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徐亚文教授访谈

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用解释学的方法研究法理学有助于建立起更加科学的西方法理学学科体系。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将西方思想分为超自然的、科学的、人文主义的三种模式,对应而生的就是西方法理学的三种解释划分进路：超自然的解释、科学的解释和人文主义的解释。“法律与空间”研究是西方法理学的解释转向背景下兴起的法律运动,以法律地理学的叙事风格影响到我国法学界。法律地理学从法理视角为解决“大国法治”中的地域差距、城乡差别等制约公平正义实现的因素,实现不同空间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案,其对“大国法治”的解释力值得期待。西方法理学的研究需要年轻学者的加入,年轻学者要有紧迫的时代责任感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将西方法理学的研究与法治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吸取西方法理学中的精华部分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法治的伟大实践。     

英美法理学与中国法理学

西方法理学对中国法理学的影响十分深刻。由于语言对学术传播的决定性影响 ,在西方三种法理学中 ,英美法理学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影响最大。在论题、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 ,英美法理学对当代中国法理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 ,由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不同 ,英美法理学的学术风格对中国法理学的影响甚微。其实 ,英美法理学的学术风格对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 ,特别是对于解决法理学与法律实践的脱节问题 ,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浅谈中国法理学三十年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法理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虽然传统的法理学思想以各种形态在构造着中国法律的整体面貌,但倘若属于中国的思想离开了固有的思想支撑,就很难说那是自主性的理论。构建中国自己的法理学理论,不仅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及西方文化体系中吸取营养,而且要挖掘对中国法理学具有塑造力的思想内涵,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法理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维度。     

西方法理思想的动态发展与理论阐释——读《西方法理思想的逻辑演变》

西方法理思想作为世界法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一分子。西方现代法律制度的原理、内容、机制乃至术语和表达方式,无不与其法理思想密切相关。对于法理思想史的研究本身就是西方法理学的一部分,《劳埃德法理学导论(Lloyd's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至2001年已出第七版)、韦恩.莫里森著《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等均为经典的法理学著作。在一般性的法理学著作中,也总是要对相关的法理思想作一番回顾,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对于我国而言,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大量移植了西方现代法律制度,而且还将不可避免地…     

法理学的偏好与疏离

随着中国法学取得突破性发展,法理学研究也有重大进展.但法理学同法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并非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领域,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舶来品.这就使得中国的法理学必然地与西方法理学相关联.同时,由于其生存的社会基础不同,使法理学又呈现出"中国特色"--即对政治的偏好和对部门法学的疏离.这种"中国特色"使得法理学的发展面临困境,而无法独立、健康地成长.     

迈向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庞德《法理学》(五卷本)代译序

在对“搬用或套用”西方知识的“现代化思维框架”进行批判的前提下 ,基于庞德所提出的有关“世界法”的观点给中国学人的启示 ,我们应当努力在“全球结构的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在对此前各世纪法理学的反思和否思并在中国立场的基础上 ,建构一种全新的“全球结构的法理学范式” ,或一种在整个世界的法理学中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全球结构的中国法学学派” ,并由此形成我们在此一特定时空中对人类法律制度与社会秩序的新认识。     

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

在二十世纪西方法理学中,这三者分别形成了西方法理学的三大流派：新自然法学、实证主义法学和社会法学。这三大流派鼎足而立,长期论战,但在五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相互靠拢、相互吸收的法理学演化图景,然而单纯的折衷并包没有被普遍接受,更多的是基于回应其他流派挑战的需要,     

“法律价值”含义的中西比较

法律价值研究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可以说是中国法理学自觉意识的一种醒察,也是法理学影响社会生活深度的一次拓展。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我国法学界对法律价值问题本身的理解,总的说来,与西方法学界有着原则性的差异。学术有争议,但争议只有在对争议问题本身有一致理解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西方法学各派虽对法律价值各持己见,但对法律价值问题本身含义却有一致的理解。在这     

中国近代“法理”话语的传入与演化——以吉林大学藏程树德编《法律原理学》为中心的考察

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法律原理学》油印本，目前所见为孤本。该书为近代著名法学家程树德任教京师大学堂法政科大学时期(1910—1912),为讲授“法律原理学”课程编写的讲义，撰成时间或不晚于1910年3月。程树德在书中对法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表现出融贯古今的学术素养与会通中西的学术胸怀，也表现出放眼寰宇的学术视野。由于近代西方法学传入中国的途径及其本人的留洋经历，以日本为师的痕迹较为清晰，但这并未影响其对来源知识及学术话语的发展。《法律原理学》作为目前所见近代最早由国人编写的阐述法理学基本问题的学术作品之一，较之清末翻译的国外法理学著述与晚近国内学者的法理学专著，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综合作者、内容、版本、性质及时代等多重因素，该书对于中国近代法律教育及课程设置研究，对于近代“法理”话语传入与演化的微观探索，对于近代法学人物的跨学科考察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教育立国,决胜二十一世纪

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中国要在21世纪全面实现现代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就必须以教育为立国之本.这既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反思,又是回应知识经济挑战的必然.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变迁与法理学研究转型升级——以“中国的”法理学如何可能为视角

中国法理学乃至法学研究不断转型升级的学术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发展史。二者之间存在着正向函变关系：一方面,法治实践在价值理念、制度建设、运作理路等方面的变革创新,为法理学研究提供了动力基础;另一方面,法理学研究通过在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研究聚焦等维度的转型升级,为不断变迁的法治实践做出了理论因应。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我国的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已然进入新时代,而法理学研究也正在逐步迈向“法理”的理论自觉时代,并在内在品性、外部特质、思维属性等方面逐渐呈现出法理化、回应性、思辨性特征。总之,与法治建设同频共振,这无疑既是法理学得以发展的规律性启示,也自然是发展“中国的”法理学的必由之路。     

建国50年来法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法理学发展的五十年,是开拓前进的五十年。法理学取得的主要成就有:法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学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法学研究方法上的完善。尽管中国法理学还存在着种种不尽人意的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但是,展望未来,新世纪的中国法理学必将会日益与国际接轨,成为我们依法治国,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的三重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三重超越：理论上,西方现代性以理性哲学为主导,但它最终走向工具理性并受制于资本逻辑,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超越了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实践上,西方现代性的政治实践所推崇的民主是一种形式民主,其经济实践所坚持的自由市场经济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文化实践倡导的普世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渗透,而中国式现代化以政治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文化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实践维度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价值上,西方现代性所追求的普世价值最终带来的是世界和平秩序的破坏,而中国式现代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在价值维度上超越了西方现代性。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读《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是综合法理学派代表人物博登海默先生构建其综合法理学理论体系的专著。全书逻辑严密,不论是全书的结构,还是各个章节的论述,都层层展开、丝丝入扣,为研究和阐述法理学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同时,该书理论综述部分资料丰富、详尽,可作为走进西方法理学的入门读物。一、本书结构分析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对法理学历史的综合,法律价值的综合和技术、手段的综合。三个部分层层推进,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论述体系。在的第一部分中,博登海默先生对法理学各种观点进行了历史的梳理。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理论、…     

法外之理:法理学的中国向度

"法理中国"的实现有赖于中国法理学主体性的构建,而这种主体性构建取决于其如何面向中国的场域来寻求法之理。因为法之理在法外,所以自主性中国法理学更多地是由生长于中国场域的"法外之理"来型构的,而这种中国场域通常通过文化、实践和生活三个侧面来展开。因此,由"法外之理"来型构的中国法理学必然是一种文化的法理学、实践的法理学和生活的法理学。文化法理学助益于法治文化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践法理学有利于寻求法治作为一种普遍性原则在中国个性化展开的法理支撑;生活法理学裨益于消除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相脱节从而实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有机统一。自主性中国法理学建构视野下的"法之理在法外"命题的重新阐释,为未来的中国法理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创造性开拓出区别于西方式和苏联模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深刻意蕴,充分表现在它立足于中国国情,蕴含中国文化,体现中国特色。“中国式的现代化”由邓小平立足于国情的条件下首次提出,并随着时代不断丰富发展。其“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突破了资本逻辑下的“西方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国特色是中国区别于他国的鲜明之处,体现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协调地推进现代化进程以及坚持“两个结合”的思想。     

辜鸿铭及其文化建设思想

辜鸿铭因政治观点保守,与时代格格不入而遭人遗忘.但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新思考辜鸿铭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独到贡献.辜鸿铭最早探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主张采纳西方文化的拓展精神和进步理念,走出一条基于传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他创造性地研究国学,使国学走出故道,进入世界性文化大背景之下.他创立"中国学"及述译中国典籍,使西方学者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辜鸿铭是一位积极的文化建设者.     

传统与现代的二难选择──关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思考

中国现在正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因为不搞现代化，中国人就不能生存。但现在西方社会却因为现代化出了问题，同样危及了人的生存。往前走，西方现代化是陷阱，回归中国传统，则是悬崖，我们该怎样选择呢？面对这一时代悖论，本文认为以“活着、活得更好”为原则选择，合乎此的就吸收，违乎此的就放弃。不搞全盘西化，也不能回到传统，而是在两难选择中去创造一种人类新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无根基时代的智识努力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西方现代化范式”为分光镜,以“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为判准,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法学新开出了一个可欲的审思和批判的向度。但其并没有释明中国式问题的根源,也未能厘清“西化”、“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分析了“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两重困境,补充了一种可能的替代性范式———多元法治论,并指出了“理想图景”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缺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