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章辨义

<论语>首篇首章<学而>中的三句话次第分明、联系紧密.从文本的角度看,<学而>居于<论语>首章首篇,蕴含着先秦至两汉学者的文本共识;从思想的角度看,<学而>谈"学"谈"行",学行结合,反映出孔子勤奋求学、艰难行道的一生,凸现出孔子生命的力度和人格的魅力.因此,将<学而>置于<论语>首章首篇是有深意可寻的.     

《明史·艺文志》"史部"勘误一则

<明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认为<东嘉先哲录>的作者为王佐.经过凭籍<四库全书总目>和<续文献通考>的考证,<明史*艺文志>记载有误,<东嘉先哲录>一书的作者应为王朝佐.     

"颖井《兰亭序》、《黄庭经》刻石"及拓本考

晋代王羲之撰文并书写的<兰亭序>、<黄庭经>真迹早佚,后世所传皆乃当时摹拓各种副本.其中<兰亭序>除<定武刻本>为最早外,唐摹系列推<褚遂良临本>为第二,然<褚本>中又以<颖井思古斋本>为最佳.或云<颖本>乃宋米芾临褚翻刻,历代争议颇多."颖井<兰亭序>、<黄庭经>刻石"系唐褚临本,于万历年间出于古井,后虽毁于兵燹,但尚有残块存世,辗转千年流传,现归藏安徽省博物馆.校之新旧拓片数种,可见该石之沧桑变化.     

宁静、超然的情趣--孟浩然《春晓》赏析

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孟浩然一生中写下了一些风格清新,意境优美的山水田园诗歌,其中以<春晓>最为人所传诵.他在<春晓>中以别开生面的笔触、表达了他宁静、超然的情趣.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简论张恨水的"恨而醒世"创作主旨

通过对张恨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和<八十一梦>四部小说的探析,阐论张恨水创作思想和创作道路的发展变化,表明恨水的"恨而醒世"创作主旨.     

试论"忆语体"散文的"情性合一"

由性(理性)其情至情其性(理性),再至情性合一的自我抒情和个性张扬.本文将分析在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蒋坦的<秋灯琐忆>、余其锵的<寄心琐语>等五篇文章中,体现出的对人的世俗之情的肯定和张扬,同时又不失儒家的"中庸之道",因此可视为"情性合一".既有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又有不能免俗的一面.     

从楚竹书《诗论》之说"好色"谈《毛诗序》的旧争议

<毛诗序>之作者与大、小序的关系始终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热点,却由于<诗经>的传授系统在汉代以前缺乏可以论说的可靠材料,争论多停留于推测,聚讼纷纭而无进展.楚竹书<诗论>的问世,提供了先秦儒家的传诗及诗论的可靠材料,可以推动旧问题的新探讨.楚竹书<诗论>以"好色"说<关雎>,反映了孔、孟以人之情性本然为礼乐教化的基础这一重要命题.荀子坚持了这一论点.<毛诗大序>中也有这一思想的表现.但是,<毛诗小序>则完全否定情性而以史说诗,强调政治讽谏之用.因此,据说是传于荀子的<毛诗>,其中应有后人学说的掺入.而考察先秦儒家<诗>学与今传<毛诗>的关系,楚竹书<诗论>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章士钊一生"三指要"

章士钊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在长达七八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主要从事逻辑研究、柳宗元研究和<论衡>研究.本文介绍了章著<逻辑指要>和<柳文指要>的学术价值.章士钊未完成<论衡指要>就离世,本文旁搜远绍,钩稽其阶段性的成果,以飨读者.     

《诗经》"而"字研究

"而"在<诗经>中共出现57处,有代词、动词、语助词、连词、词尾等多种用法,详细分析"而"在<诗经>中的具体用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经>以及先秦的文献典籍.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论侗戏《珠郎娘美》能文学价值及其影响

侗戏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剧种,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主要流行于侗族南部地区,其文化可谓丰富多彩,目前侗戏剧目约有500多个。《珠郎娘美》是侗戏众多剧目中的一个传统侗剧,在侗族文学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仅就《珠郎娘美》的文学价值及其影响作探讨。     

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史学界一般将谭嗣同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或改良运动左派人物,这一观点有失偏颇。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其根据有二:其一,谭嗣同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其思想均未越出康有为的变法轨道;其二,在1898年之后,惟有梁启超才真正继承了谭嗣同的思想,而将谭嗣同奉为旗帜的革命派,其主张与谭的思想只是"形似而实不是"。革命派扬嗣同而抑康梁,不仅是对康、梁、谭个人之不公,而且也混淆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真实界限。     

对川剧《柳荫记》结局“化鸟”不“化蝶”的多维解析

川剧《柳荫记》被普遍看作是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但其“化鸟”结局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文章从川剧《柳荫记》的剧本内容、剧本发展、考古发现、田野调查四个维度综合研究了其“化鸟”不“化蝶”的铺排、沿袭、必然和缘由,揭示出川剧《柳荫记》“化鸟”结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     

《齐物论》中“吾丧我”之新论

“吾丧我”是《齐物论》一篇的题眼,在前人阐释中有着不同的理解。“吾丧我”的要义原指“遗形忘心”的状态,其内涵为“两行”,其方法为“以明”和“物化”,其境界为“无己”。     

从《梁四公记》看唐前期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兼论小说主题、创作背景及创作动机

初盛唐时代军事政治形势的演变以及作者张说个人的思想情感与人生经历都在《梁四公记》这篇小说中留下了清晰的投影。在题材及创作手法方面 ,《梁四公记》是一篇熔铸史实与传说、现实与幻想于一炉的典型的小说文本 ,体现了唐代前期作家有意为小说的明确意识。我们可以通过素材的溯源、排比来分析作者的具体创作手法 ,从而把握这些手法之中所隐藏的自觉的技巧意识与作者的小说观念。     

关于契丹小字中的“大金国”的“金”

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的首三字表示"大金国"。其中对于意为"金"的契丹小字,前人曾为它构拟种种读音,但迄今犹无定论。《博州防御使墓志》中出现的另一个契丹字,据其语音可能也表示"大金国"的"金"。通过两种不同写法的"金"的对比,构拟了意为"金"的单体契丹字的读音。     

《后出师表》相关史实考

对诸葛亮《后出师表》,人们提出各种置疑。《后表》叙事是否有史实根据,是其焦点之一。笔者考查有关文献后,提出以下看法：《后表》叙事与历史文献所载史实基本相合。其中有矛盾处,如：赵云卒年不合问题,是因为史籍记载时有错误;阳群等人事迹不另见于《三国志》等书,是因为史籍所存有限;祁连难以落实,是因为古今地名演变;李服、王服不分,是因为人名笔划讹错;南阳、乌巢、潼关,容易识别;北山、黎阳、巢湖,不易分辨;夏侯、关羽,事迹昭著;刘繇、王朗,资料隐晦。凡此各种情况,颇费斟酌。拨云见日,《后表》确为诸葛亮之作品。     

本寂与曹洞宗的最后形成

在充分论述曹洞宗形成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良价和本寂禅学思想内涵的比照分析认为,本寂既是良价所主创的曹洞禅学思想构建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又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弘扬和使之进一步完善的续创者.本寂在禅学思想内涵上对乃师有继承、弘扬.亦有发展、超越.经过本寂阐释、发挥、创造、补充等多方面的努力,较之良价时代,曹洞禅学的内容确乎更加丰富,体系确乎更加完整,结构确乎更加精致,表述确乎更加充分.如果说,良价为我们搭起了曹洞宗的基本框架,形成了曹洞宗的初始形态,那么,到了本寂手上,完整意义上的曹洞宗正式形成.本寂在曹洞宗最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梁启超《谭嗣同传》中有关史料辨伪

戊戌政变时，谭嗣同不亡不遁不死不降。自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问世后，海内外文史作家、学者，多因袭引用梁氏之描述，取慷慨赴死说，影响至今。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时，正亡命日本。处于个人情感悲愤激荡时刻，又不能充分占有资料，所言不尽实录。梁氏当时仅以言论专家称世，且距戊戌政变不过百日，持论更难理智、客观。梁启超用文人的激情描述了那段历史。试图澄清一个流传百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