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菜与台菜

中国饮食文化自古以来有八大菜系之分。最近几年，有关国宴“堂菜”和“台菜”的说法流传甚广。何谓“堂菜”和“台菜”？“堂菜”的“堂”字取自人民大会堂的堂。它本是人民大会堂主厨随口一说的名称，而1984年出版的《人民大会堂国宴菜谱集锦》，首次为“堂菜”正名，堂菜也由此成为八大菜系之外的又一个新品种。     

《说文解字》所收“苋”、“蓼”疏解

《说文解字》所收“苋”得名取义于其茎叶高大而易被看见.唐代文学作品中已较多地出现对苋的吟咏.宋元以后,苋之品种渐增.“苋菜”中“人苋”即今所谓的“籽粒苋”,在我国有悠久的栽培、食用史,以为籽粒苋原产于美国之说并不妥当.将“人苋菜”写作“人蔊菜”、“人旱菜”等是因不辨古音选错本字而产生的误会.《说文》中的“蓼”当指泽蓼而不是水蓼.“蓼”得名于其味辛辣,“蓼”、“熮”、“燎”、“爒”音近义通,当同源.蓼的别名“蔷虞”当表示采获山泽的菜草,这一别称蕴含了蓼的生长环境特点.     

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杜诗辛词比较论略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者。诗之境阔,词之言长。”①本文将以此为缘,又顾及“东坡词颇似老杜诗”,“苏辛为别调者哉”,②杜诗“真心缘情”,辛词“乐为心声”,对杜甫与辛稼轩的作品及人生哲学作一浅析。一杜甫、稼轩皆为胸襟阔大之人。在政治上,杜比辛较为失意。然而,他们对家破国亡的感愤及怨君忠君、忧国忧民的思想都是一致的。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稼轩“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③“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     

原型的再生:孙悟空与方相氏

有关孙悟空的原型之争初见于上世纪初,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类:胡适的“外来说”、鲁迅的“本土说”和当代学者季羡林的“混血说”等,均以“猴形”身貌特征———即以猴论猴作为追本溯源的立足点。笔者以为,“猴形”只是用来挪喻与吸引读者审美需要的假借之物,而透过“猴形”所蕴含的“原始意象”才是孙悟空形象的原型意义所在。孙悟空在整部《西游记》中所扮演的角色最重大的职责是替人类(唐僧)驱逐各类妖魔鬼怪,这可溯源于原始的驱傩首领方相氏角色。孙悟空的两件法宝:一是火眼金睛可识别妖魔鬼怪,来源于方相氏的“黄金四目”;二是“如意金箍棒”可驱邪逐祟,来源于驱鬼的“终葵”(驱鬼棒),而“终葵”后演化为“钟馗”,在宋以后的大傩仪中实际充当着方相氏的职责,实际上也源于方相氏。另外,从孙悟空的身世、神态与装扮特点等方面,也能看到方相氏的某些“原始意象”痕迹。故孙悟空的原型即方相氏。     

《诗·氓》“复关”解

《诗·氓》中“复关”一语,旧注或训关隘之关,或训地名,皆以处所为释。又有以为氓之“托号”,亦即借代者。而据旧籍及本诗上下文意,终难成为的诂。是以高亨先生释之为“返回的车”。案前引诸说俱非,今据《周礼·秋官·条粮氏》“誓大夫曰敢不关,鞭五百”并注及《史记》、《汉书》注,此“关”乃“关说”、“头白”、“关由”、“关通”之关,其义略同于“通告”,亦并与今语之“回答”、“回话”、“答复”、“诸义相近①。是本诗之”复关”亦当以此为释。覆按旧籍,此类例证尚多,今特援举以证成其说。     

试释“引婴儿”之“引”

《吕氏春秋·察今篇》有这么一句话:“见人方引嬰儿而欲投之江中。”其中,“引嬰儿”之“引”是怎样一种动作?旧注本原无解释。中华书局出版的王范之《吕氏春秋选注》释此“引”为“牵”,而中学语文课本选入此文时,亦把此“引”字注为“牵引”。此实不妥。许慎《说文解字》:“牵,     

元明清时期的藏族

还在唐朝时期,吐蕃向甘陇、西蜀和云南西北部一带发展势力之时,藏族人口即以今西藏为中心,散及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一些地方。而元、明、清时期藏族的分布状况,基本上沿袭唐朝时期未变。 元朝时期,藏族的汉文书面记录名称仍作“吐蕃”。明朝时期作“西蕃”,称藏族主要聚居区的西藏为“乌思藏”。而云南西北部的藏族却被称为“古宗”。清朝时期称西藏的藏族为“藏番”,又因其地在祖国之西,故称“西藏”。而《卫藏通志》卷十五则说:“唐古忒,旧为图伯特国,在工布江达之西,又称为康、卫、藏。康即今之察木多(今昌都);卫即今之前藏(以拉萨为中心);藏即今之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也。”     

李商隐《夜雨寄北》“巴山”辨证——兼论文学原型的“典型化”

考察《夜雨寄北》“巴山”所指,须辨析唐诗中“巴山”“蜀山”用法及唐剑南东川之历史地理。《全唐诗》所涉“巴山”约三分之二指古巴地之山,约三分之一指川北之巴岭,即巴蜀经汉中往返关中所经大巴山脉西缘。但目前所知李商隐行迹,没有初秋由巴蜀经汉中返关中的记载,所以巴岭之说缺乏依据。今影响最大的“泛指东川(今四川东部)一带之山”说则误读了唐代地理,唐剑南东川辖区在今四川之中北部、中部、中南部、重庆西部而非“四川东部”,今四川东部中晚唐时属山南西道,今重庆东部属荆南。综合考察,唐诗中的“巴山”除少数指川北之巴岭外均非确指,而多用以区分巴、蜀、楚等地域与文化或羁留之地。但兼具“巴山”“夜雨”“秋池”,尤其是极易触发羁旅中诗情的“相思”题旨等诸要素集中之地、唐时李商隐任职的剑南东川所辖渝州之缙云山,仍最可能为李商隐创造文学典型的触发地或原型。     

关于茅盾笔名“终葵”的含义

“终葵”是茅盾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右第二章》时署用的新笔名。茅盾同志曾经说明这个新笔名的由来:“终葵即传说中钟进士捉鬼的故事的原型”,有人据此进一步加以诠释: 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中“补笔谈三杂志”五七三条载,唐明皇于病时梦见一大鬼捉小鬼,“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唐明皇问大鬼:“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明皇醒后,乃诏画工     

经史杂考三则

一、“道德”诂义 道德一名,乃中国古代思想中一极重要之范畴。而考其初义,则皆与行路有关。《说文》:“道,所行道也。”《荀子·王霸》:“道,行也。”《尔雅释诂》:“道,直也。”综此,道之本义,道路也。引申之,顺路而行亦谓“道”,或称“得道”、“有道”(“有”初义训取,见《经义述闻》)。再引申之,万物生灭所循之抽象规律亦称“道”。故庄子言:“道,理也。”(《缮性》)老子言:“道者,物之所由也。”(并见《庄子·渔父》)韩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也。”《释名》:“道,导也,所以通导万物也。”德之本字,在甲骨文中从直从行,与今之“循”字形近(容庚说),“示行而视之之意”(闻一多说)。《庄子·大宗师》:“以德为循”,尚存古义。但其后此字之形与义变异甚大。其字本义今存于晚出之“巡”字中(《说文》:巡,视行皃)。而其字形在西周金文中则演变为“德”,战国古文中演变为“惠”,其义亦大变。所最可注意者,是字中增入“心”符,为甲骨文中所不见也。《左传桓公二年》:“在心为德”。     

从胡林翼未刊信稿看太平军击毙罗泽南之战

太平军战史风涛万里,从一八五五年四月到一八五六年十二月所进行的武昌保卫战是重大而出色的一役,而在此役中,一八五六年四月在武昌大东门外炮中湘军头目罗泽南堪称有力的一击。洪山绝顶上那座巍峨的宝塔之西二百米处,有一块铭镌着“罗公捐生”的石碑(今已不存),指的就是罗泽南中弹后殒命之处。而附近的罗公祠(今已不存)则是咸丰皇帝闻讯震悼,诏示为旌表罗泽南之忠节而建立的专祠。封建史家们喟叹罗泽南之遽殒:“泽南定力争上游之策,功未竟而身歼,天下借之。”但革命人民却以另一种感情看这件事:     

“今”字误译例辨析

“今”字在古文注释翻译时,常被误释误译。如: (1)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墨子·非攻》) (2) 今有一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黑白之辨矣。(同上) 《中华活叶文选》将此二例中的“今”字分别译为“如今”、“现在”;《古文百则》将两个“今”均译为“现在”,二者的翻译都不确切。首先从句子形式上看,两个例子都是“今……,则……”的格式。这是一种条件复句,前面的分句提出一个假设,后面的分句说明假设的结果。“今”是复句中的主要关联词语,     

“吾属今为之虏矣”解析

《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么几句:“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现今的高校古汉语、古作品教材及一些有影响的文言读本大多未对其中的“吾属今为之虏矣”一句加以注释,同样,中学语文课本亦如此。有些虽加注释,但似乎都不够准确妥贴,如郭锡良等编、王力等校订的《古代汉语》:“我们这些人现在要成为他的俘虏了。今:时间副     

词与花儿的流变及其比较研究

一、引言词,即与曲相对而言。故有“曲子词”之称。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只是当初的词,不一定专指长短句,而是凡入乐的皆以为“词”。     

《诗经》“赋”论

在《诗经》创作中,“赋”同“比”·“兴”一样,都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表现手法,也是诗人借以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概括的重要艺术特征。可以说,《诗》三百篇,之所以能“动人心”、“增人感”,传之久远,虽遭秦火而不灭,除其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其它艺术因素外,也跟“赋”法的大量使用分不开。 可是,什么是“赋”?我国古代学者的理解虽较一致,但认识仍有深浅之别。一种看法是“赋”就是“铺”,就是“敷”,亦即直接叙事,如汉人郑玄“赋之言,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郑注)、唐人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辞赋也。”(《毛诗正义》)、南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等人的论述均是。另一种是“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     

谈方言口语对训诂的作用

<正> 历代诸家释“训诂”,有涉及方言的,也有不涉及的。郭璞在《尔雅·释诂》的注中明确地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这就涉及训诂和方言的关系。而孔颖达在《诗经·周南·关睢》的疏中,只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入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但是此说虽然在字面没有提到方言二字,而在“古今异言”这四个字里,不能说不可以包容方言,只不过是提法笼统,没有强调方言罢了。所谓“古今异言”,可以这样理解:古与古有“异言”,今与今有“异言”,古与今有“异言”。在同代的“异言”里,主要是指方言同通语的差别。这种差别,     

释长言、短——略论入声尾失落的原因

论及入声,常常涉及何休对《公羊传》、伐字的那条“长言之”、“短言之”的注。顾炎武认为:“长言之则今之平上去声也,短言之则今之入声也。”段玉裁认为:上古去、入合一而分短入、长入,后世以长、短为条件分化为入声、去声,所以他说:“伐字今人读房越切,此短言也,”孔广森也曾注意过何休的这条注释,但孔广森是否认上古有入声的,所以他认为“去声之中自有长言、短言两种读法,每同用而稍别畛域,后世韵书遂取诸阴部去声之短言者壹改为诸阳部之入声。”以上三家对上古有无入声(以及去声)     

古代诗文中的“葵”字解——兼谈“葵菽”即“葵藿”

宁夏日报1980年5月11日的《六盘山》副刊上发表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古代民歌〈长歌行〉浅谈》一文。其中解释第一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唏”说:“诗一开始,就用向日葵上的露珠等到太阳一晒就干掉的比喻,来说明时间稍纵即逝的道理”。其后又云:“作者用了向日葵叶上的露水……等比喻点缀和加强了全诗的寓意”。这种分析是可取的,然而将“葵”字解为“向日葵”却是需要商榷的。 细检今人有关解释古诗文中“葵”字的著述,绝大多数解为“向日葵”、“葵花”。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所选注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注释《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曰:     

包山楚简释地四则

包山楚简所见之“正阳”即两汉之慎阳、隋唐之真阳、清以来之河南省正阳县;“宜阳”当即两汉平氏县义阳乡、魏晋义阳县,在今桐柏县东北境与信阳县两北境;简文之“荇”当释为“项”,为春秋古国,地在今河南沈丘县城关一带;“庐”当即汉晋中庐县,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境。     

茗菜与苔菜考辨——兼谈茶事之起源

茶事起于何时,向来有不同的观点.《晏子春秋》有“茗菜”之语,很多学者据此认为战国时代便已有茶之事,《中国茶叶大辞典》更是将晏婴列为古今第一茶人.本文利用文字学、词源学、版本学、气候学、地理学等方面知识,对《茶经》、《太平御览》、《晏子春秋》等书中的五段类似的引文进行逐一辨析.笔者认为《茶经》的“茗菜”引文并不可信,“茗菜”当为“苔菜”之误,或《晏子春秋》中并无“茗”或“苔”字,这条语料并不能被用来证明战国已有茶之事.本文还简要分析了先秦可能是茶的有关文献记载,认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先秦有茶的观点并不可信.本文利用“二重证据法”,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角度分析,认为茶事起于西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