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文化视角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

赵树理乡村小说的文化视角,就是自觉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以农民代言人的姿态来看待与描写乡村.近年的部分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从多个方面体现了赵树理乡村小说这一文化视角,这些方面包括:作家作为"农民代言人"的身份立场、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创作传统以及鲜活的农民语言和喜剧的叙事风格.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权力-文化关系

赵树理的小说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封建宗法制度下乡村生活的文化表现,其中隐喻着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里程的,尤在乡村社会显现深刻的权力—文化关系。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在“敲钟”与“上供”的宗教仲裁、“捉奸”与“名声”的道德指任,以及“老槐树文化”与“神仙文化”的自足性补偿等三个方面展开,精警地揭示了专制与权力怎样以世俗宗教的形式框囿了农民的物质生存形态与精神生存样式,并转而以文化和传统的名义让他们对之默认与遵从。在“三农问题”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今天,60年前赵树理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惊人体察,仍让人佩叹不已,这是赵树理小说的当代意义。     

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赵树理既是一位农民文化的自觉辩护者,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代言人.这两种身份的包容与契合促成了赵树理40年代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功,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赵树理1949年后小说创作艺术的衰退以至于难以为继.     

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的形塑——以20世纪40-50年代赵树理、李准文本为例

李准《李双双小传》以及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传家宝》,这几部20世纪40-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乡村现代性叙事文本,实际上清晰呈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形塑之间的深刻关联性.如果说《李双双小传》表现了在乡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乡村女性如何挪用民族国家渗入乡村的权威资源来建构自己主体性的过程,那么,赵树理小说大量出现的乡村中老年女性“中间人物”形象,则隐喻了现代性变迁中乡村的另一副面孔:自在的乡村世界中那些很难被现代性秩序整合、命名的浑沌、暖昧的“无名地带”,隐喻了乡土社会真实的文化身份.     

试论赵树理“农民小说”的开拓性贡献

本文从主题意蕴和形象系列二个视角切入，论述了赵树理“农民小说”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赵树理小说不仅写出了处在历史转折期的解放区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身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也在太经意中揭示出消除他们为上的封建传统观念，特利是小农意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在同时代农民作家中是罕见的。赵树理创造的“农民家族”有肯定型形象、否定型形象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转化型形象，这些形象之间存在互补和依存关系，转化型形象蕴含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审美价值。     

“新怨恨”理论视野下的赵树理小说重读

在“新怨恨”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致力于大众与民间的文化建构,表现了明显的怨恨体验,这至少包括对农民与对恶势力以及对时弊的三重怨恨。     

论赵树理小说的结构艺术

赵树理以继承中国民间文艺的传统为主,又积极吸取了现代和外国进步文学的营养,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何风格,经验是多方面的。本文试从文艺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广大的农村服务,以满足农民对文化艺术的要求,把农民引导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轨道上来这一点出发,对他结构小说的艺术作一探索和总结,以和同行研究讨论。     

资本下乡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发展

资本下乡在新世纪乡村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从目前来看,绝大部分乡土书写者都有意无意地忽视、排斥、批判资本下乡的现实,甚至认为资本下乡是乡村的终结,这使得乡村新经验并没有被及时处理和吸纳,不利于乡土小说的发展。不能仅仅将资本下乡当作一个事件,如果放置到乡土小说现代性进程中来看待,它也为我们理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症候及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路径。资本下乡使得乡土书写和乡土社会结构之间形成了较难处理的紧张关系,也很容易将作为思想传统的乡村问题脱域化、现实化,带来乡村书写边界、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等的调整,并弱化乡土小说的地方色彩。资本下乡是乡土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对于我们重新检视乡土小说的发展、转换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写作视点和方向、营造个性化的乡土写作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秩序隔阂与政治理想的艺术表达——重新理解《锻炼锻炼》中的三个人物形象

《锻炼锻炼》是围绕着以杨小四、王聚海、“小腿疼”为代表的三方力量在一个政治秩序与乡土秩序激烈交锋的乡村空间中发生的较量而展开的小说。赵树理的那一颗为农民跳动的心使他敏锐地洞察到了三者面临的矛盾境地和经历的内心冲突正是两种秩序的隔阂在生存个体身上的体现。而乡土秩序的根深蒂固与政治权威的急待确立之间的矛盾隔阂便是小说世界和乡村现实中一切冲突的根源。同时小说也对作家调和政治秩序与乡土秩序的乡村政治理想期待进行了艺术化的表达。     

“返乡”与“进城”——赵树理60年代小说的城乡书写

"返乡"与"进城"是赵树理60年代小说创作隐含的主题与情节模式。无论是知识青年的"返乡",还是农民的"进城",或是国家干部的"返乡"而又"回城",都反映出赵树理60年代创作的一个新变化:农村不再是一个高度自洽的空间,城乡二元结构性的差异,不仅令农村知识青年在精神上迅速城市化,也给普通农民带来了潜在的现代城市文明的焦虑。面对这种紧张关系,赵树理试图在小说中塑造更加有力量的"乡村身体",构建新的农村"劳动美学",来对抗身后巨大的城市魅影。在今天"三农问题"的视域中,重提赵树理60年代关于"劳动"与人的主体精神建构的文学资源,对于单一的城市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有所矫正,仍能给我们以新的启发。     

我们仍然需要赵树理

赵树理终其一生为农民服务.他的小说独具风格,在民族化、群众化、通俗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仍然可资借鉴.     

“集体劳动”的仪式化隐喻——论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是一篇关于＂集体劳动＂的精神文本。小说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借助＂集体劳动＂这一神圣的仪式化符号,委婉地传达出作者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强迫劳动行为和妇女解放之途的质疑和思考,从而对政治臆造幻景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观照和理性反思。而赵树理对于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镜像的乐观书写则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精神价值。     

论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

作为五四现实主义的重要支脉,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与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同。在文艺大众化进程中,一方面,歌颂了新社会、新农村、新农民,另一方面,又从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层面剖析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历史沉疴。     

民问文化立场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民间文化立场的特点。这种文化立场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对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这种文化立场也限制了他的小说创作在思想的深度和艺术上做进一步的开掘,导致他的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     

庄园之爱：论《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空间隐喻

《曼斯菲尔德庄园》里建构了曼斯菲尔德庄园、朴次茅斯和伦敦三个主要空间,小说在空间对比中展现出庄园的空间特性：美好舒适的生活空间、遵礼守制的道德空间、幸福的家园。小说以空间隐喻的方式层层赞美了庄园这一空间,也由此表达了简．奥斯丁最英国的思想：对乡村田园生活的热爱、对英国绅士文化的推崇、对传统家庭伦理观的维护。本文的空间批评视野为理解“庄园”这一简．奥斯丁小说中最显著的空间形象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解读。     

"集体劳动"的仪式化隐喻——论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

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是一篇关于"集体劳动"的精神文本.小说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借助"集体劳动"这一神圣的仪式化符号,委婉地传达出作者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强迫劳动行为和妇女解放之途的质疑和思考,从而对政治臆造幻景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观照和理性反思.而赵树理对于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镜像的乐观书写则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精神价值.     

《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

从历史和文献来看,1949-1966 年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革命中的“集体”,其形态与意义都是被逐步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三里湾》依托于“社员”、工分和“户”等层面,揭示了其时三里湾的农民正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社会.但是,赵树理和《三里湾》的卓越之处更在于,经由“民间传统”、口头语言以及与农民群众“共事”等问题,“集体”概念的内涵被给予了孤绝而幽深的辩难.赵树理是谨慎的,他执着地坚持“有多少写多少”,这使得“三里湾”同时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响.     

赵树理小说中的反讽艺术

反讽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和文学批评概念,它包括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等不同的形式。赵树理的小说无论在言语层面,还是在小说情境与小说结构上,都具有反讽艺术的特点。在此以赵树理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为例,分析他小说里的反讽艺术,企图从这一的视角打开展示赵树理小说艺术魅力的另一个视窗。     

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述略

赵树理以"农民作家"著称,他开创了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风尚,创立了新的小说形式——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其独特性毋庸置疑。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文摊文学家"的矢志不渝与孤寂落寞;二是作家中的农民,农民中的作家;三是文学家中的民间艺人;四是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家。特别是他作为"文学家中的民间艺人,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家"方面,目前研究鲜有详述,值得深入探究。     

赵树理的"文摊论"

赵树理不仅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在文艺思想方面颇有建树的文艺思想家。他的文艺思想虽然不成体系,但很丰富、很独特,而且极具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艺必须为农村农民服务,二是文艺怎样为农民服务。赵树理认为真正为农民服务的文艺不仅要认识、理解农村和农民,而且要充分重视普及工作、重视民间艺术的继承和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