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银行治理法律策略分析

在中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这一领域,鉴于商业银行自身的特殊性而在公司治理法律策略的适用上也具有特殊性。本文运用公司治理法律策略分析在商业银行特殊的治理结构特征下解决主要权利冲突所适用的法律策略重点及选择倾向,并对适用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和评价。     

关于当代权利形态的批判性思考

契约原则下的当代权利形态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在契约原则下,人们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西方学者力图解决契约原则下的权利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一方面以契约原则作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又要追求所谓人类永恒的权利,由此而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之中。实际上,在契约原则下,权利的实现是有限度的,人类普遍权利的实现只有在契约原则之外才是可能的。     

契约自由、“契约自由权”与契约权利——一个私权逻辑理论视角的分析

按照分析法学的私权逻辑理论,契约自由并非权利,而是派生权利的契约关系的元形式,是民事主体之间“无权利—无义务”的关系状态,其实质就是没有法律限制。将契约自由混同于“契约自由权”对于契约权利本身的设定并无实际意义,反会成为立法者或裁判者滥用其意志侵害意思自治的借口。作为契约权利的元形式,契约自由决定了契约权利的本质必然为约定性权利,但也决定着契约权利只能具有相对性。     

论罗马法买卖契约的效力

买卖契约的效力是指买卖双方当事人在契约中的权利和义务。由于买卖是完全的双务契约,一方的权利就是他方的义务。因此,买卖契约的效力主要表现为买受人和出卖人的义务。权利转移与风险承担的特殊规则是罗马法买卖契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买卖契约效力问题的前提。     

论罗马法买卖契约的效力

买卖契约的效力是指买卖双方当事人在契约中的权利和义务.由于买卖是完全的双务契约,一方的权利就是他方的义务.因此,买卖契约的效力主要表现为买受人和出卖人的义务.权利转移与风险承担的特殊规则是罗马法买卖契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买卖契约效力问题的前提.     

论行政契约缔结与履行的特殊规则

行政契约与私法契约有本质区别 ,但行政契约的缔结与履行是否必然排斥私法原理或私法规则 ?如果不必然排斥 ,私法规则的适用空间又有多大 ?对这些问题 ,国内外学者观点不一。由于行政契约的主体和目的具有特殊性 ,因而不能毫无保留地适用私法契约的普通规则。那些只能适用于行政契约的专有规则 (公法或行政法规则 ) ,不能用私法规则替代 ;对行政契约领域存在的那些公法或行政法未作特殊要求的问题 ,援用私法规则并不影响行政契约的公法属性 ,因而可以有条件地适用。所以 ,行政契约的缔结应基于公权并合乎公益 ,行政主体对缔约相对人的选择应遵循公开和竞争原则 ,行政契约的履行应在强调行政主体特权的同时充分尊重缔约相对人的权利。     

质疑"后代人权利"的代际契约说基础——兼论"后代人权利"的实质

后代人权利论者从西方传统社会契约理论出发,提出了以代际链式相互性、代际正义、以亲子关系为模型的代际契约关系为中心的代际契约理论,作为支撑后代人权利的理论基础.但代际相互性不具有共时性,因此,代际契约无法达成和实现.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中找不到关于"后代人权利"的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当代人内部的关系,把亲子关系作为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契约关系的一个模型来理解是不合适的."后代人权利"只是一种权利虚构,后代人权利论的实质是强调人们普遍承担环境保护义务.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基于商业银行特殊性的研究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不是公司治理理论在商业银行领域的简单套用,而是公司治理一般与商业银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商业银行在合约、产品和资本结构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诸多特殊性对银行治理机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商业银行特殊性出发,既是研究银行治理问题的逻辑起点,也是进一步创新公司治理理论的根本所在.     

契约文明论纲

契约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理性阶段,是现代历史进程的产物、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契约文明在特征上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亦即契约原则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契约文明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货币经济;相互主体性的个人权利认同是契约文明的伦理内涵;契约文明的正义原则为交换正义,它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强调以互利的方式实现自利;法治秩序是契约文明的制度支撑和保障机制。     

风险投资对投资工具和契约条款的运用

在风险投资过程中,由于新兴创业企业存在较高的委托-代理成本、无形资产比例过高、企业价值评估的不确定性较大等原因,因而具有较高的风险,并因此很难从传统的融资渠道(商业银行或公开上市)获得间接或直接融资。风险投资机构除了在项目评估过程中进行严格的审慎调查之外,还可以通过对投资工具和契约条款的适当运用进行风险管理。     

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中契约自由原则的适用和限制

在私权自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契约自由原则为个人的权利运用提供了广泛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塑造其与他人的法律关系,自由决定是否订立契约,与谁订立契约,以及订什么样的契约。债权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原则上只能通过契约建立、变更或解除。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新的权利形态,具有许多传统财产所不具备的特点,因此,在其适用契约自由原则时,便出现了不少现行法律难以应对的情形。在深入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许可合同中契约自由原则的适用和限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完善我国现行法律和制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研究

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与经营一般商品的企业不同.由于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信息披露问题至关重要.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揭示了上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性.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在信息披露方面还存在标准不一致、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及时等问题,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强化对上市银行的市场约束,提高上市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与信息透明度,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竞争有着积极的作用.     

契约总论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契约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使契约成为我们时代的主词。契约以平等为基础、以自由为实质、以权利为内容、以法律为表现，契约内涵着确立平等、实现自由、维护权利、健全法律的巨大意义；契约是人格的体现、安全的要求、利害的产物、道德的要素、秩序的基因契约具有弘扬人格、保障安全、衡平利害、敦化道德、优化秩序的重要功能。     

产权管制研究范式及其现实意义——兼对国家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产权管制理论范式把“产权管制一公共领域—租金耗散”和“信息约束—管制放松—经济增长”这两个定律作为内核,并以原因、过程和绩效三个假说作为保护带.该范式把经济体制转轨理解为一个产权管制不断放松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围绕交易费用的内生性、外生性和内外均等化三条逻辑构建产权管制的契约范式,从而相应得到“剩余权利全面管制的工资契约”、“剩余权利无管制的定租契约”和“剩余权利均衡管制的分成契约”三个命题,最终构成一个基于产权管制契约范式的国家理论.该理论强调不同的产权管制契约类型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产权管制制度结构,从而形成不同的国家组织模式.     

近代联号企业：关系性契约与个别性契约的融合

近代联号企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组织形态上表现为成员企业的联合体特征。本文尝试以契约理论解释近代联号企业的内部关系,认为近代联号企业在对联号统一体的态度、对集中管理的依赖、权利等级命令、心理契约等方面具有关系性契约特征,在契约签订的自利性、市场交易性等方面具有个别性契约特征,即近代联号企业是关系性契约和个别性契约的内在融合形态。     

教育民主与教育契约

中国民众重视教育的传统源远流长。教育最具社会民主性而又具有契约的特殊性。教育造成的持续社会紧张缘于教育契约的特殊性 ,藉此对社会心理的分析 ,帮助我们对各种力量造就的公共政策理解及思考     

上市商业银行汇率风险影响因素

文章以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建立一个汇率风险影响因素模型,并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商业银行汇率风险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规模、资本结构、风险控制能力、流动性、银行产权性质、年末效应和双重上市效应是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汇率风险共同影响因素;国有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关键影响因素是银行规模、资本结构和流动性;其它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决定性影响因素是银行规模.     

我国银行业效率结构性差别的成因探讨——基于产权制度、经营行为和交易成本的分析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存在结构性差别,且依次递增.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本质是追求"共同产权"的最大化并进行合理的界定和分配,商业银行"契约性质"的特殊性要求保持银行管理层对"共同产权"相当比例的控制,起码对银行管理层激励的力度比一般企业要大.我国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产权制度的差别,尤其是激励力度的差距导致了两类银行管理层经营行为的根本区别;而国有银行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从外部放大了产权劣效应.国有银行管理者追求规模最大化、尤其是信贷规模最大化的行为虽然实现了自身效用最大化,但造成了隐性交易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和效率的急剧下降.     

资本市场、契约权利交易与政府规制

股票作为一种契约权利，是资本市场上交易的主要商品，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性化，且交易无需通过契约责任者即可进行。资本市场自身具有有效调节资源配置、实现规模经济等许多优点；同时，它与其他市场相比，又可以减少交易费用，因此效率也较高。政府规制在资本市场运行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通过法律、法规保证契约权利的正常交易；反过来，契约的标准化、中性化等特性又要求政府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等原则来规制资本市场。     

同姓中人在清代土地绝卖契约中的法律角色研究——从与卖方的关系探讨

与出卖人同姓的中人大量出现在清代土地绝卖契约中,其参与是一项重要的契约规则.同姓中人既是出卖人的土地共同所有者,也是出卖人的担保人,在契约中既有获得中资的权利,也要担保出卖人土地无权利瑕疵.同姓中人的出现弥补了清代私法制度的匮乏,是人们在社会关系博弈过程中自行创造出的有利于资源交换发生的规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