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述评

费孝通先生是国际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英国,其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被国际社会学界誉为人类学的一个里程碑。回国后,费孝通先生致力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实地调查,发表了诸多经典的调查报告。他一生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土本化的努力,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是获得过赫胥黎奖和马林诺斯基奖的亚洲学者。 费孝通先生对《社会》杂志的发展曾寄予以极大的关心和希望。他曾为《社会》创刊号寄文,其著名论文《江村五十年》也是首先发表在《社会》杂志上的(1986年第6期)。在即将迎来他95岁华诞之际,本刊特刊发一组有关他学术思想的述评文章。     

中国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发展

乡土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土壤,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是以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作为支撑点和归宿点。乡土社会具有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小农生产,以己为中心、家庭为本位的差序格局,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礼求和、家国同构的社会共同体的特征。这些特征对社会发展既有着小农生产的内卷性、差序格局中的非契约性和家庭本位下公共精神缺失的负功能,但也有着与现代化兼容的无限可能性,乡土社会的传统共同体为现代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厚实基础,修己安人、寓教化于生活对建构现代社会文化道德有重要启示意义。     

“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人类学学科领域从传统的部落社会研究扩展到对文明社会的研究,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两位人类学家为这一转变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贡献。本文梳理了这一过程的学术史,认为是这一时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导致两人不约而同发现“乡土”社会。两人都对文明社会研究进行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拓展：在处理社区多样性方面,费孝通使用类型比较法,雷德斐尔德则提出了乡村-都市连续统模式;而在纵向社会结构方面,两人都提出类似的城乡一体的整体社会结构模式。本文描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并对二者的差异性进行了评述。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费孝通教授２０世纪末研究成果的再学习

去年11月,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度过了他的九十五华诞。他 70 多年的学术生涯可以使人们感悟到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成长的艰辛。1979年中国社会学这门学科得以重建时,他已是60 多岁的老人,因为坚信社会学可以成为一门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他决定挑起重建社会学的重任。1在这以后的20多年中,他怀着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从农村到小城镇,从小城镇到城市,又从城市到经济中心,足迹遍及全国。他“行行重行行”,深入社会生活实际,走在社会经济变化的前沿,提出并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课题。20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开始把…     

现代信息社会之乡土文化危机与应对策略思考

乡土文化传承状况的变化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其中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乡土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危机。我们必须注重对传统乡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探究传承和保护乡土文化的新途径。     

乡土社会人际交往的规则惯习--对N地"年夜酒"的研究

研究目的和方法对中国人际关系网络的研究 ,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很精辟的见解。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说 (费孝通 ,１９８５ :２１ -２６) ,许光的“情境中心”说 (许光 ,１９８９) ,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式 (黄光国 ,１９８８ :７ -４３) ,翟学伟的“个人地位”说 (翟学伟 ,１９９９)等。上述学者的研究已在不同视角上对中国人际关系的运作特质进行了总结。但是丰富多彩的中国人际关系网络的研究仍然有待继续深入。笔者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一有关“规则惯习”的研究。本文所采用的是参与观察法 ,原因有三 :一是规则惯习是从现实中…     

论乡土文化的规范功能及乡土社会法治的实现

乡土社会是以乡土文化为特质的特殊社会结构类型。乡土文化具有与现代法治类似的泛化权利义务功能、制裁功能、强制功能、秩序功能等规范功能。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嵌入,乡土文化发挥规范功能的前提和条件即社会稳定与传统信任发生了改变,这为乡土社会法治的实现提供了重要契机。现有乡土社会法治建设理论主要集中于以民间法为主导和以国家法为主导两条路径,以及国家整合与乡土社会变迁互向刺激-调适的第三条路径。第三条路径指明了发展方向,但未提供法治建设的合理举措,需要与新型信任体系、发达的社会分工、契约型乡土社会构建相匹配,才能为乡土社会法治的实现铺平道路。     

转型社会中乡土纠纷的变迁

转型期中国乡村的传统秩序正在经受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呈现为机制观念的转变、人际交往的疏离、权力关系的演变与独立个体的崛起。城乡的巨大流动使得独立的个体在纠纷处理上具有足够的自由与话语权,不再受制于乡土秩序的约束。乡村纠纷因流动而出现了解决上的无主地带,进而刺激了乡村混混的暴力救济与纠纷解决上的丛林法则。乡村基层组织悬浮于乡土之上,不再具有支配乡村个体的机制与力量。调解失去了其固着的乡村组织结构与秩序保障,随之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效力,原有的实质性调解被弱化成了表象性调解。     

试论费孝通的“乡寰视野”

本文根据费孝通的有关理论、观点提出“乡寰视野”、“劦业乡”两个概念，尝试以此来诠释费孝通关于中国城乡社会发展与世界经济之“休戚与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文章阐述了费孝通“乡寰视野”观的渊源、演进；从概念结构上解明“乡寰视野”中的“乡”和“寰”，以及“劦业乡”各自的内涵构成；通过对映衬费孝通“乡寰视野”历史意识的理论梳理，以及对费孝通晚年就“乡”“寰”关系问题所作阐述的把握，试图以更具综合性的视域对费孝通的这一重要思想作出较为系统的学理解释。文章最后指出，费孝通倡导“文化自觉”体现出了更为宽广、更为仁至的人文关怀的情愫。“乡寰视野”中的纯真的愿景，是“‘美好社会’的意念”。     

跨越“文野之别”的实践——再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

江村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成名的起点，又是他近70年持续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研究基地。他踏出的江村研究之路，表达了西方人类学大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开拓了人类学从研究野蛮人转向研究文明人的新时代。文章指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是由环环相扣的偶然因素促成的，同时又是有计划、动机明确、志向高远的一项研究。他进行的中国乡村“文明社区”——江村研究的实践， 跨越了“文野之别”，开拓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西方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时代造就了《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把费孝通推向了世界学术前沿。费孝通“志在富民”，江村研究以探索农民怎样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走向富裕道路为主旨，揭示了“江村人”的思想观念、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的变化。文章认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继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未竟的事业，将由“江村学”研究肩负。     

社会学的人文属性与社会学研究——兼论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的理论意涵#br#

自社会学学科创建以来,社会学的“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从对费孝通晚年一文的解读出发,试图在解读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阐述。文章认为,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学科的人文属性是社会学题中应有之义;从社会学的“学科意识”这一维度出发,阐述在社会学本土化趋势下,社会学如何与人文科学进行有意义的勾联,是社会学扩展自身传统界限的关键。     

传统乡村社会小农家庭女性的经济贡献及其决定因素

本文利用20世纪30年代日本满铁农村实态惯行调查数据,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的经济贡献及其地区差异的根源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劳动参与在小农家庭的财富积累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农户拥有的土地财产数量增加0.3%。进一步分析可知,这种作用在南北方存在巨大差异,女性劳动参与仅对南方小农家庭的财富积累具有重要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农户拥有的土地财富增加0.2%。本文认为,南北方地理禀赋所导致的农户经济结构差异是女性的经济贡献存在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本文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的地区差异及其根源,也对当前女性社会地位的相关研究有所贡献。     

自然法的古今之变:《自然社会》的思想史评析

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的范式突变是西方社会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社会乃是自然社会,即符合人的自然性（人性）的社会,这一由亚里士多德首先系统阐述并主导着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政治思想的主流学说,到早期现代受到全面颠覆。政治社会被理解为人为脱离自然状态而通过社会契约建构而成的人造物。李猛的《自然社会》一书是对上述问题的系统讨论。该书不乏有创造性综合的见解。但本文侧重于指出其中的几点不足,包括未能发现古罗马人的自由概念与主体权利概念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未能发现平等而不是权利对现代观念的构成性影响等等。笔者以为造成这些缺陷原因在于李猛放弃了他擅长的社会理论方法,而纯粹从观念史的角度来思考伦理和政治问题。     

试论抒真情方式对后世社会的辐射——以巴金作品为研究视角

＂把心交给读者＂是巴金＂抒真情＂方式最显著的体现。巴金崇尚高尔基小说中的＂丹柯之心＂,巴金早年在《旅途随笔》中就表示要做一块木柴,愿将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朴素美是真情文字的体现。巴金的作品折射着他真实自然的人格光辉,畅销于当下社会。巴金的＂真情＂洋溢在他的友情、爱情、亲情之中。《致青年作家》巴金用真情指引着文学大业。巴金的＂真情＂感召了天下人,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荣誉称号。文学巨匠叶圣陶称赞巴金＂识与不识众口传＂,曹禺讴歌巴金＂文章见真情,巴金是我师＂。巴金的＂真情＂人品与文品的光辉,与太空中＂巴金星＂交相辉映,光耀人间,光耀千古。     

无须德性的伦理生活——黑格尔论现代社会的理念

比较黑格尔的伦理概念与古代伦理概念的区别有助于澄清现代社会的理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是一个借助习惯、法律和政制搭建起来的、旨在塑造人的欲求和欲望的生活方式。对于处在自然德性和思虑德性之间的伦理空间而言,习惯、法律和制度并不是自足的,它们着眼并取决于德性。相比之下,在黑格尔那里,现代人无须具备多么高的德性,仅仅通过服从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就能够驯化自己的欲望,从而赢得他人的承认和自由。不过,我们需要反思,在法律和制度的健全和完备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或许,这仍然取决于我们能否在自身的文明传统中再度唤醒某种伦理特质,去驾驭这些理性化的法律和制度,营造出一种值得欲求的共同生活。     

借鉴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学习型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文章从阐明公民社会的内涵及其理论的基本观点入手,试分析该理论对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借鉴之处,提出进一步转变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模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积极作用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