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高潮的起止时间

<正> 北京是义和团运动三大主要活动中心地区(京津保)之一。也是慈禧一伙控制、利用、破坏义和团运动最典型的地区。对于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成就,不少学者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论著。但是,在这些先作的启示下,再作进一步思考,似乎又觉得还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不甚明晰。诸如: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高潮的起止时间、义和团是否控制了北京城、围攻东交民巷使馆是不是义和团的功绩等,尚待进一步研究和判断。本文拟作尝试,探讨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高潮的起止时间,并兼及其他。北京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和其他地区义和团运动一样,是在清政府主流派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缝隙中发展起来的,同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然而,义和团运动在北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又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即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残酷剥削。义和团运动基本上是一次自发的独立的“反教灭洋”的爱国运动,而不是清王朝的     

清末直隶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随着清末直隶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直隶疆域改制的问题也一度被提上日程。为此,直隶地方政府通过增加行政建制,加强了对直隶辖区边缘地区的行政统辖权。同时,直隶还试图通过迁移县治等办法改变大兴、宛平与京师管辖权限界限不清之弊。作为立法机构,顺直谘议局为推动顺天府的行政改革做出了努力。但最终由于清朝中央政府改革思路混乱,造成了地方行政区划改革无所适从而失败,而直隶则通过加强边地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基层行政权力。     

董康法律思想述略

董康(1867～1947),江苏武进人。1889年中举人,翌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义和团运动时,任刑部郎中,主管陕西刑案。八国联军进北京,他应北京城南士绅之请,设巡阅公所维持治安。旋授刑部典簿、大理院推丞。后又任清修订法律馆校理、总纂、提调,宪政编查馆科员等职。供职修订法律馆期间,曾数次衔命东渡日本,进行法制考察。辛亥革命后,一度任财政总长。北洋政府时期,曾三任大理院院长及代理司法总长、司法总长、法典编纂会     

文化侵略与文化守卫--论19世纪后半期儒家反洋教的意义及其教训

近代中国,基督教强制性输入与儒家士绅的顽强抵制,衍生出中西两大文化"法"与"理"的冲突与张力,且由这种冲突与张力引发了一个个教案并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诚然,儒家反洋教具有反抗列强文化侵略和捍卫儒教中国的双重文化意义,但由于盲目排外的"文化义和团"心态,同时也扭曲了中外文化正常交流的管道.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对于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困惑的我们,警惕强势文明文化、宗教与价值观的强制性输入和避免"文化义和团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广州士绅的来源与介入城市事务的特点

士绅是科举制度的历史产物,近代是士绅发挥政治作用的重要阶段。随着国门的打开,士绅的来源在清末民初也变得非常复杂,由商而绅、留洋而绅的大有人在。广州一直以来提倡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士绅持续地通过文澜书院等组织干预城市事务的决策,作为城市利益的代言人,本土士绅在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利益不受侵害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技术应用的社会基础:中国近代机器缫丝技术应用的比较研究

在近代中国，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植桑养蚕和缫丝的专业分化以及职业分化：农民向工人的转变。研究发现，在长三角地区，专业分化发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且表现为一种利益冲突型结构的变革。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传统蚕区成为纯粹的原料供应地，蚕农和士绅等群体利益受损，因而售蚕茧并抵制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而在珠三角地区，专业分化则发生在家庭内部和乡村内部，蚕农和士绅等利益相关群体能够从技术应用中获益，因而积极支持机器缫丝技术的应用。在珠三角地区，机器缫丝技术应用所建构的社会结构也主要表现为一种利益共享型结构，而技术应用所建构的这种利益共享型结构又极大地促进了技术的应用。     

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八十年前,我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场伟大的斗争,波及到祖国北部边陲黑龙江省。面对沙俄侵吞中国东北领土的野心,黑龙江的义和团进行了英勇的抗俄斗爭。为纪念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本刊特发表此文。     

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

一九○○年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黑龙江也是义和团反帝运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富于反侵略斗争传统的黑龙江人民,纷纷聚集在义和团的旗帜下,向着帝国主义,首先是沙俄帝国主义展开了浴血奋战,并在这场伟大的反帝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黑龙江义和团运动是沙皇俄国侵略引起的 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展开了争夺投资,攫取“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一九○○年,列宁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     

城市近代化和晚清士绅的嬗变与重构--以江浙地域社会为例

本文选择江浙地域社会为背景,把士绅在近代的演变纳入以上海为中心和首位城市的近代长江下游区域城市等级网络体系中加以考察,从人与环境(城市近代化)互动的角度窥视晚清士绅演变的全貌及其对中国近代化及城市近代化的影响,揭示晚清士绅演变的差异性和必然性,从而说明为什么辛亥革命会功败垂成,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种子只在少数中心城市生根开花,而在广大州县基层社会却收效甚微.     

清代顺天府与京畿司法审判体制研究

司法审判是清代各级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各省督抚藩臬、道府、州县构成清代司法审判体制的基本网络。顺天府是清代特别行政区,旗民杂处,社会矛盾复杂,纠纷讼案频繁。在京畿治理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包括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在内的京师治理体制,以及由顺天府、直隶总督构成的京畿州县行政、司法管理制度。作为特别行政区域,京畿地区的司法体制与地方司法体制迥异,在京畿司法实践中,统治者强化顺天府司法职能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顺天府与直隶总督、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等衙门的相互协作、监督,以此维护京畿社会秩序。清代京畿司法审判体制具有多元性。     

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时间辨正

1942-1943年,画家谢稚柳在敦煌实地调查道士王圆禄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的活动.他在1949年2月出版的调查报告<敦煌石室记>中说道:"王道士于是延城中士绅来观,士绅辈不知其可贵,谓此佛经流落于外,诚大造孽.辄嘱仍还置窟内.王道士颇机诈,思借之以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     

评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

《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作者何淑宜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专治明清社会文化史,现任教于台北大学历史学系。该书是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作者的硕士论文《明代士绅与通俗文化:以丧葬礼俗为例的考察》(后来出版成书),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发表在《新史学》,篇名为《以礼化俗——晚明士绅的丧俗改革思想及其实践》。探讨了礼与俗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以礼化俗。     

由爱乡而爱国——从王毓英看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

晚清民初的地方自治热潮,不完全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动影响下的新事物,而实与明清以来士绅的“化乡”观念和实践有关.以晚清温州士绅王毓英的学与行为例,通过考察其时代意识和世界知识、乡绅意识与化乡实践以及地方自治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可以看到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背后的传统因素.王毓英通过修水利、移风俗、兴教育和办实业等四个方面的自治理念与实践,展现了这种地方自治背后“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这种“由爱乡而爱国”的文化逻辑,与明清以来主张化乡的乡绅意识一脉相承.以王毓英为个案,或可将之视为晚清士绅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普遍公式.     

陈龙正:晚明士绅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嘉善乡宦陈龙正是活跃于晚明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的言论活动对当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江南地区.陈龙正在其闲居或退职期间,江南社会正经历着多方面的变动.作为地方上具有领袖地位的士绅,陈龙正在明末大灾与救荒举措、弭盗与地方防护和慈善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非凡的建树.这对于探索江南地区历经多种变动或动荡而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是一个关键.因为即使就整个明清时期来讲,士绅们早已构成了整个江南地方社会的中坚,地方力量的强大更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对陈龙正这样一位特殊人物在晚明的社会生活的剖析,为了解当时变动社会情势下士绅阶层的动向,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地方性礼法实践与谱学理念的地域流播——以程文绣及《九仪九诫》为中心

本文结合新发掘的数十种宁国府谱牒文献,致力于展现程文绣的谱学理念及其地方性实践。在明代后期国家礼仪政策和地方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下,他创制了区域性谱学礼仪《九仪九诫》。在此基础上,程文绣藉助政府官员与地方士绅的双重身份,引导皖南及周遭地区宗族的规范化运作,其谱学影响力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这一案例反映出谱学理念的地方化进程,有助于加深对明清宗族社会的理解。     

直隶时期袁世凯警政建设的路径与成就探析

清末新政的深入为警政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袁世凯在直隶仿效西法创办警政,一是进行警察队伍的建设,包括警察种类的多样化、各种类警察人员的构成和专业的警察教育训练;二是警察职能的划定和职责守章的拟定;三是警察机构的设立和管辖范围的确立。袁氏的警政建设路径,在当时的清末社会无疑是最全面且最有效的,被视为中国近代警察建设的典范和中国警察建设的真正开端。正是他在直隶的成功试验,使得清政府摸索到发展现代警政的有效路径。     

清代地方权力结构

州和县是清朝政治体系中最基层的单位,负责处理地方性的事务。官、吏和士绅作为地方权力的代表,在实际的权利运行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形成多重权力结构的局面,在相互的合作与斗争中共同实现着对地方的治理。     

身份与权利:明代社会层级性结构探析

明代中国保持着帝制政治体制,同时又已卷入全球性大变迁,经济、文化思想领域皆发生巨大变化。在此情况下,社会组织的方式与状态是否发生了新异性、不可逆转的变化,构成理解该时代中国社会体系特点的突出问题。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文章尝试以社会地位与社会权利为基本尺度来透视明代社会分层体系,认为:从明初到明末,贵族、士绅、庶民、贱民四层等级的基本结构状况并没有结构性改变;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人身依附性社会关系趋于强化而非松懈;社会流动主要在士绅与庶民两个层级内部及这两个层级之间发生;明代中国社会还相当完整地处于帝制体系提控之下。明代中国处在变与不变的复杂纠结之中,要理解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与演变趋势,还有许多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试论清末京城立宪派

以往对清末立宪派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京外各省及海外的立宪派士绅,实际上当时在北京政坛上也活跃着一股京城立宪派势力。本文以汪荣宝等人的活动为中心,论述京城立宪派的构成与代表人物,其活动特色和影响,以及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应变态度。     

义和团运动前后浙江人民反敎会斗爭

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反教会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论文、专著中,很少涉及浙江人民的反教会斗争。有的同志认为:浙江和其他东南各省一样,是中外反动势力极强的地区,义和团时期又在“东南互保”范围之内,因此,这一时期,浙江人民“基本上没有能够发动起来”。这种看法是和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另外,有的同志虽然认为义和团时期,“浙江人民反帝斗争,声势最为壮大。”但也没有具体的专门论述。因此,对浙江人民反教会斗争发生、经过和作用的探讨,不仅能说明浙江人民不甘屈眼于帝国主义的反抗精神,而且将丰富十九世纪末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历史的革命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