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川外集》诗辨伪

北宋熙宁六年(1073)杜陵田概编就《樊川别集》,序云:“集贤校理裴延翰编次杜牧之文,号《樊川文集》二十卷,中有古律诗二百四十九首。且言杜牧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于世者多矣。旧传集外诗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所言“集外诗”,即《樊川外集》。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著录,据田氏序     

权说文学与牢骚

文学与牢骚的关系,至为密切。不过,并非牢骚就是文学,文学就是牢骚。这里所说的牢骚是有前提的,所以题目加“权说”二字。韩愈曾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欧阳修也说:“盖世之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我们所说的牢骚,是指不平之鸣;而且这“不平”倾泻了内心感情的“郁积”。类似的看法,在国外     

“离骚”新解

《离骚》是屈原的长篇抒情诗,诗题“离骚”二字历来众说纷纭。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王逸说:“离,别也;骚,愁也.”(楚辞章句·离骚序》)班固《赞骚序》说:“离,遭也:骚,忧也。”郭沫若则认为,“离骚意即“牢骚”.据今人考证,又认为“离骚”是“劳商”二字的异写,“劳商”本是古代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创作经验而提出的一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颂”。又见于《毛诗大序》 ,但有所不同 ,《毛诗大序》改称“六诗”为“诗六义”。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 ,《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 ,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 ,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理学家朱熹也认为 ,风、雅、颂是“三经” ,是“做诗的骨子” ;赋、比、兴…     

递相祖述复先谁 转益多师是汝师──从《陌上桑》《羽林郎》到《美女篇》的演进谈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学贯中西的钱金重书先生在其学术名著《谈艺录》中论及蒋湘南（字子潇）“极推定庵之文而不及其诗”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落子潇虽极力讳言其诗学龚自珍，其实他有不少诗是从其前辈或同辈诗人如袁子才、蒋心余、龚定庵的诗集中“作贼”似地“偷”来的，而蒋子潇得扯定庵诗尤甚。钱先生举出蒋之《春晖阁诗钞》卷六《偶成》三首，通过与龚诗《秋心》三首之一和之三、浓坐》二首之一的对照，清楚地指明蒋窃龚诗之迹。姑举一例即可说明问题：久堕诗魂不可招，未粘性海复生潮。气寒半夜防身剑，声满中原乞食萧。但得意时杯在手，不如人处级垂腰。群…     

老年性格和家庭关系

人们常说,“越老越糊涂”,“越老越古怪”,看来老人的性格和中、青年相比,的确有一些变化。俗话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又说,青少年“戒之在斗”,中年“戒之在色”,老年“戒之在得”,都说明了老年人性格与青壮年时期有所不同。至于是不是“越老越糊涂”,“越老越古怪”,当然是不一定的。老年人的性格对人际关系有很大影响。人总是要老的,老年人也总是要同中年人、青     

雅正考

《诗大序》云:“风,风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释名·释言语》:“颂,容也。”颂,古亦从容,颂容多通假。可见,《诗大序》对风颂的解释是以形音为根据的。而雅则不然,“雅者,正也。”雅与正在形音上并无联系,那么,雅之何以训正,能否训正,就只能另找出路了。就此,下面谈三点意见。     

唐诗艺术探微

诗中说梦令狐楚《长相思》其二:绮席春眠觉,纱窗晓望迷。朦胧残梦里,犹是在辽西。作者又有《从军行》其四说:胡风千里惊,汉月五更明。纵有还家梦,犹闻出塞声。这两首诗均于诗中说梦,如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所评:“前首(指《长相思》)写征人妇念征人,后首写征人思家。两首皆从梦说,征人妇梦醒犹似梦中,征人则梦中犹闻出塞声,均善体人情之作。”诗中说梦,借助梦境以抒情言志,是诗人所运用的一种表现手段。梦,是在无意识条件     

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

先秦诸子中道家的老聃是一个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说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 ‘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可见,老聃学说的渊源,跟他担任周代藏书室之史应有直接关系。 老聃做的是史官,也是管理藏书的官。当时的藏书不外乎以史官作的《春秋》为大宗。此外,如《诗》、《书》早已公开传布。《庄子·天下篇》所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足见这些文献并不一直在官府,已有些人 “多能明之”。至于《易》原…     

李渔评点、改定《金瓶梅》考

中国杰出的古典文学作品《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就带着许多难解之谜。特别是在成书过程和作者问题上,争论尤多,成为近年来金学研究中的热点。本文在吸取有关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书中的大量内证,考定《金瓶梅》最早的评点者和改定者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李渔。《金瓶梅》在流传过程中,主要有过四个版本系统,即早期的抄本、词话本、崇祯本(评像本)、第一奇书本。抄本今已佚。现存最早的刻本是词话本,即万历丁巳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山西介休发现。属于该系统的还有日本慈眼堂藏本和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两种。崇祯本即《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或称为说散本、明代小说本、评像本、天崇本等。现存该系统的刻本据知有十四部之多。学界一般公认为该本系据词话本及参照其它抄本修改、加评而     

孔雀东南飞“序”质疑

《孔雀东南飞》在我国古代叙事诗中,不愧为长篇之盛、奇花异葩和“珠穆朗玛”。其成就之高、流传之久、影响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该诗有“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云云。若不拨乱反正,势必将遂讹滥,影响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科学分析和正确评价。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不当之处,乞请专家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刘郎”辨

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首句云:“茂陵刘郎秋风客”,诗中“刘郎”,指汉武帝刘彻。对此,清人王琦在为《李长吉歌诗》作注时指责李贺说;“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日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现在有些同志对此则加以赞誉,如藏克家同志在谈到李贺为人富有正义感时举例说:“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竟直呼‘刘郎’加以叽嘲。”(《韩愈登门访李贺》,《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5日)还有的同志说:“李贺对这个历史上曾叱咤一世的汉武帝直呼‘刘郎’,又称他为‘秋风客’,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在封建文人中是罕见的。”(《李贺诗五首浅释》,见上海师大编《语文学习》1978年第4期)同是一个“刘郎”,古今论者对李贺的褒贬迥然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郎”字的理解问题。据笔     

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

清代学者方玉润晚年写定的《诗经原始》一书,在《诗经》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顾颉刚古史辨派以来的《诗经》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方玉润着力于探讨诗三百的本意,被后人称为独立思考派。方玉润批评了《诗序》、朱熹的《诗集传》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确立了依照文本探索本意的解诗宗旨和方法,他对诗的评点往往细致入微,能挖掘出作品的种种妙处,富有启发意义。在追求诗人之意、把文本作为最高依据、重视诗的特有情性等方面,他实际上承继了以朱熹《诗经》学为代表的解诗传统。方玉润在解诗方法上表现得相当激进,而其思想观念则相当保守,故在解诗方法方面,《诗经原始》取得了长足进步,可它对诗歌内涵的把握,依然深受儒家政教伦理观念的拘囿,很多时候还不如《诗集传》。从本质上来说,它跟《诗序》依旧属于同一个儒教体系,甚至可以说跟《诗序》极为密切。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义发微

《论语·泰伯》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现存对此语最早的注释是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包咸的《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邢昺《疏》:“此章记人立身成德之法也。兴起也。言人修身当先起于《诗》也。立身必须学礼,成性在于学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既学诗礼,然后乐以成之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中又有语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说之以义而观诸体,成之以文德。”据此,后世学者便普遍认为此语说的是修身所学三门课程的先后顺序,以为其意是说“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把音乐作为他的教学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研读再三,总觉此解于理难安。孔子讲授课程也许真象《大戴礼记》所言,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此语却未必是陈述讲授课程的顺序。疑之者有四: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一关于《孔雀东南飞》产生的时代问题,过去曾有过一些争论。争论的结果,大部分学者仍相信《玉台新咏》的原序,即认为这首长诗是东汉末年的作品。这个问题,仍可以继续讨论,如有新的疑点和材料,《玉台新咏》原序的正谬问题,还可再行评说。张晋发、孙景梅《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又一次提出这一旧案,并同时怀疑到序中关于故事发生地点、主人公姓字等的真实性问题,是一篇足以引起人注意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的许多论据都难于成说。为了推动对这篇伟大的古代悲剧叙事长诗的研究,我不揣谫陋,率直地提出《质疑》一文中我以为是错误的地方,并简要地阐明我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张、孙二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教正。     

骥老乎?老骥乎?

修订本《辞源》第一册181页“伏历”条,书证之二云:“《宋书·乐志·三·魏武帝(曹操)〈步出夏门行〉诗‘骥老伏枥,志在千里。’一作‘老骥。”按:书证引文为曹操名作佳句,壮怀激烈,颇见雄心。诗句已演为定型成语,为历代人们述志、评人时所乐用,且每及此语,亦必想见当年曹操之雄才大略,奋斗不息之伟烈。唯词只作“老骥”,而非“骥老”。《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至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于卷五四收载此诗亦作“老骥”。1979年11月中华书局版《曹操集译注》即据前二书而作“老骥”。至于     

说诗千家语 管锥透纸背——《管锥编·毛诗正义》学习札记

敏泽先生在《〈管锥编论文集〉序》中说:“如果说钱钟书先生以往著作的渊博和精深早己为世人所惊羡和折服的话,那么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今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管锥编》的问世,就更加使人神往目炫,叹为观止了。”《管锥编》是钱先生毕生治学的集大成之作,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直解

谭嗣同被捕下狱,曾题诗于狱壁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谭浏阳狱中绝笔诗,各报多登之……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在《谭嗣同传》一文中他又指出。“(绝笔诗)盖念南海也。”何泽翰则以客观研究者的身份对谭诗作了细致的剖析,提出了“昆仑为两奴说”(其文见《社会科学战     

谈方玉润的《诗经》研究

方玉润(1811～1883),字友石,一字黝石,自号鸿濛子，是清代有名的《诗经》研究家摹妒肌芬皇楸蝗酥厥樱矶嘌芯俊妒返闹骱臀难罚家隽似渲械募狻?方玉润自称要“原诗人始意”,亦即寻求《诗经》本义,这是困难的。来欧阳修《诗本义》中分《诗》义为“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四类。清人皮锡瑞在《诗经通论》中说,“有作《诗》之意,有赋《诗》之意”,“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为本义尤误。” 在孔子以前,《诗》据说是王者“陈诗观风”的工具。《左…     

说孟浩然的“还来就菊花”

说孟浩然的“还来就菊花”陈增杰孟浩然《过故人庄》结句；“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就菊花，俞陛云《诗境浅说》甲编：“更留后约，同赏菊花。”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古人风俗，每逢重阳节登高赏菊。”（巴蜀书社１９８８年版４６４页）徐鹏《孟浩然诗集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