失控,其目的在于不仅要干扰中方的反日救国运动,更要为日军出兵寻找借口.但是,暴动并未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中日双方的紧急交涉下,暴动很快得以平息,并未演化为武装冲突.此次暴动的发生与处理结果,对“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制定对日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干扰,间接但却有效地配合了日军在上海的行动.     

试论晚清时期国人引介国外残疾人救助理念的努力

中国传统社会的残疾人救助采取的是以收养为核心的消极的治标措施,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残疾人问题;而西方国家则主张在对残疾人进行收养的同时,尤其强调通过教育手段提高残疾人文化素质,提升其谋生能力,从而最终实现残疾人的自立自强,因此是一种标本兼治的措施。晚清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欧美及日本的残疾人救济理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并将其引介到国内,逐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残疾人救助方式,并在社会上逐步确立了养教皆施的救助理念;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创了中国现代残疾人事业。     

国号与“国人”——石勒的政治取向与胡人地位的法制化

十六国时期羯人石勒建立政权时,顺应中国传统文化选择赵为国号,既体现了石勒的政治取向,也表明了与刘曜前赵政权决裂并与之争正统的意图与决心,但在民族身份的选择上,石勒等人却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点。与内迁民族大多攀附华夏远祖不同,他非常高调地自名为胡,下令号胡人为具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国人,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胡人的政治地位制度化;与此同时,也重禁胡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勒对胡、汉双方的约束,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刘渊、石勒等内迁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胡人不能为帝王的藩篱,但内迁胡族的社会地位仍旧不高,贬抑胡人的现象普遍存在,故而石氏对于有污名化倾向的胡之称谓又刻意回避,将胡物改名,从而有了史书讳胡尤峻的记载。     

清华简《系年》首章新研——兼及“国人暴动”、“共和行政”问题

本文以《国语》为参照,将清华简《系年》首章部分简文重新释文、断句,并做注解和白话译文,在此基础上,分析"国人暴动"、"共和"问题,认为"国人暴动"的"国人"指的是居住于镐京的平民,但废黜、流放厉王的并非"国人",而是姬姓诸侯;所谓"共和"既非周公、召公共同行政,也非"共伯和干王政",而是邵公代行王政。     

略论“一纲四目”主张

在和平统一祖国问题上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于五、六十年代曾提出过“一纲四目”主张。为了总结和平统一祖国主张方面的经验 ,本文对“一纲四目”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具体过程 ,分别作了系统论述与如实介绍。在此基础上 ,本文一方面指出 :一纲四目”主张的提出 ,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一纲四目”主张 ,具有某种程度的不足之处。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历史真相

喀琅施塔得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曾被誉为革命的堡垒,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曾被誉为苏维埃革命的先锋革命的中坚力量。但为何会在革命三年以后突然蜕变成与白卫军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相勾结的世界帝国主义的走狗呢?长期以来苏联的历史教科书把1921年3月发生的喀琅施塔得事件定性为白卫军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在国外反动势力的策动下的反革命暴动。由于该事件的有关文件被作为绝密文件长期封存,人们一直无法了解事件的真相,苏联的史学著作对此的解释缺乏合乎逻辑的交待。该文在新披露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分析,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老子“小国寡民”新论

《老子》的"小国寡民"中"小"、"寡"都是动词,意为"以……小"、"以……寡","小国寡民"即"小其国而寡其民",意为将国家看得很小,将人民看得很少。"小国寡民"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老子》理想社会的描述,而是一种统治术。《庄子》等书将《老子》"小国寡民"的治术之义予以消解,使得"小国寡民"的涵义发生改变,成为一种理想社会的描述,这体现出老子学派和庄子学派在政治观念上的差异,老子学派重视统治术,庄子学派则消解统治术而提倡无治。     

“民俗宗教”新论

“民俗宗教”是群体内对精神存在信仰模式化生活方式的集体表现,具有“信仰”与“仪式”两大体系,包含“民俗”与“宗教”两层内容,体现了宗教的核心要素。“民俗宗教”虽然与制度性宗教具有本质上和功能上的相同意义,但其未被建构在制度化的体制内,而是被排斥在国家认可的五大合法性宗教之外。实际上,“民俗宗教”是一种宗教体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良好模式,其应与制度性宗教具有相同地位,应该而且有必要将其纳入制度化宗教系统。     

孔子“述而不作”新论

孔子“述而不作”新论吴定初“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此语集中体现了孔子对“述”与“作”的价值判断，也是后世论者裁量甚至批评他重述江南作的主要依据之一。不少人认为，“述而不作”的含义是“讲述”而不“创作”。如是观之，孔子看重讲述而轻视创作。笔者认...     

“新论”之“新”——评《郭沫若研究新论》

郭沫若作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一生著述甚丰,且卓有建树。其深远的学术影响广及中国以至整个世界。郭沫若研究从上世纪初发轫,经过了百年的长足发展,已有了相当的学术积累,也不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郭沫若构筑的学术文化高峰,蕴藏太过丰富,迄今为止的研究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未能囊括他的全部。可喜的是,新近出版的《郭沫若研究新论》(秦川著,社会     

何为“意义系统”？“意义系统”何为？

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某种意义系统来整合个体多样性的意义追求，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保证社会整体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过来，个体也可以通过分享群体共有的意义系统来满足主体内心实现自我价值和意义的渴望。然而，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空虚、失落、不安和孤独在一定程度上充斥着人们的心灵，这是意义系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感觉不到来自整个社会意义系统所提供的超越性的精神支撑的结果。     

陈独秀不参加中共“一大”原因探析

党的“一大”召开 ,对党的创立做出最大贡献的“南陈北李”却没参加。无论是公务繁忙说还是不满共产国际包办“一大”说都不能圆满解释陈独秀为何不参加党的“一大”。本文认为 ,陈独秀未能认识到“一大”的重要性 ,对“一大”召开不重视才是其不参加“一大”的根本原因。陈独秀认为建党于 192 0年而非 192 1年的“一大” ,“一大”前党已有全国性组织 ;“一大”代表和早期党员承认当时认识不到“一大”的意义 ;从党的“一大”的内容、参加者会议期间的表现、“一大”后的反应、广东党小组的代表数、李大钊的不参加、“一大”对建党的意义、代表们都忘记开幕闭幕日期等方面都证明 :在建党早期人们对“一大”认识远没有今天我们认为的那么重要。     

韩非“势治”新论

“势”及“势治”因为涉及君主权势,往往与君主的个人性挂钩。但事实上,韩非包括“势治”在内的政治学建构,旨在塑造某种政治权威。在权威的效力影响下,臣民自发地趋向于“富国强兵”的共同体目标。权威并非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权威的效力指向的也并非君主之私利,由此,“势治”呈现出公共性和客观性。此外,“处势”的主体乃是平常的“中主”,这就排除了君主个人性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将治理的关键归结于制度,这体现了先秦黄老和法家的制度治理精神。对韩非“势治”的整体性分析,有助于重新审视韩非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其法哲学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唐代有无“宾贡科”新论

本文主要依据韩邦所辑新罗宾贡进士崔致远的部分稀见佚文,并广泛钩稽中韩多种文献记载,阐释和厘定了唐代“宾贡” 与“宾贡进士” 的特定文化内涵,由此对学术界存在的异说进行了翔实的考辨,提出了唐代并无宾贡科的新见解。     

晏殊诗“富贵气象”新论

本文从富贵心态和审美趣味两个方面对晏殊诗的“富贵气象”进行了新阐释。认为：晏殊在心态上重气氛而轻物欲、“体富”而不“观富”、“怜贫”而不“处贫”,因此其诗多流连而少失落、多体验而少虚拟、多悲悯而少讽谏。其审美趣味包含了节制物象、节制描写与节制理致三大特征。     

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前人讨论中国古代"城市文化",虽然清楚区分了当时的"市民"与欧洲中世纪市民阶层的显著差别,然立足点仍在于探寻"城市文化"之可能蕴含的"自由"、"新型"等等精神,因此明显带有某种理论的预设。若将两宋时期的城市居民视作一个整体,来讨论"市井文化"的特征,从表象看两宋市井文化清雅与市俗共存,骄奢与村愚并现。深入分析可见: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种要素不断聚集于城市,相对于乡村,城市占有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政治核心资源等原因,一如既往地掌握着文化的霸权。执城市文化之牛耳者,仍然是官而非商。唐宋间城市文化发展在政治领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由于士大夫阶层城居、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于是,从两宋时期起,社会文化的中心从乡野转移到了城市。     

“隆庆和议”新论

以往的研究往往把“隆庆和议”的实现完全归功于阿勒坦汗的努力,忽略了其他蒙古首领的积极参与及推动作用.其实,“隆庆和议”前后的“通贡市”活动始终有蒙古各万户首领参与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认识到这一点,不仅不会对阿勒坦汗的历史功绩有所损毁,还可以从新的视角揭示阿勒坦汗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     

“新加坡式民主”新论

建政50余年来,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带领下发展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新加坡式民主"之路。新加坡政治中宪政体制、政党政治、选举机制、法治等民主元素共同构筑了新加坡民主的基石,建构了"新加坡式民主"的主体框架。"新加坡式民主"的建构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加坡历代领导人为"新加坡式民主"注入了不同的特色。东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交融让新加坡在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制度框架中融入了儒家精神的内核,衍生出了"新加坡式民主"的核心内涵体系,主要包括:维系社会共同价值观、建设"君子"执政的"好政府"、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循序互动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民主。     

恺撒“仁慈政策”新论

恺撒的“仁慈政策”应当包括对敌人的宽容大度、对罗马民众的慷慨仁厚和对士兵的关爱优待等几方面内容,它虽然是在高卢战争期间被提出的,实际上它在恺撒走上政治道路时就已经开始推行了。由于它适应罗马社会的现实,因而对恺撒的政治成就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分析历史人物的仁慈（抑或残暴）时应超越人性道德的层面,以社会进步为准绳做理智客观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