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王乐府”与宋诗

本文从宋人诗论对“张王乐府”的推尊,对其艺术特征的总结和归纳,“张王乐府”的题材特点对宋人开拓诗歌题材内容的启发,以及“张王乐府”的体制形式和艺术风尚对“宋调”中一种范式的巨大影响等诸方面,探讨了“张王乐府”与宋诗之间密切的承传关系,初步说明“张王乐府”何以会对宋人诗论和诗歌创作产生如此影响的原因     

从史官诗歌看中唐唱和之风

诗歌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唐是诗歌唱和的高峰,唱和之风浸入到当时文人生活各方面。在史官这一特殊文人群体的诗歌唱和中亦可看出当时诗坛的诸多特点。不仅展现了唱和双方复杂多样的关系和诗歌广泛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形式,而且还能通过唱和增进友情、切磋诗艺,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诗派形成。     

胡震亨的“唐代乐府论”

胡震亨是明代精通唐代诗学且卓有成就的一位著名批评家。胡震亨批评唐代乐府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唐音癸签》一书中。胡震亨对唐代乐府诗的批评,方法以“专论类批评”为主。在批评对象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新乐府进行了重新定义;二是对唐代雅乐及诗乐关系进行了系统观照;三是对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乐府涛进行了具体品评。认为李白是唐代“乐府第一手”,杜甫则以新乐府见长,并以“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对二人的乐府诗成就进行了喻比。     

古人论唱和词

唱和词几乎贯穿整个词史。古人已注意到唱和词现象。从南宋开始,在词话、词序等作品中,论述唱和词。古人论述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对唱和词的态度,有褒有贬,贬多于褒。二、唱和词产生动机,有游戏竞技、共鸣宣泄,学习模仿等。三、对唱和词历史演变进程的看法。     

论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元稹、白居易前后交往30年,诗歌唱和近千首。这些唱和强化了二人美刺比兴、讽谕时事的诗歌创作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讽谕诗创作,形成了同题共作、从同立异的唱和性质。在元白的唱和实践中,彼此的诗风得到不断改进,对二人诗歌创作的风格、体裁与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诗歌史的发展。     

晚唐乐府诗人述论

晚唐乐府诗具有相当多的数量和内容的丰富性,且不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晚唐乐府诗人的乐府诗观念主要有3种:以张祜为代表的以绮丽为美的乐府观;以皮日休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乐府观;以贯休为代表的"以文为戏"乐府观.以地域和诗人身份为划分标准,晚唐乐府诗人可分为3个大的群落:前期的绮丽派诗人群,后期的现实主义诗人群及乐府诗僧群.     

近30年新乐府研究综述

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是中唐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继1950--60年代的研究高潮之后,在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又掀起了另一个高潮,至今对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仍在中唐文学研究中占著着重要地位.从诸多学者对这一文学现象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看,可以发现,近30年对于新乐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辨论新乐府运动之有无;研究新乐府的概念与界定,新乐府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以及新乐府的特点与价值等几个方面.     

中唐乐府讽谕诗之价值评判与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从接受学角度对清人相关论述的一个梳理和检讨

时至清代,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乐府讽谕诗受到重视,获得了持续走高的道德评价,由此反映出清代诗学思想向正统的回归及其现实干预意识的强化。而在对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的品评上,多数评家持白优元劣、张优王劣的意见。相比之下,白优于元,不只是艺术水准上的领先,更在于道德品格上的优胜;王劣于张,固然与其诗不及张诗的深秀古质、清丽深婉、浅隽多趣有关,但也缘于清代评家对所谓浅俗的偏见。此外,对元白诗派之特点尤其是同中之异,清人也有了较前人深入的认知和把握。至于张、王二人在创作中与元白诗风的离合变异,则尚留下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制度及对乐府诗歌创作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是乐府大规模发展、乐府诗创作兴盛的时期。在乐府发展史上,汉武帝有着极大的贡献。在他的倡导下,乐府这一不太受人重视的音乐机构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乐府制度。同时汉武帝亲身躬行,创作了大量以祭祀为中心的乐府诗。在汉武帝的带动下,有许多文人参与创作乐府诗,乐府诗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汉武帝时期的四十八首乐府诗,其主体是祭祀乐歌,与汉武帝的乐府制度以及其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相一致,还有一些是文人直抒胸臆之作和各地民歌、民谣。     

汉代乐府咏史诗探论

汉代乐府咏史诗的创作量是较多的,分为乐府古辞、民歌、文人之作三类,具有音乐性,初步反映了以史为鉴、讽时刺世、抒情言志的功能,最早采用或确立了史叙、代言、论述三种咏史体式,有较高的艺术性。     

对我国诗坛依韵唱和用韵艺术的回顾

依韵唱和是用限韵赋诗或依韵和诗的方式,表达诗人与诗人之间酬、唱、赠、答的友好关系,以交流诗人感情或思想观点的文学艺术活动。我国《诗经》中即有反映男女邀歌对唱,以表达彼此爱慕之情的诗篇。20世纪以来,许多诗人打破古代限韵唱和诗的框架限制,重视和倡导限韵赋诗与依韵和诗的文化遗产,写出了许多新型时代旋律的唱和诗篇。举例介绍了唱和诗中步韵、依韵、次韵、用韵、和韵的含义及其特征。     

论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虽然创作目的主要出于交际应酬,却不仅显示出圆熟老到的艺术技巧,而且也有真情实感流转于其间。他们唱和的黄金期是大和二年。在刘禹锡对裴度连篇累牍的称颂之辞中,往往不动声色地寄寓着其用世渴望。他们联袂出游时创作的“曲江联句”虽属游戏笔墨,却可借以观照早已远逝的时代面影。大和三年以后,他们的酬唱并没有因各自辗转多地而中断。在刘禹锡此时的唱和诗中,可以察见其心灵曲线的波动和色彩斑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论李白的乐府咏史诗

李白的部分乐府咏史诗,虽然在表面上具有与南朝相似的题材女性化、趋同化特征,却蕴涵有女性生命关怀意识;而其他大部分作品则全面恢复汉魏兴寄传统,扭转了南朝、初唐时期比较孱弱单一的格局,拓展了乐府咏史的题材,标志着盛唐乐府咏史进入了一个广阔天地。同时,其乐府咏史诗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多为旧题,但能恰当地处理复古与革新的关系,表现出独有的艺术特征。此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李白诗歌的认识。     

欧阳修与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论

庆历新政后的七八年间,欧阳修连续四任州府长官,但到了后二任时,他才与当地官员、士人频繁唱和。尤其是到南都时期,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致仕官员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创撰出两代官员之间唱和范例。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杜衍五老会唱和活动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李东阳《拟古乐府》新变——兼论对明清咏史乐府的开启

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作有《拟古乐府》101题101首,学界大多以古乐府评之.其实李东阳创作乐府诗的初衷、乐府诗命题与选材、诗歌的音乐性与体式,以及在时人心中的评价都清楚地表明,其拟古乐府诗的实质为新乐府,非传统意义的古乐府.名为"拟古",其实为"新".李东阳《拟古乐府》不但较唐代元白以诗讽谏天子、写当下史有进一步开拓,而且真正开启了明清乐府咏史创作的先河,乐府诗从汉到清这一发展脉络因之清晰而完整.     

南北朝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

爱情诗可以说是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南北朝乐府民歌中都有所表现,在中国古代爱情文学领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政治经济以及风俗习惯的影响,南北朝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存在明显的不同;但是又因为南北朝文化学术的交流、融合,南北朝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也并不是壁垒分明的有南北之分。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一份相思两地情,两地明月一份情。     

杨维桢与铁崖古乐府——兼与李白古乐府比论

古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乐府诗,自唐代始,历代均有所发展与变化。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数量之多,创作之富,均盛况空前,无人可比。杨维桢的“古乐府”,是一种广义的古乐府,即其除以先唐旧题创作的旧题乐府外,主要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以及竹枝类乐府等。诗本情性、袭用唐人新题、用吴才老韵,是铁崖古乐府内涵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宗唐复古方面,杨维桢以师学李白其人其作为能事,故二人的诗歌主张、人格精神等均较为近似,因之,其“古乐府”在风格、气韵等方面,受李白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     

韦应物乐府歌行论略

韦应物的乐府歌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艺术表现上，也很有自己的个性。其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均不亚于他的五言古诗。在其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学史家对其应作重新审视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