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终结论”批判与反思

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从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到熊彼特的“趋同论”;从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到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西方学者先后掀起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究其缘由,科技革命与全球化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学者倡导的“普世价值”削弱了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衰则成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兴起的导火线.     

智能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研究——现实审思、赋能忧患与恰切进路

受智能技术所驱动,意识形态治理正发生从文本化叙事向生活化叙事、制度化形态向日常化形态的转化,智能时代下意识形态因此获得更加立体化、精准化、个性化的现代化治理效应。面对意识形态治理深刻变革的时代特征,需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合理批判,以及智能技术赋能意识形态治理的契合逻辑,科学审思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化的时代趋势。同时应正视新技术变革冲击导致的意识形态治理“利维坦”忧虑,精准研判彼此联系所造成的用户隐私侵犯下人的意识主体性“被消蚀化”、算法推荐固化制约下意识形态传播“去中心化”、资本逻辑驱使下意识形态治理“被操纵化”、数字霸权掌控下意识形态话语“被沉默化”现象。以此防治并进,限制数据共享野蛮生长,构筑隐私保护智能程序。引导算法“向善”,实现意识形态信息传递动态平衡。研判智能技术发展风向标,牢牢掌握技术变革下的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填平“数字鸿沟”,以“数字红利”焕发民众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助力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的顺利完成。     

工具与政治之间：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日常生活化转向研究

意识形态的表达、展现及传播与网络传媒技术紧密关联,在深刻透析网络传媒技术本身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学术难点基础之上,结合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后现代背景解读,判断出在网络媒介时代,互联网等新兴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本身,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特征,消解乃至颠覆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而且媒介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发展宏观背景进入了后现代的符号生产和消费的社会.从而,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有了“日常生活化”转向.这意味着“媒介化生存”已成为许多人“在世”的方式,网络媒介意识形态传播进入“生活化”的空间和“生活化”的符号消费.     

解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 ,都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葛兰西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 ,说明统治阶级如何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来达到控制社会舆论和巩固政权的目的。葛兰西认为 ,国家权力一般都具有双重职能 ,即“强制” (暴力统治 )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结合 ,而前者又以后者为基础。他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思想、道德方面的统治权 ,这是意识形态的功能 ,亦即国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内容 ,以被统治阶级的“认可”、“赞同”、同意为条件。而阿尔都塞则在葛兰西思路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

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传播方式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因此,有必要变革当前某些落后于时代和实践的意识形态观念,实现从“观念论”到“实践论”、从“结构论”到“建设论”、从“异化论”到“生存论”、从“真假论”到“利益论”、从“对抗论”到“主导论”的观念转变。     

技术批判视域下的物化与数字化探析

现代社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人们在享受高度数字化的技术生活时也感到了一种新异化的诞生。从技术批判的视角看,马克思的物化思想发现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现代技术一方面为现代社会带来了发达的物质财富堆积,另一方面又将之推入一种异化状态中,即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中介。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的纵深发展使“物化”畸变为了“数字化”,它形成了一种 “超感”的技术意识形态,使“数字崇拜”成为人们的基本信念。基于此,从现实的具体的数字社会出发去分析从物化到数字化的逻辑演变成为我们超越数字化的生存困境,构建未来美好社会的重要前提和思想依据。     

意识形态理论的起源、发展与展望——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考察

意识形态的内涵十分丰富。厘清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我国当代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和探索人类社会进程的重要方法之一。从对资本主义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到科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彻底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认识论的藩篱,实现了对意识形态理论从“批判性”到“建设性”的合理性重构,从而建立了批判性、阶级性以及中立性相统一的意识形态理论。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重新考察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过程与发展前景,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其理论的本质与内涵。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经济分析史》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切入,呈现的是熊彼特1943年手稿中对“经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史”这一问题的扼要探索。1949年熊彼特以《科学与意识形态》为题,对1943年手稿中提出的问题做展开论述,他在赞许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对于我们透视历史过程以及理解社会科学的伟大贡献”的同时,也对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偏见”问题作出探讨。熊彼特把经济科学中存在的“研究事实或推进研究的工具”和基于“道德和文化视域评估事实”两个方面要求,看作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源;把技术进步和分析工具运用中的价值偏好和伦理道德,看作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提出在“科学审视过程”中,消除所谓的“意识形态偏见”。他还对马克思经济学结构中意识形态要素和作用作出分析。文章对熊彼特关于经济科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观点做系统评析。     

“意识过渡视角”下的知识社会学路径——评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通过他对自中世纪以来的长期历史过程的研究,对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变异原因进行剖析,并且建立了以“价值无涉的意识形态”为研究方法的知识社会学科学.曼海姆关于知识社会学问题的代表论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自出版至今得到了学术界持续关注.在此书中,曼海姆对于人类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过渡过程作出了描述和分析,并以此作为分析路径,研究其知识社会学问题,理解这一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得以论述:第一,人类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转型过程;第二,人类进入“意识”思维后产生的“意识形态”概念;第三,进入到“有意识”层面的人类围绕“意识形态”引发的其他关于“意识”方面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理论,任何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科学性的主张都只会导致人们的“信仰迷失”和“精神缺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础性共识,它对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引领与规范作用,它既包容非主流意识形态,也旗帜鲜明地批驳敌对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它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并为经济建设指明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