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

唐宋诗之争,贯穿明清诗学史数百年,成为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元代紧接宋代,元代诗论家最先面对宗唐宗宋问题,也是最早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者.他们时代最接近唐宋,对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也有独特价值.元代诗论家对唐宋诗发展历史和流派的梳理,对唐宋诗精神的把握,和“宋出于唐”的文学史判断,都极有价值.有些观点,至今为文学史家所继承,有些则不被今入所了解.元人有宗唐宗宋之论,但他们不把唐宋对立,没有明清人的偏执与极端之论.也可以说,元人有唐宋之分而无唐宋之争.其论是圆融且客观的,因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更具借鉴意义.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王夫之诗学“神韵论”述要

船山诗学著作中的“神韵”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既包含诗歌艺术蕴藏、含蓄、意在言外等含义,又侧重于从诗的声韵来立论,从而多方面、多角度地揭示了“神韵美”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把诗歌的“神韵”与传统儒学的乐教精神相结合,与诗歌艺术的“通天尽人”的境界相联系,揭橥了诗的音乐美乃至整个诗歌艺术的理想至境。因此,“神韵”论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船山诗学理论的范畴。     

孔子“诗教”艺术的“仁学”本位解读

每一个民族都有孕育自己成长的诗歌教育,为什么独有孔子的诗教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塑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跳出以文学、美学等角度分析诗歌艺术的传统视野,从孔子教育的最高宗旨仁学之本位来解读诗教,可以见知,诗教是一种生活教育,是情感调解的中和之道,是礼乐精神的内在确立。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论"风俗诗"及其独立地位

本文提出的“风俗诗”,是指选取风俗题材并集中表现风俗事象、凸显风俗文化的诗作,它与以风俗事象起兴和借风俗素材抒怀的诗歌有质的不同。中国诗歌发达的《诗经》时代和唐宋时期的诗歌创作表明,风俗诗历史悠久,数量宏巨。作为裹藏着民族文化基因、情感之根和时代精神的风俗表征的“风俗诗”,拥有其他题材的诗歌所难以承载的厚重内涵。风俗诗自鸣天籁的艺术风神,也为追求自然高妙境界的诗人提供了艺术借鉴。唯有独立意义的“风俗诗”,才能使这一类诗歌恰切归位。     

论诗歌长题和题序在唐宋间的变化——以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

长题和题序的大量涌现是唐宋之间诗歌演变的一大现象。以唐宋诗转型上富有典范意义的三位诗人——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可以看出:从唐至宋,诗歌的长题和题序倾向于陈述作为个体经验的日常生活,具有纪实性和干预现实的特征,反映了创作者"以诗为史"以及重视读者期待的创作追求。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以文为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并使诗歌具备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在唐宋诗转型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莫砺锋教授的唐宋诗研究——评《唐宋诗论稿》

莫砺锋教授是当代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唐宋诗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莫砺锋教授的《唐宋诗论稿》立体地呈现了唐宋诗歌风格的转变,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雁翼诗歌艺术个性探寻

雁翼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战士诗人,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不断探索诗美理论,形成其诗歌敢讲真话,勇于创新的独特个性。他的敢讲真话,主表现在为人民讲真话,敢爱敢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创新方面,他创作了大量的十四行诗和三行诗,不仅在诗歌表现内容上,而且在诗歌表现形式上都有所创新。今天我们研究雁翼诗歌艺术个性,对当今诗歌创作走出一条创新之路,仍不乏借鉴作用。     

骈:诗别是一家——试论李商隐“以骈文为诗”

“以骈文为诗”是李商隐诗歌的重要特征,这种骈文化特征表现在:语言句式的骈偶化;隶事用典的工稳化;词汇辞藻的华丽化等。这些诗歌的骈文化特征既与李商隐擅长骈文和唯美诗风关系密切,又与道教文化的诗性特征紧密相关。同时,其诗的骈化不仅影响晚唐、宋初诗坛,而且有开启唐宋婉约词之功。     

“童话诗人”对顾城诗歌全貌的遮蔽

从舒婷称顾城为"童话诗人"之后,新时期文学界一致将顾城看作是当代唯一的一位"童话诗人"。但考察顾城一生所创作的2000余首诗歌,远不是一个"童话"可以概括的,其中存在大量的"非童话"因素。从创作历程上看,顾城的"童话诗"主要是在其创作早期完成的。这部分诗歌作品在顾城2000多首诗歌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从创作内质上看,代表着顾城诗歌艺术水准的并不是其"童话诗",而是他以反思文革为背景的、带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朦胧诗"。即使是顾城早期的"童话诗",从写作目的来看,也大都与"童话"精神有所背离,其中有太多的与恐惧和死亡相关的"反童话"因素。这些"童话诗歌"从批判社会的意义上来解读更符合其诗之本意。因此,从整体上看,以"童话诗人"给顾城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诗歌全貌的一种遮蔽,甚至是一种深刻的误读。这种定位既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顾城,也大大矮化了顾城的诗歌成就。     

论诗的语言技巧:从“言不尽意”到“言外之意”

一诗同散文比较,它并无一套特殊的语法。当然,诗有音韵格律方面的要求,但这未必是诗歌语言的本质特征,并非所有的诗都押韵和遵循格律,也不是所有押韵和遵循格律的语言都可以成为诗。因此,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一诗的语言是否存在着特殊之处? 对于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建立在这样的艺术现象上:在艺术创造活动中,诗人在语言上的呕心沥血往往是散文家所不可比拟的。薛雪的《一瓢诗话》曾经记述了一些诗人对诗歌语言的苦心追求:“杜浣花云:‘晚岁渐于诗律细’。又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有云:‘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如此者不一而足。”即使象白居     

诗歌“空筐”结构谈

任何优美的诗歌都具有“空筐结构”的性质。“空”是诗美的容积,“筐”是它的限度。所谓空筐结构,指的就是兼容诗歌里所固有的艺术形象、艺术气氛、艺术情趣以及供读者自由联想并参与艺术再创造的广阔的艺术世界。简言之,它是艺     

试论宋传奇的“文备众体”

＂文备众体＂是指传奇小说中兼有史才、诗笔和议论,既有史传文学的叙事性和诗歌韵文的抒情性,又有一定的训诫意味。宋传奇延续了唐传奇的这一艺术体制,但又有所不同：＂史才＂方面,宋传奇敛起绚烂的意想,重归平实与简洁,这体现在＂征实＂的创作观念和平淡的情节及语言两方面;＂诗笔＂方面,虽然宋传奇作品中夹用的诗歌并不少,但作者的根本意图并非抒情,而是通过故事来讲道理,因而作品整体的诗意色彩黯淡了许多;＂议论＂方面,宋传奇篇末议论的训诫意味更强,也更具现世意义。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从“诗人之诗”到“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北宋边塞诗的唐音延续与宋调新声

南宋降至明清,诗论家先后以诗人之诗、文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为标尺,在意境韵致、诗文融通、议论才情、学识思想等方面探讨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就边塞诗而言,唐代边塞诗常常借助奇绝壮丽的风光、生动鲜活的形象、意象密集的画面,营造深邃感人的意境,传递慷慨悲壮的情怀,呈现出"诗人之诗"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北宋边塞诗在乐府边塞诗与宋初边塞诗中流露唐音遗韵;另一方面,在复合人才的多重身份、多事尚论的时代土壤、以文为诗的观念技法等因素的推助之下,北宋边塞诗由主情尚虚转向主理务实,由情景交融走向情事交融、情理交融、情论交融,逐渐确立了"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宋调新声。这一转变,在庆历前后初具气象,在元祐前后渐臻辉煌,承载着北宋诗家对边防经略的深刻思考,对诗歌创变的积极探索,最终实现了北宋边塞诗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     

许印芳《律髓辑要》述论

《瀛奎律髓》是唐宋诗学的重要著作,曾引起明清时期诸多诗评家的极大重视。其中,许印芳编选的《律髓辑要》,辑《瀛奎律髓》之精华,并详加评骘,是颇具代表性的一家。许氏之选论,在三个方面成就突出:精于诗歌编选,改原书以类选诗的方式为按体分卷,删改诗歌以求完璧,并重定组诗之编排去取;重视讲论诗法,在诗歌的章法结构、诗题、用典等方面部有精彩的分析;再论律诗新变,对方回"变体"说的重新审视和对律诗声律新变的阐述,都表现了独到的见解。然而这些方面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全面重视,本文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对于研究唐宋以及清代诗学将有一定的意义。     

为“意象”正名——古典诗歌意象艺术札记之一

围绕诗歌意象问题,长时期来形成了一系列的纠结,亟需梳理。"意象"作为诗的本体性范畴,其确切的界定应是"表意之象",作用在于表达人的诗性生命体验。意象不应当混同于诗中名物,表名物的词语有可能产生表象,但难以揭示人的情意体验;只有在表象的关联与组合中构筑起张力,让诗人的活生生的感受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来,意象始能成立。诗歌意象的构成材料亦不限于物象,举凡事态、情状、理致都有可能用为意象,从而体现出意象艺术在古典诗歌中的普遍适用性。而由意象向意境的延伸,即从"立象尽意"进入"境生象外",更标志着古典诗歌意象艺术的自我圆成。     

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

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主要表现在对陆游其人及其文学史定位、诗歌艺术的探讨、作品的解释与运用以及对陆游诗歌的异见四个方面.日本诗话中陆游论的形成,源于陆游对日本汉诗的巨大影响.其中,中国诗话与诗论的传播、爱国情怀的心理认同、日本汉诗人的模仿与推崇以及日本的唐宋诗之争等四大因素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