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怎样“动”文化

文化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几乎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它与文学的关系,并非可以进行对等理解。文学性不是讲现实“功利”而是讲心灵依托之“功用”的,它的启迪性来自于作家对文化普遍要求的尊重性反思,而不是顺从性认同。文学对文化的“动”不是“对抗文化”,而是“尊重又不限于文化”;不是“轻视什么和排斥什么”;更不是“文学超越文化”。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以“地图”为方法考察“文学中国”——中国文化绘图人杨义为浙大EMBA学生讲述“文化中国”

“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地图”的方法解读文化中国,首先要面对民族承续性和生命力的问题。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中华民族形成了“中心凝聚力—边缘活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中心凝聚力和边缘活力是互动的结构。家族命题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命题,讲中国古代文学不讲家族问题,往往是讲不清楚的。国族问题是家族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关系到先秦诸子进行思想原创的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国族考究,才能提供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真确依据。描绘中国的文学地图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恢复地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用地图的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其意义绝非单纯的补漏,而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     

中国现代“杂”文学的价值重估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的论域总在泛窄、广狭、正野、纯杂之间,到20世纪才进入纯杂分立的时代。经过提纯祛杂,纯文学周边的大量“杂”文学被长期忽略或屏蔽,但杂文学事实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实存的有机构成。杂文学疆域极广,文类众多,借用来自西方的“副文学”、“非虚构文学”、“私人文学”等概念来命名和限定并不完全相洽。杂文学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更具有非虚构性、实用性等本体特性,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和驳杂。杂文学同样是“有意义的结构”,具有其特殊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批评价值。杂文学写作是中国现代文人日常文学生活和中国文学国情的表征,只有破除20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文类观念、文学史观念等观念规限,我们才能对这种文学实存进行客观、公正的衡估,从而撬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该文分别从国家公共治理的价值基础、治理方式、治理者的道德与责任等角度,论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结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思考了儒家“治道”思想的现代意义。深入发掘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治道”资源及其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与意义,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拓深的课题。     

进入工业文明社会之际的文学生存境遇

中国的社会形态正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构成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基础.社会文化既作为文学的母体也是制约和影响文学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环境.本文认为:在中国从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之际,影响文学生存发展的所有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必然影响到文学自身的变化.这些变化,明显地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①商品逻辑是统治并推动工业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业已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文学被严重地商品化了.②在以消费主义和工具主义为社会文化(大众 )主潮的工业社会,文学艺术成了文化大众的文化消费品.③工业社会对文学产品的大量机械复制,使文学产品“具体与世俗”地接近大众,文学原有的崇高感、神秘感与“辉光”消失了.     

何其芳与共和国文学运动--从一个人的文学境遇看一个社会的文学运动

何其芳作为新中国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在从工农兵文学运动向共和国文学运动发展的阶段性过程中,通过个人文学活动从中期到晚期的演变,展示出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化对于文学发展的制约与影响,揭示了这一期间内,政治运动与文学运动之间所形成的主从关系之紧密或松动,对于文学自身发展通常是具有决定性的.     

三十年代文学：“现代性”的多元想象与实践

20世纪30年代作家对于现代性理解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上的分歧,直接影响了30年代文学场域与文学格局的形成。由于作家的立场、性格和审美观念的差异,在文学中表现出三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向：一、认为“现代”存在于未来,预设某个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在激烈的革命诉求下否定当下生活;二、认为“现代”就是当下,着力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在对现实生存的欣赏与把玩中展现“现代”;三、将目光向后看,尝试从地域风俗和久远的道德理念中寻找别样的“现代”形态。     

浙江现代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浙江现代文学旅游资源可以分为基于作家的资源、基于作品的资源、基于影视作品的资源和其他衍伸产品四大类,目前在其开发过程中存在保护现状堪忧、开发模式陈旧、展陈内容单调、资源利用低下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保护意识淡薄、管理体制不顺、队伍建设不强、后续营销缺位。结合各类浙江现代文学旅游资源的特点,可以采用文学传播、教育修学、旅游体验、产业开发等模式,通过理清文学家底、实行分类开发、加强宣传营销、开发旅游商品等举措进行合理开发,从而加强文学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三次整合

在文学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通俗文学处在文学的边缘地位。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通俗文学观念影响了海派文学、解放区文学、京派文学等文学思潮,它是一股潜在的文学潮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出现了整合现象。     

现代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现代文学中的表现

阿拉伯世界自近代以来的文学中出现的一些文学作品与现代伊斯兰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一些历史小说、传记文学作品、古兰经故事、伊斯兰教故事和劝喻文学作品注重于表现伊斯兰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或对伊斯兰主义者有所启示,或为伊斯兰主义思想提供通俗而有效的阐释.     

近代文学教学论略

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实践教学中,要准确把握近代文学的定位,通过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理清其发展轨迹,并正确对待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公允地评价作家作品,这样才能真实地展示近代文学的面貌及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现代文学研究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

现代文学研究转型的表现是 :研究视野的拓展 ;批评标准的多元化 ;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高校《现代文学史》教学滞后的状况亟待改变。《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应采用与现代文学研究转型相契合的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应该定在晚清,而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并未止于1949.1949只是政治划界,此后中国文学发生了许多激变,呈现出复杂的现代性样式.晚清至今的中国文学仍然属于尚未完成的现代.通常所谓从"五四"到1949年"现代文学"应该作为特殊的学术史概念来使用,而1949年至今的"当代文学"则应该理解为一个文学批评而非文学史的概念.以往所谓的"现当代文学"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提法,似乎应该为重新作出解释的现代文学所取代.     

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

经历了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坎坷,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我的研究工作才走上了正轨。在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对我自己来说,初步预见到对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作品进行“平行研究”的巨大可能性,于是将工作的重点由现代文学转向了比较文学。20多年来从事比较文学的学习、教学和研究,深深感到如果我们把比较文学定位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就必然处于21世纪人文精神的最前沿。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对话,并希望相互怀有真诚的尊重和宽容。文学涉及人类的感情和心灵,较少功利打算,而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较多的共同层面,最容易相互沟通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至武装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这种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来比较文学的灵魂,也是一切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灵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史料:问题与方法

文献史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正在成为研究界的重要话题。但在充分肯定其意义的前提下 ,我们却有必要检讨这一思潮可能存在的“问题” ,同时反思它的“方法” ,这才是我们推进学术发展 ,同时也是真正加强文献史料工作的健康态度。     

论胡适的现代白话文学观

白话的上升与现代社会结构的调整,与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是一种现代语言。胡适对于白话文学的倡导是基于新文化创造和新文学理想所做出的重大选择。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现代"文学观念由萌发到自觉的过程。它促进了语言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白话作为现代共同语地位的确立。白话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的密切联系,是文学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地位变化的集中体现。白话文学上升为现代文学的过程,伴随着语言意识、文学观念、价值取向的深刻裂变,经历了语言、文学体制的重大调整。赖此新文学从内部和外部,从整体上实现了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