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士林哲学形上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作为基督教哲学古典、现代哲学的代表,士林哲学与新士林哲学一以贯之于对形而上学的建立与回护.士林哲学形上学分为“知识论”、“本体论”、“因论”三部分,由“万物之有”的实在性,论证“绝对之有”的实在性.新士林哲学的代表罗光哲学,则在传统形上学基础上,以“存有”为路径,进一步打通了个体与至上神的关联.     

台湾天主教新士林哲学形上学的义理归旨

在现代汉语言哲学中,台湾新士林哲学是一支发展势力强盛的哲学流派.在现代哲学反对形而上学的浪潮中,这一流派坚持形而上学并谋求和中国传统思想的融合,因而把握这一流派的思想特质就必须从其形上学入手.本文认为其形上学精神主要体现在对如下几对范畴的规定上存有本身与自有的存有,类比与分享,个体与位格.从这几对范畴出发就可以把握该流派的精神取向.     

方东美“新儒学”思想研究——以形上学为中心

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方东美致力于阐发古代哲学形上学思想,揭示了中国哲学特有的生命观念、机体观念、价值观念。他始终突出儒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范导作用。通过凝练儒家形上学的两大特色、三大原则和四大要义,以及重建生命的形上学,他为中国哲学之转型寻获了理想路径。他虽非"新儒家",却是"新儒学"的推动者,其研究对重新审视儒学的问题意识与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方东美的生命本体论

在哲学领域,方东美注重的是形上学,即本体论。他不仅在阐释儒、道、佛诸家哲学时采取形上学的途径,在进行中外哲学比较研究时选取形上学的视角,而且自己建构了一个哲学形上学的体系,这就是他的生命本体论。一、生命本体论的形成方东美生命本体论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时间上说,从他早年接受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到晚年完成自己的生命本体论架构,历时数十年。从逻辑上说,则是由提出“生命”的本体意义,到阐明生命本体之功用,遵循着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的思维路径而落定。（－）确认“生命”为宇宙万物之本体方东…     

论传统形上学的基本特征

形上学或本体论的问题,是人的终极关怀或安心立命之道的问题,是人对自身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的一种整体的洞悉或觉解。不同的文化民族具有不同的形上智慧(或关于本体的睿识),从而有了不同的民族精神。对于世界最真、最本质的是什么,人生最高意义是什么,“我”是什么的问题,中国哲学家以其特殊的人生智慧,作出了独特的回答。许多外国学者或因袭外人之说的国内学者,不愿意承认中国有形上学,并以所谓“伦理性”取消了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学的形上学。这种偏见或误解,在于他们以希腊、西方或印度哲学作为某种模式,衡量、剪裁中国哲学,不懂得中国形上学的特殊性。那么,中国传统形上学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本文在前贤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发挥为以下五大特点。     

困境与反省——当代新儒家的问题与出路

五四运动后,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堤决水溃的局面,当代新儒家在返本开新的旗帜下,全力于探索儒家心性论的现代转化,为传统儒家哲学在新时期中达成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然而,他们在将心性论形上学化的同时却难于逃离内外交困的处境,一方面对心性本体的自我证会难免流于个私的体验和独白;另一方面扫相证体的形上学方法又将人的实存世界给予遗忘.因此,尽管新儒家的思想精致和独特,但却不能免除其精神上的粗糙.     

牟宗三的哲学观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兼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可能途径

在牟宗三的哲学观中,发现哲学原型及其间架具有基础性意义,而"道德的形上学"及"一心开二门"正是这种原型及其间架,这是一个普遍的哲学原型,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系统,若要称之为哲学,必须"二门"全开,不然就不是完满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看,"有无哲学"的问题不只是可考问中国文化,亦可考问西方文化。具体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在现象界,中国哲学没有开显出知性形态以成就知识系统,故说中国没有哲学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本体界,中国哲学有玄妙的体悟与圣证工夫以冥契本体,故说中国没有哲学则不可接受。所以,中国哲学可能的发展途径就是要开显其现象界之所缺,固守其本体界之所成。由此,哲学始真成为一切知识的系统,且哲学亦可上升至宗教。     

老子“道”的形而上学新解及其思想价值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仅注重道德伦理实践,而且具有表现为理性思维的形上之学。以“道”为理论核心的《老子》哲学就是中国形上学思维的最早表现形式。“道”是《老子》哲学确定的宇宙本体。《老子》哲学中的“道”是一种可以称为“无”的客观实在,是有与无的内在统一,是万物发展的宏观场合。“道”的观念的确立奠定了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基石。     

熊十力的“哲学体系”情结——读程志华《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当西方现代哲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学”的时候,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却在津津有味地重建形上学的“体系”话语。在西方哲学界,为了彻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已被当作一条“死狗”丢在一边,其中批判的借口莫过于对其“体系”封闭、僵化的不满,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破碎和颠覆本体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及传播。然而,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熊十力（1885—1968）可谓大谈形而上学;不仅如此,熊氏对哲学体系的偏爱和执著,一方面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另一方面把儒家本体理论之建构和民族尊严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联系了起来,成为中国儒学史上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建构系统化、体系化的哲学“第一人”。     

以道德摄存在——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之证立

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创构是牟宗三重建传统儒学之具体理论型态的展示,本质上,这一形上学体系是在康德哲学架构的理论背景下、以天台圆教思想为参照,通过以道德摄存在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同时,其亦可被视为在存在与价值二分的现代思想背景下,传统儒家智慧对如何确立道德与价值的普遍根据与个体安身立命之本等问题的积极回应.本文试图通过具体分析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中道德与存在的必然性关联以及道德本体、智的直觉等相关概念,揭示此一形上学体系之证立的内在根据,并阐明其理论意义及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事在”·“人在”·“义在”──马克思哲学是“意义形上学”

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时代精神的形上之学,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 时代精神,作为精神形上学的哲学则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这即是哲学的转向。现代人类精 神之重心转向人本身和人的生活,作为现代哲学的马克思哲学正是现代精神重心之形上升 华,它面对三个世界：感性世界（事在）、人类世界（人在）、意义世界（义在）。这一哲学 是以感性现实生活为对象,以人类的理想本性为对尺对之进行人道评价而获得的意义世界, 即“为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世界,故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意义形上学,也即是人道主义 的现代哲学形态。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

本文重在探讨方东美关于复兴中国哲学精神的设想。本文首先分析了方东美从“形而上的途径”研究中国哲学 ,从而把中国哲学界定为“既超越又内在之形上学” ;然后分析他依据这一界定 ,将四大精神传统 (原始儒学、原始道学、中国大乘佛学、宋明新儒学 )交融与会通处视为中国哲学的最高精神成就 ,进而以这四大精神传统的传承为主线将四千多年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确定为由高潮走向低潮、最终在清代中叶导致死亡的历史 ;最后就他所设计的“人与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蓝图”作具体分析 ,以揭示他关于在现代复兴中国哲学精神的基本设想。     

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探寻与共同体意识

共同体意识建基于普遍性的探寻之上。依据对普遍性探寻的不同路径，中国哲学对于共同体的理解可以划分为治理共同体、自然共同体、天人共同体、道德共同体等不同类型。就治理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追求一种普遍性意义的治理型秩序，以齐同意识认识“性与天道”;就自然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追求自然一致的普遍性，立足于自然之道建立起总体性解释世界的模式；就天人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认为存在一种超越性的普遍性天道，遵循天道统一法则能够使得人类生活超越具体差异而走向和谐一致；就道德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以建构普遍的道德形上学本体为路径，论辩道德本体及其运行之道的普遍性，从而实现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性追求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体意识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凸显中国哲学的世界性意义。     

冯友兰与维也纳学派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新理学与程朱理学、新理学与新实在论的关系多有探讨,但对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关系则研究不足。本文旨在从比较哲学的角度,研究冯友兰的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关系,并重点就科学与哲学(形上学)的划界、究竟什么是形上学等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科学与哲学(形上学)的划界 维也纳学派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维也纳大学为活动中心的一个哲学团体,后来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石里克、卡尔纳普、魏斯曼等。维也纳学派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传统,其目标是要把所谓的“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出去,同时他们也以“拒斥形而上学”作为自己哲学活动的纲领。怎么把“形上学”驱逐出去呢?他们认为只要把科学与非科学(包括形上学)的划界问题解决好,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划界问题如何解决呢?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仁学本体论

仁学本体论是以仁体统摄儒家传统的各种形上学观念,将仁发展为一本体的观念或发展为一仁的本体论。传统儒学"万物一体"的思想既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指万物关联共生的整体,这种整体就是仁体。仁体论把传统儒学的一体之仁与生生之仁作了有机结合。仁本体与关联共生的万有是"全体是用,全用是体"的关系。翕与辟是生生之仁体的两个重要而根本的倾向,翕作为宇宙的本质倾向是仁的根源性表现,维系了生生的连续稳定性,使天道性理、伦理之善等价值得以安顿。仁是相恕,恕是他者优先,是平等而不会自我中心,恻隐之心是仁体的发见和显现,我与他者是一体共生的仁爱关系,因此群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是仁本体的内在要求。我们今天需要在他人优先、仁爱优先的立场下重建仁学本体论,重建儒家哲学。儒家非宗教的人道主义即仁道,可以成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道德基础而无需超越的信仰。     

台湾“鹅湖学派”的理论渊源、代表人物及义理走向

现代新儒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三大思潮之一。就这一思潮的发展来看,牟宗三以其"道德的形上学"将其推至高峰。在"后牟宗三时代","道德的形上学"能否延续下去成为一个迫切且现实的问题。自上世纪后半叶始,以《鹅湖》、《鹅湖学志》主笔群即牟门弟子为主体,在台湾形成为一个当代的"鹅湖学派"。这个学派继承宋代"鹅湖学派"的学术精神,接过牟宗三哲学的"香火",将现代新儒学继续向前推进。就义理来讲,这个学派诸学者既有共性的主张,从而使其形成为一个学派;也有不同的主张,从而表征出不同的义理走向。对这样一个学派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梳理牟宗三哲学的迁延脉络,亦可为现代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下步发展提供借鉴。     

21世纪中国哲学新开展的三重维度

"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究天人之际",构成了21世纪中国哲学新开展的三重维度。"通古今之变",即改变主要从时代性维度来评断中国哲学的偏颇,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连接,以畅通民族文化生命,贞定中国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确立体现中国哲学自身智慧精神的当代理论形态。"融中西之学",即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进而实现中西两大哲学传统的平等对话与深度融合,为探索未来人类更为健康、合理的存在形态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究天人之际",即面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人性的异化与人生意义失落的存在境遇,确立能够安顿现代中国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以为国人的生命存在寻求安身立命的依归。三个向度的展开,代表了寻求中国哲学之新综合与新创造的一种努力。     

中国现代形上学建构的反思——以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为例

中国现代形上学的建构存在着逻辑(知性)和生命两条进路,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是对熊十力生命进路的继承.这一形上学在净化传统儒家意义本体论的同时,又将"良知"变成了吞噬一切的"黑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原始儒家"存在合理性"的偏离.     

方东美论中国传统形上学

中国传统哲学究竟是如某些西方哲学家所称的“一套道德信条”,还是一种自有特色、自成体系的哲学智慧?方东美对此的回答是:在世界哲学发展史上,“中国哲人乃自辟畦径,独创典型,孕育出别具一格之形上学体系”,表现出高度的哲学智慧。他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来展示他所挚爱的中国哲学的“形上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