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目前鲁迅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目前鲁迅研究出现“鲁迅热”与“吃鲁迅”之争。包括如何认识领袖人物的“鲁迅论”及有关鲁迅“远去”与“永存”、“修理鲁迅”与“捍卫鲁迅”、对鲁迅的“个人理解”与“经典理解”、“鲁迅现象”与“鲁迅资源”等热点问题 ,都值得探讨。     

鲁迅“形象”印象综论

鲁迅是中国人文世界一个巨大存在,关于鲁迅的形象和印象,接触过鲁迅的作家及文化人有过不计其数的回忆和记述,比如“矮”、“黑”、“瘦”、“老”、“穷”、“病弱”、“邋遢”、“冷”、“酷”、“有时很爱笑”等,打捞历史深处外人对于鲁迅形象的印象描绘,可以探察出鲁迅内在、深在的人文精神和价值。     

孤愤心灵的最后停泊——论鲁迅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母亲”是鲁迅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从而具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文章以思想和情感的关系为理论基点,分析了“母亲”形象在鲁迅作品中的情感位置,并结合鲁迅自身的情感经历论述了“母亲”作为孤愤心灵最后停泊的原因和表现。通过对“母爱”方式及其给“母”和“子”双方带来的悲剧性结局的观照和分析,论证了鲁迅文本中“母亲”形象的思想意义。“母亲”是鲁迅所批判的那个时代、那些“国民”、那种社会的“母亲”,鲁迅用理智淹没掉情感的停泊之地,把“母亲”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阈,体现了鲁迅“批评”的“决绝”性和彻底性、艰巨性和深刻性。     

鲁迅所处的时代与鲁迅的"骂人"现象

鲁迅“骂人”是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现象 ,并不只是鲁迅在“骂” ,事实上是更多的人在骂鲁迅。与其纠缠于鲁迅的“骂人” ,不如更多地去了解鲁迅所处的时代。如此 ,才能更好地了解鲁迅“骂人”的形而上意义。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鲁迅乡土情结的指示词

在鲁迅的乡土文本中,“黑屋子”、“月光”、“高墙”、“路”、“荒原”、“呐喊”等词语反复出现。它们凝结着鲁迅的乡土情结,成为鲁迅乡土情结的指示词。     

鲁迅文本的时代意义及其解读

当下的鲁迅阅读渐渐远离文本本身。回归文本本身、还原鲁迅自我,是正确解读鲁迅文本的现代意义的惟一方法。从鲁迅作品中选取“黑夜”、“人名符号”、“知识分子”和“乡村”四个意象进行阐述和分析,我们发现鲁迅作品的时代意义正在于借助西方人文主义形式演绎中国传统精神。     

论鲁迅接受尼采过程中“精神的”特征

20世纪初叶是尼采思想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鲁迅、梁启超、王国维是当时介绍尼采思想的主要人物,他们了解尼采的渠道主要来自日本。如同日本当时对尼采有不同的理解一样,鲁、梁、王对尼采的态度也具有不同的特点。鲁迅在接受尼采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精神的”特征。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在把鲁迅与他人比较中能够看到其独特性外还在于:鲁迅特别重视尼采思想中主观的、精神的内容;在鲁迅那里,“精神”和“个人”一样构成了“物质”、“多数”的对立物;鲁迅的“个人”和“精神”是表与里的关系;鲁迅期待精神界之战士出现,用“精神”破“和平”、“萧条”,建立“人道”、“人国”。     

1976-2000:鲁迅“向左转”问题的当代回应

“新时期”开始前后,鲁迅思想“转变”问题一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随着对“改造国民性”等命题的重新评价或发掘,以及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日益重视,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讨论渐入冷寂。倒是以鲁迅“向左转”为潜在前提而对鲁迅思想价值评估的趋势,在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两个层面逐渐兴盛起来。在“祛左翼化”社会潜在思潮中,“褒胡贬鲁”和“守鲁贬胡(或不贬胡)”观点尖锐对立;与此同时,鲁迅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也被收入视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左翼”价值的重新发现,也使对鲁迅遗产的评价处于更为复杂的格局中。     

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日益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却迅速发展成熟起来,通过对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原因和表现的分析,提出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的种种启示。文章进一步着眼鲁迅思想和创作对于日、韩、中3个民族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的基础性价值,论析日、韩、中3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上相互影响和借鉴的历史,提出并阐释了建构“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     

鲁迅与黎锦明

黎锦明作为鲁迅赞赏过的"湘中作家",和鲁迅有过密切的交往。鲁迅曾经亲自教诲黎锦明,因此无论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黎锦明都深受鲁迅的影响。他继承了鲁迅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又开启了革命小说的先河。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黎锦明和鲁迅一样旁出一支"反抗复仇"的主题,最终成为20世纪20年代一位重要的小说家。     

“现代性”烛照下鲁迅的侠骨柔情

本文从现代性理论角度重新审视鲁迅和传统侠文化的关系。首先对现代性概念做了界定,介绍了中国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然后,从现代性概念的三个价值基点出发论述鲁迅与侠文化的关系:一是鲁迅如何对传统侠文化进行研究和批判;二是鲁迅如何呼唤与传统侠士有共通性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启蒙当下民众,提出"人的主体自由"的现代性方案——以"立人"为核心,以"人国"为目标的现代文化建设战略构想;三是鲁迅在"自己反对自己"悖论式现代性价值视点下,赋予侠文化的核心主题"复仇"以自啮自身的反省品格,让文化的"复仇"成为批判国民性的有力武器。     

回到鲁迅读懂鲁迅--漫忆唐弢及其鲁迅研究

唐弢的鲁迅研究影响过一代人,他总是默默地与鲁迅"对话",始终围绕着读懂鲁迅这一思路,他又是一个把鲁迅研究推向新高度的学者.     

鲁迅的书籍装帧与“民族性”体现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国现代书籍的装帧设计方面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不仅对中国传统的书籍装帧艺术深有研究,还大力引进了西方好的书籍装帧形式。在引进西方优秀文化艺术的同时,他注意到了一个关乎民族文化根本性的问题——＂民族性＂,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正是他勇于引进西方文化而又能够保持传统文化中＂民族性＂的体现。     

鲁迅的“佛文化”因缘

鲁迅与"佛文化"的因缘,其一是鲁迅受"佛文化"相对自然、自在的濡染;其二为鲁迅对"佛理"的相对积极主动的钻研与运用。前者可以从家庭氛围、时代气息和具体环境三个角度见出,后者则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四个不同的阶段:兴趣的生成时期(1908-1911)、理解的强化时期(1912-1923)、纯熟运用佛理的经典时期(1924-1926)和广泛、多面地运用佛理的时期(1926-1936)。     

人与城的对话:鲁迅与租界化的上海

置身于租界化的上海,鲁迅的生命体验恰“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迟暮心态的他多少显得无所适从,他以冷嘲热讽的姿态持续看租界。但是,鲁迅无法逃离租界化上海的诱惑而投奔它处,始终陷入欲弃还留、欲恨还爱的复杂情境。鲁迅是传统士大夫文化和租界洋派文化的中间物,对京海合流的刻薄态度,流露出他在租界化上海的边缘感,和作为中间物而应有的牢骚。     

鲁迅研究的困境

中国鲁迅学史是一个“鲁迅映象”与“鲁迅本体”不断悖离的过程,同时也是前者向后者不断回归的过程。这种悖离体现为两种神化:“公神化”和“私神化”(情绪性的私神化和学理性的私神化);两种丑化:基于政治功利的丑化和基于个人功利的丑化。其中最需引起深刻反省的是学理性的私神化研究,这种倾向已使鲁迅研究再次陷入困境。研究者必须在精神上完成对鲁迅的祛魅,才有突破困境的可能。     

鲁迅与广告

鲁迅与广告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鲁迅全集》中有几十篇文章与广告有直接的关系。他对广告的营销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写作上主要运用了形象、直陈、告白等技法,表现出较高的创意思维和设计水准。同时还对一些广告进行过点评,净化了当时的广告市场,对旧中国广告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