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

斯皮瓦克通过对德里达《论文字学》的翻译阐释,把解构主义理论创建性地引入美国学界。在批评实践中,她不但精到地汲取《论文字学》中的解构主义精髓,并且进一步发扬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念。其贡献在于,借力后殖民批评的多元话语态势,立身于现实文化视阈,存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中,关注属下女性等弱势群体的生存样态,在事实上突破了德里达“文本外别无他物”的文字窠臼,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策略,将德里达的文字文本自身也进行了解构,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文本政治批评。     

原型范畴理论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的阐释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开辟了翻译研究新视野,学界对于其翻译思想的解读讨论众多,也存在很大分歧。作为20世纪心理学研究的重大发现,原型论对于翻译研究也有着一定的解释力。尝试选取相对独特的视角,即从原型范畴理论出发,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中涉及的关于文本意义、译作与原作关系、译者主体性及翻译标准等问题进行探讨,进而驳斥解构主义翻译必然导致虚无主义倾向的观点。     

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翻译改写论对比

传统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认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本文从翻译的改写观出发,将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的改写理论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勒菲弗尔和德里达分别从文化转换和解构主义视角提出了翻译的改写观,二者的观点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勒菲弗尔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认为翻译即改写,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支配;而德里达认为翻译即＂异延＂,任何文本没有确定性和单义性,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播撒、增补、嫁接和改写。     

论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建构精神——翻译学视角下的阐释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是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在对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理论的反思和颠覆中建立起来的。而源于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翻译观,也闪烁着反叛甚至否定传统的犀利锋芒。它的思想实质是反对二元对立,否定终极、超验的意义,挑战原作者与原作的权威地位,重塑译者的身份和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平等性。而在国内翻译理论界,对于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以及解构翻译观的解读,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了诸多的误解和分歧。不可否认,解构主义理论本身虽然有诸多的局限性,但其所蕴涵、倡导的解构精神,对于开拓研究视野、深入认识翻译的本质、建构更加科学理性的翻译理论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在中国的研究综述

在中国,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的研究,首先表现在翻译西方理论家评价"解构主义"的著作,以及德里达原著的部分章节;其次,中国学者在这些译著的理解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本土语境对"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想重新作了梳理和评价,出现了自己的"解构主义"研究成果;最后,利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展开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     

论德里达解构主义语言哲学观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2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后现代思潮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颠覆了以逻格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理性主义。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语言哲学观从根本上消解语音中心主义高于书写的思想和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观,认为语言意义系统是开放性的,语言结构是不稳定、不明确的,语言写作不是一个封闭稳定的实体。德里达解构主义语言哲学观对我国翻译学界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启迪。     

译者的选择——从解构主义视角看翻译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哲学通过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判,直接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这一理论的创始人德里达认为结构本身就是不存在的,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以及研究范式。解构主义拓展了我们对于翻译研究的视野,使我们重新思考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与主观能动性、译者与作者的关系,以及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论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

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哲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他的诸多观点在学术界也颇具争议.基于对"形而上学与逻格斯中心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两组哲学概念的辨析,深入解析了"解构""异延""文本互文性"等解构主义核心术语,并进一步探讨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哲学渊源、形成过程.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一方面促进和丰富了翻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存在的前提与必要性,对翻译领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与颠覆性影响.     

斯皮瓦克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的特征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是以文化文本批评为特征的,她改变了西方女权主义以文学文本批评为重心的批评传统。斯皮瓦克通过对德里达《论文字学》的译介和阐释,透视出解构策略的学理渊源,并形成自己后殖民女权主义诗学批评--独具特色的以解构批评为策略的文化文本政治批评。     

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重释钱钟书的“化境说”

通过比较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与西方解构主义的译论观点后认为,译界对于钱先生的“化境说”多有误渎之处,其实质上是对传统的“信”翻译观的反叛,隐含着翻译作为一种“调控性转化”和“后起的生命”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学派更早地提出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道出了翻译的本质,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和重新诠释。     

翻译伦理与“他者”研究从勒维纳斯到德里达、斯皮瓦克

“他者”研究的深入给翻译伦理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促动与启迪,几个重要的理论家是勒维纳斯、德里达和斯皮瓦克.勒维纳斯认为“我”不应同化“他者”,必须尊重“他者”,必须无条件地为“他者”服务;德里达认为勒维纳斯过于理想主义,德氏既强调“他者”异于“我”,真正的翻译要保留和尊重“他者”文本中体现的差异,又指出“我”要避免因太好客而成为“他者”的人质;斯皮瓦克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他者”并非整体、同一的概念,“他者”各有特性,而且明确倡导“直译”的方法,为实践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的推进

对于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所起到的推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本雅明和德里达的重大影响更是愈益明显。本雅明的翻译理论特色体现在对原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的解构,并有力地颠覆了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关系,为译者的地位和译作的"来世生命"价值做了有力的辩护。德里达的翻译理论则围绕词语的差异和延续之特征,强调原作的确定性和终极性是不可能在译作中得到绝对忠实的表达的,所谓原作的本真性是绝对不存在的,译者通过对原作的翻译而使得原作的价值得以延续和存活,因此译者的重要性应当与作者的重要性相当。但德里达的翻译理论仅做描述,而不做规定,从而给译者留下了充分展现其创造性才能的开放性空间。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家没有虚无地对待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他们不断地对既定的传统成规和翻译原则提出质疑甚至解构,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诸如忠实、标准、原作、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等核心原则都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从而在解构的过程中又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成规和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原作本真性的不可再现性和译作的不可终极性或未完成性。     

对解构主义与翻译的再思考

解构主义引入中国翻译研究之后,开启了新的理论视角。解构主义重估了译者和翻译作品的地位,为作品的重译和流传提供了理论支持,认为翻译离不开历史语境,关涉文化和政治权力,具有伦理性。重新审视解构主义能给予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一些启示:解构主义并非消解一切的虚无主义,我国翻译理论界应该重视翻译的伦理研究。     

德里达与解构批评的启示:重新思考

文章从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的批评理论特征及其留给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遗产。作者认为,德里达留给后人的文学理论遗产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学本文之封闭结构的质疑乃至拆解,对结构主义批评之后的文化转向的推波助澜和对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之终极意义的怀疑,从而为后人对既定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对前人已有定论的解释以及传统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铺平了道路。在新的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在这一时代,虽然解构的大潮早已衰落,但解构的原则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     

解构主义的本质探讨和价值评说

关于解构主义的本质和价值,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认定和评价。根据德里达的自述和解构实践,可以对解构主义的本质作三个方面的概括和规定:解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一种书写方式、一种阅读方式。德里达首先通过语言学解构,来转变"所有人文科学的认识模式";又把解构应用于政治、伦理、文化和艺术等领域,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它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中国大陆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焦点分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解构主义思潮对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学术界开始有学者对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进行介绍和研究。从对中国大陆13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中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的词频统计分析来看,近20年来中国大陆解构主义翻译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翻译标准、文本的意义、译者主体性、文化因素和建构等五个方面,大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研究在接受和质疑的争论之中不断深化,趋于成熟。     

多维视角看德里达与阶级政治学的关系

正当苏东剧变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重大变化而西方学者高调宣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终结者之际,德里达呼请我们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深思当今世界相较于以往更为惨重的理论和政治的失败,并倡导建立一种旨在解决国际法危机、从根本上对国际法实施变革的“新国际”。针对德里达“新国际”没有“共属的阶级”这个说法以及在阶级的重要性、阶级与性别、种族的关系等问题上的看法,伊格尔顿、斯皮瓦克、阿玛德等人与德里达进行了理论上的较量。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之间的这场互动为我们提供了多维视界融合中的德里达“阶级政治学”的全貌。由此来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像西方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被“去政治化”,因而也就不存在“被重新政治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德里达设法摆脱东西方传统政治哲学框架而诉诸于“新国际”这一友谊式的非政治性联盟来应对“国际新秩序”下错综复杂的新国际法问题,但这是力不从心的。德里达的“新国际”肯定不是“共济会”,但其具有的友谊式的非政治的联盟性质并不能有效解决复杂的新国际法问题。可以说,作为解构主义者,德里达既非马克思主义者,也非后现代主义者。     

谈解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建筑

西方建筑师把当代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理论应用于建筑创作 ,提出了解构主义建筑的理念。解构主义建筑理论为研究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并且为当代建筑创作提供了新理念和新方法     

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学观

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将解构主义从一种语言观,一种反形而上学演变成一种文学论和批评模式。本文探讨了德里达解构主义文学论的两种主要观点,即文学是一种体制,是一种行动。     

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

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用解构的思维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解读,形成了被学界称为"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国内外学界关于德里达这一学说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观点可谓众说纷纭。研究现状主要集中在"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原因、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基本意义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