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之际清政府的兵舰外购——以总理衙门为视角的考察

咸同之际,清军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并未形成绝对的装备优势。为加强水师力量,从江面尽速攻取南京,由总理衙门发起,清政府向英国购买兵舰。但在实施过程中,各海关阳奉阴违,外省督抚抵制排斥,中英双方立场各异,承办之人李泰国的揽权,更增添购舰的变数。总理衙门主持下的兵舰外购,不仅折射出晚清权力外移加剧的迹象,也反映了晚清中国外交的稚弱与妥协。     

清末外务部历史地位初探

清末外务部上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启中国外交部,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鉴于此,本文拟对其历史地位作一初步探索。 1、主持重要交涉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外交机关。 总理衙门时期,地方大吏拥有相当一部分外交权力。尤其是北洋大臣,常在重要交涉活动中唱主角,使得作为中央外交机构的总理衙门名实不符。 外务部机构一建立,“班列六部之前”,在清朝中央政府中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它成立后即把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抓在手里。从1902     

电报技术与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的外交角逐

19世纪七十年代初,电报连接起了五大洲,中国也被连接其中。在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清政府因为不重视电报通讯,外交上处处被动。相反,日本充分运用电报通讯,配合军事行动,处于有利地位。该事件当中,美国的外交官也频频使用电报联络,试图执行其"中立政策"。电报的使用使得一些外交观念、行为发生了变化,促使晚清政府决心发展电报业。     

总理衙门与洋务运动

总理衙门与洋务运动吴福环１８６１年１月，清政府设立了主管外交和通商的中央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派恭亲王奕圻、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三人为该衙门“管理”大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总理衙门又成为全国“洋务”中枢机构。在整个洋...     

晚清政府以夷制夷策略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运用

19世纪后半期,东北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成为列强妥协斗争的场所.晚清政府在维护自身利益及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过程中多次运用了以夷制夷策略,先后经历了在处理朝鲜问题上联合列强制衡日本,甲午战争后联合俄国对抗日本,义和团运动后又联合日本牵制俄国,以及在晚清末期联合美英平衡日俄势力.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本质是一种均势战略,其实施的前提是国家的实力.晚清政府分化瓦解、相互制衡的以夷制夷策略不仅不能真正地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反而促使列强的妥协与联合,使得晚清政府更深地陷入到列强的包围之中.晚清政府"制夷"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更大程度地为"夷"所制.     

试析晚清时期外交官员的国家主权观念——以曾纪泽为中心

19世纪60年代,晚清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向西方国家派驻外交使节,由此而形成了一个近代外交官员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一些外交官员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逐渐受到西方外交理念的影响,接受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其中曾纪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以曾纪泽为代表的近代外交官员的国家主权观念是晚清时期外交近代化的反映,也在外交活动中挽回了部分利权。     

丁韪良与《万国公法》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 ,其翻译和出版是在总理衙门的积极支持下完成的。该书初版时间应为 186 4年而非以往所说的 186 5年。《万国公法》所传达的国际法知识很快被具有时代意识的士大夫们所接受 ,清政府亦在处理一系列外交事件中屡次引用国际法准则。《万国公法》所带来的近代国际关系准则 ,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起过特殊的作用     

革新与图治:略论总理衙门时期的徐继畬(1865—1869)

在晚清政府思变求新的趋势下,徐继畬由于对涉外事务的得当处理及对西方政治地理的通达了解而得以入职总理衙门.然囿于总理衙门的行政管理方式,徐继畬起初作为总理衙门大臣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其早期系统地介绍国外史地知识的权威著作<瀛寰志略>却因其地位的改善而价值突显.徐继畬在同文馆进行的系列改革,虽因顽固势力的阻挠而遭受失败,但这些努力却奠基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雏形.因此,徐继畬作为晚清士人思变求新努力的一个缩影,在近世中国有着重要意义.     

总理衙门: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第一次重大变革

总理衙门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又有称为“总署”或“译署”的。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1861年1月20日）清廷批准成立,光绪二十七年（1910年）六月按《辛丑条约》之规定,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前后凡40年。它的设立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这既反映了晚清政府适应对外开放和图谋改革的需要,又标志着晚清洋务运动的开始。现就总理衙门设立的原因、权力范围及历史作用和影响进行论述。设立总理衙门的建议是由奕,桂良、文祥等人提出的。1861年1月13日,奕,桂良、文祥等上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     

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

1861年1月,清政府为适应《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关系的新局势,设立了主管外交和通商的中央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三人为该衙门“管理”大臣。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封建王朝所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的中央外交机关,是清末外务部的前身。同一时期,清政府还在上海、天津两地设有南北洋通商大臣。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在工作和人事上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清代官方典籍和现今史著对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原委、职责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大多语焉不详,或有讹误。不少史著认为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同时设立,且为总署的下属机构,是论均不确实,对此有必要以历史文件为依据加以考察澄清。     

三次集体出洋之比较:晚清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官员曾经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第一次是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这是由外国人率领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次是1887年的海外游历使。这是清政府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全部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游历使团。第三次是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王公大臣集体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相隔各二十年左右的三次晚清官员集体出洋,可以看到他们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出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但同时也暴露了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终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晚清政府外交立法与最高决策权的演变

晚清十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的与外交相关的立法,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外交最高权力划分的法制化进程:谕旨设立的"新政"统汇之区"督办政务处,开始全面参与最高的外交决策,并进而形成了皇权之下的军机处、督办政务处二元外交决策机制;《钦定宪法大纲》则第一次明确的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皇帝的外交权力范围;《资政院院章》规定了资政院对外交事件的"议决"权,《内阁官制》下的外交行政权表现为皇帝主持下的内阁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臣的权力平衡,《弼德院官制》则赋予弼德院对外交事件的顾问权;《十九信条》则最终把外交决策权交给了国会。     

“以夷制夷”外交和“门户开放”政策——兼论现代中美关系

19世纪后30年间,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执行“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美国则在1899年和1900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反映了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中国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国际关系;它对半殖民地中国有着深刻影响。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谈判是清末清政府积极修约实践的重要事件.这次修约涉及中英关系的诸多方面,并对晚清中外关系的整体格局有所影响.在这次谈判中,有关外人参与中国口岸米谷转运出口的问题,成为修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英双方几经会谈,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使清朝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在这次议修商约谈判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在清政府积极修约态度的变化之中,还可以看出其中对外交涉与内政变化的密切关联,外交观念的转变中有对外国势力逼迫下政治经济主权利益的切实诉求.这种努力虽然不能改变屈从列强的大格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清末政府外交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光绪末年显露的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成为国人外交观念转变之趋向.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论总理衙门的保奖制度

总理衙门仿照军机处建立保奖制度,对该机构中得力官吏进行奖励,便利其仕途升迁。其覆盖面广,内容优厚,在吸引京官进入总理衙门任职的同时,也将部分熟悉洋务的官员输送到海关道这类尤需交涉人才的岗位上。总理衙门优厚的保奖,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晚清官场的铨叙规则。另外,在时人已经认识到的洋务(外交)人才需职业化这一点上,保奖制度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经世致用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外交观念和方略都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清政府逐步地以西方近代外交原则来指导清政府的外交实践。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门从事外交事务，1864年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1873年清政府首次接见外国外交官，1875年首次向外国派驻外文使团，由此逐渐实现近代外文的转型。近些年来，对于中国近代外交观念的变化，已有人开始关注①，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变化过程，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学界尚未进行深入的探讨。这里，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对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作些探讨，以求就教于方家。     

晚清中外海底电报交涉述评

19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开始致力于扩充在华电信力量，晚清政府拒阻海底电报登陆及在中国陆地设线，但由于缺乏领海权意识，并不禁止外国在中国沿海海底敷设电报线缆。这种立场和原则使晚清政府丧失了海上通信权和国际通信主动权，面对西方电信势力的冲击，进而在事实上失去了海底电报登陆控制权。     

以广东人为主体的晚清中国驻美公使

1875年底,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公使。1878年,中国驻美使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设立,这是中美外交史上新的一页。晚清中国驻美公使是一支具有特色且具国际眼光的重要群体,他们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侨胞利益,是近代中国外交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试论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形成与变革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晚清传驻外使节制度的产生与形成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晚清政府从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的曲折历程,也是中华民族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顺应时局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