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没有受到意象派的真正影响——兼论胡适提出"作诗如作文"的原因

意象派诗歌运动和新诗革命是中西方诗歌史上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前者是诗的技术的小改良,后者是诗的文体的大革命。意象派运动在诗的内容的世俗化和诗体的自由化上,确实影响了胡适及中国的新诗革命。但是胡适所受的影响远远没有通行的观念认为的那么巨大。胡适的“八事”与意象派的“三条原则”和“六条原理”都有巨大差异。中国的国情和胡适做人做学问的个性使他夸大了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及诗体解放的程度,故意忽视意象派的精髓:高度重视偏重于图像而非象征的意象、清晰和有力兼顾的凝炼和适当保留格律形式的诗的音乐性。意象主义的“意象”与中国的“意象”颇异,im agism更应该译为“意像主义”或“具象主义”而不是“意象主义”。     

朱英诞对废名《谈新诗》的改写和续写

朱英诞新诗讲义是在废名《谈新诗》基础上的改写和续写。在认同废名讲义中宣扬的新诗是分行自由诗的基础上,朱英诞坚持“纯杂兼收”的诗体观,在诗语、诗形、诗趣上开放融通,在修辞和格律上打开了自由诗的空间。在讲义编排上,朱英诞重“论”轻“史”,他并不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叙述新诗之发展,而是以近期个人阅读的新诗集为重点,评价诗人诗作之优劣。在他看来,新诗不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必然,他对新诗历史的想象不是一种“聚焦式”的新诗进步想象,而是一种“离散式”的新诗多元发展想象。从讲义中具体的新诗品鉴来看,朱英诞更欣赏那种以散文化写法表达完整诗意的新诗,他心目中的新诗经典是具有古典作风但又“与古为新”的自由诗。朱英诞编写讲义的目的不重历史的评判,而意在通过选诗和评诗呈现自己的新诗观念,建构自己的新诗想象和个人的新诗经典。朱英诞的新诗讲义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现场,有助于打破业已固化的新诗历史想象,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徘徊于理性与审美之间——谈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中国新诗发展之路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西方诗歌的直接作用下发生的。仔细回顾中国新诗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新诗对西方诗歌并非只是一味地认同与追崇,特别是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它既表现出了对西方诗歌在观念上的理性认同,又在审美上常常流露出犹豫与徘徊。这种犹豫和徘徊使得中国新诗不可能踏着西方诗歌的老路大踏步前行,而是经历了异常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现代新诗成为“中国的”新诗。     

新诗之“新”的反思

五四以来，在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和现代观念的影响下，新诗形成了一种“求新”与反传统的价值导向。这种传统在新诗发展初期为其自立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在新诗的嬗变中其扮演的角色却变得逐渐复杂起来，有时反而成为影响新诗正常发展的消极因素。盲目地求新使得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于诗美的建构；“现代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新”,还应该包含对于古典传统“再发现”与建构自身美学范式的向度。新诗的发展目标，究其根本而言应该是诗的、美的，而不仅仅是新的、趋时的。     

中国现代小诗与当下新诗重建

中国新诗目前正面临着重建的重大任务。中国现代小诗以其自身的发展积极支持与配合了新诗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的工作。学界应以小诗为重要切入口之一,切实推进当前新诗建设。     

泰戈尔的自然观与自然诗

泰戈尔既遵从印度哲学传统 ,信奉“梵我一如”(Brahm仭ｔｍａｉｋｙａｍ) ,又相信现代科学。所以 ,他的自然观不但大大超乎前人 ,而且在同侪中也高人一筹。他摒弃了传统的“摩耶”论 (M仭ｙ仭) ,认为世界是真实的 ,大自然充满生机 ,充满神灵、爱意和人性。泰戈尔的自然诗 ,是其哲学自然观的诗化产物 ,数量宏丰且多姿多采 ,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哲学家和诗人在泰戈尔身上结合得十分完美一样 ,在他的自然诗中 ,诗歌和哲学也结合得水乳交融。泰戈尔自然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仁山智水之作 ,不仅仅是抒发个人情感或安抚自己灵魂的需要 ,而是用“真即喜”抵御摩耶论 ,启发民众 ,鼓舞斗志 ,为民族获取“真实中的自由”而歌唱     

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

废名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发现新诗之为诗的根本质素在于新诗必须有“诗的内容”,而古典诗词中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词及其同一脉系诗词亦有这种“诗的内容”,是旧诗中的“例外”,潜藏着新诗发展的根据.这是废名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是对新诗自身的发现.“诗的内容”在废名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指“诗”的内容,从内容维度将“新诗”之“诗”的重要性提上了日程,对新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废名对“诗的内容”赋予了特定内涵,即“当下完全”、“完整天然”等特征,并将此作为判断是否新诗的标准,存在偏颇之处.     

距离审美与深度模式─-九叶诗派流派特征论

新诗是以颠覆旧诗,并与西诗接轨,而走向现代化、世界化的。颠覆既全面又彻底,包括语言形式、内容精神。在诗形诗质、诗学策略、语码系统等诗学领域都发生了一次强度地震,震坍了旧诗及其价值体系,几乎就在废墟上建立起新诗及其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基本上效法西方,而后逐步本土化,形成自己的"独立性"。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广泛接受了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影响,形成自己的传统。新诗传统应当是综合的、涵容上述三种诗潮的传统。那种把新诗传统,仅仅视为现实主义传统的看法,显然失之片面。新诗在短短30年内把西方二…     

新诗能向古诗学什么

新诗与传统的关系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原因在于它涉及新诗发展的方向.不管怎么说,传统是不能割断的.新诗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其合理性,但新诗由于对西方诗的盲目崇拜,又走上了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道路.新诗的西方特征表明新诗存在对于中国传统的学习空间,而新诗能向古诗学习的地方正是中国古诗与西方诗相比独特的地方.一方面,中国古诗由于"兴"的神奇作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象语言系统;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又使中国诗对自然采取平视的态度.这都是新诗首先应该向古诗学习的地方.     

钟摆:新诗艺术之发展轨迹

回顾新诗艺术的发展轨迹,会看到十分明显的“钟摆”形态。这种反复摆动的发展轨迹,从“外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格律体到自由体,再从朗诵诗到新民歌;从“内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白话诗到象征诗,再从意象化到形象化;而从内容角度看,新诗则从抒情小诗到现代史诗,再从讽刺诗到哲理诗。“钟摆”的形态,意味着新诗处于文体的草创阶段。由于草创期没有确定的文体规范,诗人就在诗感、诗观与诗运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寻找最佳的艺术表现样式。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近代诗歌变革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

晚清“诗界革命”以来的近代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处于变革时期的产物,它不仅留下了一大批带有变革倾向的作品,而且开了后来“五四”现代新诗的先河。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诗坛,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变革则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走向世界的朦胧──新诗潮再解读

被指称为“朦胧诗”的新诗潮诗歌运动,是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砾柱中流。在 ８０年初的新诗潮运动中,顾城是最早、最自觉地追求诗歌对现实的超越和向世界无限境界 扩张的诗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呈现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非政治—非现实的个人化— 美学化倾向,另一方面是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自我存在的世界化追求。因此,文学向内转 对（政治化的）现实背景的疏离,同时也是对自我存在的地方性历史性语境的消解,目标 是指向虚空化的世界性存在的。就此而言．顾城在８０年代初期以“小诗六首”为代表的诗 歌具有典型的超前意义。这些诗的文化学意义在于它展示了诗人自我与世界在非时间的虚 空中的不确定关系。对这种根本性的不确定性的体验和揭示,是形成顾城诗歌和新诗潮诗 歌“朦胧” 风格的深层根源。     

谁的“现代”? 怎样的“诗”?——论现代新诗的基本立场与平台

百年新诗的发展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基本同步,因而对新诗的种种争论和探讨,便不能脱离我们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认知与感受,不能脱离于新诗作者自身的现代生存体验,而不必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子下亦步亦趋。对于新诗,怎样的言说才是有效的?我们能否寻求和拥有一些基本的立场和视角以便共享一个最基本的对话平台,而不是让争论成为新诗资源的不断内耗和似是而非的自说自话?现代新诗的"现代"与"诗"就是这样的"平台"之一,这样的寻求有时并不在别处,它就在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起端。     

胡怀琛、周作人现代小诗研究之比较

1920年代,以胡怀琛和周作人为代表的现代小诗研究,是新诗诞生以来第一次对传统诗学的认真反思,同时又是对西方诗学的深层次思考。他们的研究既有相同之点,又具相异之处。特别是胡怀琛的小诗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今日看来,它们对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新诗的“散文美”——论艾青关于新诗的一个美学主张

新诗的“散文美”这一奇特,尖新的美学主张,是艾青于一九三九年在他的《诗的散文美》一文中提出来的,并贯串于他的整个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本文想结合他的诗论与创作,联系新诗发展的背景,对“散文美”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 “散文美”决不是“散文化”。艾青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对这起码的常识是不会不清楚的。他说过:“我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又说:诗决不是分行排列的散文,如果认为“诗只不过是一种分行排列的文字形式”,那么“即使你写了许多采用诗的体裁的东西,结果依然不是诗”。既然艾青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那么为什么又要提出“散文美”的主张呢?让我们先温习艾青在《诗论·美学》里的一段话吧:“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这也就是说,“敢文美”主张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适应诗歌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的需要。     

英语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特点及与汉语新诗革命的差异

英语诗歌中的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在内容及文体的世俗化、自由化上,都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诗歌中的新诗革命。但是新诗革命是政治化的文体大革命,意象派诗歌运动是比较纯粹的文体改良。新诗革命的领袖们严重误读了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不但吸收的是受到庞德等人抵制的,以艾米.洛威尔为代表的激进的意象派的诗观,还夸大了其文体革命的激进程度。新诗革命对汉诗已有的文体秩序的破坏性更大。汉语的新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的诗体是不定型的,应该称为“自由诗”;英语的自由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是准定型诗体,应该称为“自由体诗”。     

论20世纪前半叶现代汉诗的形体建设

2 0世纪前半叶是现代汉诗文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 ,特别是加强了视觉形式 ,即诗的建筑美建设。汉字是最具有视觉形象感的文字。“建筑美”是新诗从打破旧诗格律形式的革命中进行现代汉语诗体重建的重要内容。 1 92 6年是最重要的新诗形体建设年。重视诗的形体是新诗摆脱政治革命和文化运动等非诗因素的束缚 ,回归艺术本体的重要行为 ,是新诗真正成为“诗”的重要手段 ,使诗的审美性、艺术性得到体现。新诗的形体建设受到抗战的巨大影响 ,但并没有消亡。抗战时期诗的审美性写作及诗的形体建设滞后可以理解。现代新诗的形体建设之路曲折     

主体意识:介于个体与群体之间--中国新诗的两种人称辨析

本文试图通过新诗两种人称(“我”和“我们”)的分析,考察新诗言说者的身份问题,以期描述新诗主体意识变换和迁移的情形,及其标识出的新诗两种诗学观念的抵牾。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我”与“我们”这对人称范畴,标划了新诗观念冲突的基本模式,能够对新诗历史上的某些诗学难题作出解释,尽管它并不能涵盖新诗本身的所有问题,尽管从人称的实际观察来说,不必过分拘泥于表面的“我”与“我们”在诗中指示的方向,因为情形常常是,有些“我”指向的是“我们”,有些“我们”所指的则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