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记丁玲》的"细事"与"人性"

《记丁玲》正文本之外,还有《〈记丁玲女士〉跋》等对文本意义有建构功能的副文本.在《记丁玲》副文本中,有沈从文对创作的主观意图的说明和阐释,即《记丁玲》在文本内容上,关注日常生活的"细事"与传主"人性"的一面;在文体选择上,运用小说笔法与夹杂议论.这种叙事侧重和文体选择,反映出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特点及以作品表现"人性"的文学理念.     

《沈从文全集·传记》卷编后随想

本人有幸被《沈从文全集》的主编张兆和先生招邀为编委之一，承担了传记、诗和杂文两卷的编辑工作。趁《全集》第13卷，即“传记”卷行将面世之机，将本人在编辑过程中的一点想法记述如一下，以就正于广大读者。《沈从文全集·传记》卷，依作品发表的时间先后共收5个作品集，即《记胡也频》、《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从文自传》、《从现实学习》。其中《记胡也频》最初分34次连载于1931年10—11月上海的《时报》上（前11次题为《诗人与小说家》，自12次始用《记胡也频》），1932年5月由上海光华书局结集出版。们已丁玲》和《记丁玲续…     

顾及全篇,顾及全人——关于毛泽东对丁玲的评论

一九三六年冬天,著名女作家丁玲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同志赋《临江仙》词一首相赠。其后,丁玲又经常与毛泽东同志接触,毛泽东同志对她及其作品有过许多评论,还给她和欧阳山写了一封信,丁玲在谈到这封倌时说:“毛主席过去读过我的文章,并且同我谈论过。后来,他又读过我的文章,也同我谈论过。他对我的文章有过评语。虽然都是平常谈话,但我却把这些当成是从一位最高明的人,一个知音那里来的悦耳之音,常常铭记在心的。”(《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毛泽东同志评论丁玲作品的内容,丁玲在一些文章中提到过。我们把毛泽东同志对丁玲的有关评论加以综合考察,不仅可以看出他对革命作家的亲切关怀,而且可以看出他在评论人物方面的深刻思想。     

张春桥大捧蒋介石的一篇“妙”文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初期,张春桥写了一篇名叫《韩复榘》的文章发表在丁玲主编《战地》上,极力美化山东大军阀韩复榘,大捧人民公敌蒋介石,狂热鼓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张春桥这个“假革命的反革命”,在文章中说:“这时候(指八·一三全国抗     

鲁迅与沈从文

鲁迅与沈从文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书信往来。但从鲁迅的作品、书信和沈从文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他们互有谈及的地方,从中可以了解鲁迅对沈从文的看法和沈从文对鲁迅的态度。 一九二四年,当沈从文在北京以休芸芸的笔名登上文坛时,中国文化新军的英勇旗手鲁迅正在北京战斗。次年七月十二日,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首次提到沈从文,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鲁迅书信集》第七一页)当时,沈从文正在贫困中挣扎,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用各种笔名写稿,鲁迅说他“玩各种玩意儿”,显然含有贬意。据陈漱渝在《鲁迅与丁玲》(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湖南日报》)一文中     

沈从文研究在日本

小岛久代女士1938年3月6日生于中国大连(她父亲当时是大连化工厂的总工程师),以后在大连甘井子日侨学校和大连日侨学校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1953年11月至1954年11月在南京师范学院附中念过一年书,1954年底返回日本,1961年3月在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后,她曾在香港一家日本贸易公司工作.1964年小岛久代女士考入东京大学大学院专攻中文,1973年获得硕士学位,1976年修完博士课程.小岛久代女士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颇有研究,她先后撰写并发表过的论文有:《关于沈从文》(1973年、硕士论文)、《关于梁实秋和人文主义》(1982年)、《关于在中国研究沈从文文学的情况》(1984年)、《边城试论——沈从文文学的爱和美》(1984年)、《沈从文文学的“常”和“变”——围绕(边城)和(长河)》(1985年)为了了解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小岛久代于1985年春天游历了吉首、凤凰、茶洞.张家界等地,并访问了吉首大学.回到了日本后,写了《湘西旅行记》.《沈从文研究在日本》是小岛久代女士应《吉首大学学报》之约而撰写的,读者可以从文中了解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研究沈从文的基本情况.     

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研究述评

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研究述评云冬１９３２—１９３８年间，沈从文在创作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长河》等的同时，还一鼓作气创作了《记胡也频》、《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等五部散文长卷。这五部散文长卷若从体裁上分，自然可分成记传式（或...     

“革命文学”旗帜下的乡土小说创作

随着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左联”的成立,“革命小说”(也即“革命的浪漫谛克”)风潮涌起,一些革命家在经历过浪漫谛克的革命斗争生活以后,用笔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这些小说多半是“革命十恋爱”的模式,即便是写革命斗争也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盲目的浪漫精神。在“革命十恋爱”的小说中,有一部分是反映乡村斗争生活的乡土作品,诸如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阳翰笙的长篇小说《地泉》的第一部分,丁玲的《田家冲》等等。     

书写编辑人生凸现编辑业绩--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

丁玲的一生有50多年的岁月与编辑工作结缘。她1929年与沈从文、胡也频合办《红黑》、《人间》月刊;1931年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1936年又在延安创办我党党报第一个纯文艺副刊———《红中副刊》;1941年她主编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6年主编《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20世纪50年代,她又先后担任具有重大影响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20世纪80年代复出之后,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又创办了全国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因此,对丁玲的研究离不开对她编辑活动的研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前的丁玲研究者都把研究视线投射在…     

绿茶书情

正《沈从文与丁玲》李辉著大象客|大象出版社2019年6月这本书2005年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4年后,大象出版社大象客修订再版。对我们了解沈从文和丁玲是绕不开的著作。在丁玲的生活中,前后两段"三角关系"构成了她的情感特征。前期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后来是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丁玲的情感生活,呈现出五四新知识女性的真实内心。在她后来的回忆录中,她袒露了对冯雪峰的感情,不仅仅是文学才能,更多的是政治思想上的共鸣。     

应该怎样认识沈从文

<正> 记得是一九七五年,我走进纽约唐人街一家书店去搜购沈从文著作.没有料到书店老板这样对我说:“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已是个老头儿.”等到惊魂初定,我就猜想,沈自己国家的书店老板会怎样回答我的提问,以此来聊以自慰.想来回答会是:“沈从文,谁也不读他的书了——他是资产阶级.”或者,“他只会描写旧社会.”甚至说:“他还在信仰上帝.”当时中国的书店里买不到沈从文作品(实际上那家唐人街书店里倒能买到).我知道沈在台湾倒受到重视(他的作品曾被查禁,因而非常珍贵),但一位图书馆长听说我在搜岁沈的著作,信口说了一句:“沈从文?他是共产党——他没有到台湾来.”我对自己说,这真是一份绝妙材料,可以让鲁迅写成小说,因为鲁     

审题六要

审题,是写好作文的前提。一旦审题有误,就会使作文跑题、偏题。因此,同学们要擦亮一双审题的“慧眼”。一、抓标记,辨文体。命题作文中,常有一些词语给人以提示,依据这些提示可以把握作文的文体和写作范围。如《青蛙脱险记》《第一次……》《我和老师》《一次合作的思考》,其中“记”表明是记叙文,而“第一次”表明是记事的文章《,我和老师》中的“和”表明一种关系,因而文章记叙的内容应突出“我”和“老师”两个方面《,一次合作的思考》中的“思考”提示了本文主要写由“一次合作”引发的感想,而不是“合作”的过程。二、捕题眼,扣重点。…     

孤寂中的思亲奏鸣——读《来的是谁？》

读罢永玉老师给我的信,又细读了沈从文的《来的是谁?》,甚为惊喜. 我主编过《沈从文别集》,又参编过《沈从文全集·小说》10卷,为对得起那个"别"字和"全"字,曾与另两位同事不辞劳苦,在北京、上海、广州、昆明、贵阳各高校图书馆和有关研究单位资料室反复进行过细细收罗,也曾翻拣过沈从文未发表过的大量文稿,结论是1950年后,沈从文从未正尔八经地写过一篇小说.     

学术研究与争论都应实事求是——致文达三同志

文达三于1988年在《湘潭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诗中有画”辨》(以下简称《辨》)的文章,笔者读后觉得有诸处不妥,便写了一篇文章兼与之商榷,题为《试论王维诗“诗中有画”的主体内涵——兼与文达三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内涵》)也在同刊1991年第1期发表;文达三阅后写了一篇《答赵玉桢同志》(以下简称《答》)的驳论文。观其文章,我认为,仍有必要澄清几个问题。     

《骆驼祥子》写于何时?

1954年9月老舍为《骆驼祥子》写的《后记》中说:“这是我的十九年前的旧作。”人们据以断定《骆驼祥子》的写作时间为1935年。然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2月的《出版说明》却肯定“作品写于1936年。” 根据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载《收获》1979年第1期)的介绍,《骆驼祥子》的写作时间为1936年夏至1937年初夏。老舍说:“由二十五年春天到夏天,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到了夏天,我辞去了山大的教职,开始把祥子写在纸上”;二十六年“刚刚入夏,我将它写完,共二十四段,     

“人的文学”资源与革命信仰的融合——论丁玲1930年代初的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

丁玲1929年开始左倾，1930年5月加入“左联”,但她的习性构造中的个性主义思想阻碍着她顺畅接受革命信仰。1931年胡也频罹难成为了她习性重造的催化剂。冯雪峰的理论指导、感情吸引则加速了革命信仰内化为丁玲习性的过程。习性重造在丁玲那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了改造旧习性结构的苦恼和焦虑外，从小说的故事、人物关系、叙事视角、语言等方面重新建构新的话语系统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从《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到《杨妈的日记》《莎菲日记第二部》《一天》《田家冲》再到《水》,显示着丁玲重构话语系统的过程。丁玲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是政治信仰在多元化文学场确立的一个标本。     

《歌声》的艺术特点分析

《歌声》是吴伯箫同志在一九六一年国庆节那天写的一篇抒情散文。文章借“歌声”为题,通过对延安革命歌声的回想,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延安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一个倒面,再现了当时延安的一派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动人景象和延安军民的革命精神。正如作者在《就<歌声>答问》一文中所说的:《歌声》是“从精神生活方面写延安,写延安那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的。读着《歌声》中那情感充沛、绘声绘形、优美动听的文句,仿佛在我们面前也“放映”出一幕幕“声音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文坛交互与自我重塑:对沈从文20世纪30—80年代自订选集的综合考察

20世纪30—80年代沈从文有多种自订小说选集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36年的《从文小说习作选》、1957年的《沈从文小说选集》和1983年的《沈从文选集》。通过考察它们的选篇变化和文本异动可以发现,沈从文选校作品的活动往往是在与文坛对话中进行的,而最终的选定、改定的文本也彰显了不同历史语境下作者重塑写作史、表达文艺理想的愿望。就《从文小说习作选》而言,沈从文改写了自己一度追求“实利”的写作动机,表现出对“乡下人”道德理想的追求;而《沈从文小说选集》则强化了革命话语对小说选篇和文本修改的干预,增加了大量表现底层民众苦难和革命斗争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新中国历史话语的认同;《沈从文选集》的编选既反映了作者在新时期获得重评的渴望,也受到文坛上诸如“丁沈失和”等人事龃龉的影响。     

论莎菲女士的悲剧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同志深刻地描写了莎菲女士的悲剧。本文试从莎菲生活的时代、环境入手,探讨莎菲悲剧的根源及其性格上的矛盾。 关于莎菲生活的时代,一般论者都笼统地说是五四以后,也有的同志说得具体一些,是五四退潮时期或二十年代中期,另有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大革命失败之后。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准确。《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一九二七年,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小说月报》十九卷二号上,“日记”的最后一则标明时间是“三月二十八日”。显然,小说所反映的只可能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以前的生活。另外,从一九二八年开始,北京改称“北平”,莎菲在“日记”中仍用“北京”名称,也说明莎菲的“日记”写于一九二八年之前。再看第一则日记即“十二月二十四日”所记,当天来的报纸中有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