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今本《逸周书·大武》八篇研究

今本《逸周书·大武》八篇都论述了"武"。"武"包涵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两个方面的内容,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反映了商末、西周、春秋时代以血缘家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体现了该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军政合一、兵刑合一的政治军事制度。"武"不是兵法,其兼并弱小的战争观,以攻为主的战略战术,都与春秋末年、战国时代的将战争当做客体来研究、当做艺术来对待的兵法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大武》八篇应该是兵法产生之前的军事文献,其时代上限是西周初年,下限是春秋末年。     

《左传》、《礼记》“礼制”合异考

"春秋三传"惟《左传》最善于"礼"。《左传》中记录了大量行于春秋时期的礼制实例,故前人研究先秦礼制,多将其与礼书互证。《礼记》作为"三礼"之一,亦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先秦礼制。通过对《左传》与《礼记》中"礼制"的合异探析及举例论证,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哪些礼制是属于春秋时期或更早之前的周礼,哪些又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的"变礼",甚至于是后儒"整齐划一""增饰附益"的理想礼制。     

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

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中提出:1.除了《武》、《酌》、《桓》、《赉》,以外两篇,“自古无说”;2,《昊天有成命》、《般》为《大武》六篇中的两篇;3,《大武》诸诗“语义相承,不独为一诗”,诗的顺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笔者对这些说法,根据史料,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仅有关《诗经》诗篇的解释,而且实际涉及到如何认识古代礼乐形成的过程,如何认识礼乐和民间舞乐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

《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至今仍有争议 ,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却成书在公元前 4 0 3年之后。本文借助一些史料推理分析 ,认为左丘明当是《左传》的始撰写者 ,撰写内容传授给弟子 ,其弟子据自己亲眼所见对预言及某些内容按照左丘明的思维轨迹进行了调整增删 ,最后的定稿人至少活到了公元前 4 0 3年。关于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作过程的逻辑推理 ,认为编撰《国语》是撰写《左传》的必经步骤 ,但是左丘明编撰之《国语》今已不传了。     

《淮南子》书名演变考论

《淮南子》一书的名称历经千年演变,共出现了十多个不同的称呼。在成书之初,淮南王刘安将其定名为《鸿烈》,意欲向世人昭示他的成就。不久,刘向就代表官方将谋逆的淮南王书改称为《淮南》,并分内、中、外篇。内篇即是指代《鸿烈》,故《汉书》又称其为《内书》、《淮南内》。东汉中后期起,该书被尊称为《淮南子》,列入子书。当时的文人著述有时也以《淮南书》、《淮南记》、《刘安子》来指称。魏晋以来,《鸿烈》、《淮南》二名合成《淮南鸿烈》一名,有人又误把高诱的《鸿烈解》归之刘安名下。宋明学者亦不辨原文和注文,又以《淮南鸿烈解》之名代称《淮南子》。     

春秋楚人用《诗》考论

春秋时期,<诗>成为楚国秉礼行事的重要依据.楚人学<诗>"广显德以耀明其志",表现出明显的<诗>德意识.这既与周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又与楚人尚武精神密切相关.楚人用<诗>重<雅>与春秋各国用<诗>具有相同性,他们在遵从用<诗>共性的基础上又有新变化,显现出热衷引<颂>的倾向.楚人对<诗>之字句、诗旨等的训释,表现出与他国不同的特点,有比较系统的<诗>本,深谙<诗>德、<诗>礼,形成了自己学<诗>、用<诗>、解<诗>、传<诗>的方法和体系,显现出了他们对宗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少年游》词事演变考论

诗词进入说部的案例颇多，但《少年游》“并刀如水”一词有特殊性：因为叙事与抒情兼美的特质，其词并非服务于叙事的工具，而是情节构筑与人物塑造的基础。由此产生的周邦彦与宋徽宗、李师师艳情故事，在宋笔记、元传记、明杂剧中屡经改编，乃至与水浒故事勾连，广为流传。这一叙事化过程体现了历代作者对文体融合的探索，也影响了读者对艺术与事实的辨析体认。诸种文体在审美层面上充分互动、彼此渗透，令读者产生丰富且立体的阅读体验，进而以极富感染力的艺术性塑造并固化了周邦彦的“风流词客”这一形象标签，使之深入人心。这反映了历史与文学的共生互动，也显示了在文学领域知人论世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汉语大词典》所收《礼记》礼制条目商订

《汉语大词典》收录先秦典籍《礼记》中的大量礼制条目,其中"幽禜"、"商祭"、"接武"、"鼓足"、"散齐"、"壮?"、"期颐"等条目与同类条目不协,释义不善或书证标点有误。     

试析北周武帝释放奴婢的原因

北周武帝释放奴婢，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两晋至南北朝时期奴婢的大量出现，有战争、民族矛盾、自然灾害、少数民族落后等诸原因。随着内迁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完成，民族融合的深化，门阀势力的削弱，解放奴婢的阻力大为减少；加之北周武帝个人儒学修养好，又出于灭亡北齐追求天下一统的目标，通过释放奴婢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成为一种必然。     

西周军赋问题研究

过去学术界谈到西周军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其证据都是根据春秋以来晚出的《周礼》、《左传》甚至《汉书》来论证的，这些文献能否证明是西周的军赋是有问题的。本文据西周金文考察，西周时期的军队武器设备和军用服装都是有专门的官职及机构来管理的，而六师军用马匹和牧场也是有专门的地点，并且也是由专门的官职来管理的。这也和《周礼》所反映的有关官职情况是相互一致的。     

西周赏赐制度研究——以对西周金文赏赐物的量化分析为视角

西周赏赐类铭文中常记载各种赏赐物品,这些赏赐物的出现以及之间的组合都呈现出一定规律。掌握这些规律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铭辞文意,对充分认识西周赏赐制度,以及受赐者地位和判断铭文时代等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量化分析为考察这些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进而以分析结果为基础探讨、总结各类赏赐物间组合规律。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论周代天子大禘礼及文化功能?

周代天子大禘礼是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礼书对它并无系统记载和论述,只言片语的文字信息且前后抵牾,致使学术界自汉儒以来对大禘礼的概念和内涵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形成定论。系统整理和研究先秦典籍及金文相关材料可知：大禘礼是周天子大规模祭祀祖先之礼,为天下第一大祭,内容主要包括兴乐舞、大献享、序昭穆、行赏赐四项。周天子举行大禘之礼,其一是效法天地,利用定期祭祀大行赏赐,回报忠君报国之臣,以此凝聚民心;其二是定期规范和整饬封建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政权之长治久安。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论《诗经》所反映的周代婚姻及其成婚礼俗

《诗经》中有许多作品反映了周代婚姻及其成婚礼俗。概括地说,民间婚姻既有自由恋爱、自主婚嫁的风情,也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姻的制约,而聘娶婚姻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贵族阶层的婚姻既有文明时代的新变,也有远古社会的遗风;成婚礼俗不仅有“六礼”,也还有其他许多风俗习惯,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     

中西之间:轴心时代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本

中国文化形态在轴心期发生了第一次大转型由神学文化形态转变为世俗文化形态.这次转型确立了作为人文主义精华的心学传统,这是今天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资源;但同时也逐渐失落了作为"第一实体"的个体精神,这是与现代性相悖逆的.这次转型经过三个阶段(西周、春秋、战国),而<周易>文本正是其经典表征<易经>观念是其发端,<左传>筮例是其发展,<易传>思想是其完成.唯其如此,<周易>后来成为中国群经之首、百行之源.     

《国语》西周部分的史料价值

《国语》西周部分在全书占有的比例较小,但是作用不可低估。作者对这一部分史料的选择并非毫无目的,而是用心良苦。这一方面符合“语书”的作用,一方面也定下了全书思想价值的取向。不但交待了具体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而且也为研究西周的灭亡提供了政治、经济的有力证据,并顺理成章地交待了“礼乐崩坏”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