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大夜郎国文字符号研究

开明大夜郎国文字符号就是过去所谓的"巴蜀图语"。它由图符组合而成或者由图符与类似汉字组合而成。开明大夜郎国文字符号包括开明大夜郎国文字和开明大夜郎形意图语。形意图语表达一段话语,甚至是一个故事,或者表示邦国之间的"盟约",从而具有一部历史文献的功能。看图说话的开明大夜郎形意图语的表现手法,来源于贵州远古先民的创造。     

后金时期的两种信牌

沈阳故宫博物馆现藏一批从“后金”天聪时期到“清”崇德时期的信牌。这批信牌,就牌面文字而言,可分为三种:一是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皇帝之宝”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其中,除“宽温仁圣皇帝信牌”颁于清太宗皇太极改“后金”为“清”之后而外,其余两种信牌的名称、年代和用途,说法颇不一致。有人认为是“清太宗”时期作为证件和文件的;有人则认     

《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研究

《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以下简称“长兴讲经文”)原卷编号伯3808。由文中“适来都讲所唱经题,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序品”,卷末题“仁王般若经抄”知,此文叙讲之经为“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敦煌变文集》均视为变文之一种。“长兴讲经文”开首即由法师以一段骈文与一段韵文“颂圣”,并表明讲经的目的:“愿赞金言资呈寿,永固金石唱将     

简析直言模态命题间的真假关系及其推理

所谓直言模态命题是指以传统的直言命题A、E、I、O为基础,加上模态词“必然”(□)或“可能”(◇)之后所形成的下面八种命题□SAP□ SEP□ SIP□ SOP◇SAP ◇SEP ◇SIP ◇SOP在上面八种命题中,彼此间也存在着同传统直言命题对当关系相类似的真假制约关系.为了便于记忆,我们可用下面的图形显示出来□SAP □SEP□SIP □SOP◇SAP ◇SEP◇SIP ◇SOP这一图形所显示的对当关系及其有效推理式可概括为以下四类:一、矛盾关系及其推理在八种直言模态命题中,具有矛盾关系的有如下四组:□SAP与◇SOP□SEP与◇SIP□SIP与◇SEP□SOP与◇SAP存在矛盾关系的两个命题,不能同真,     

对童第德《韩愈文选》注释的意见

韩愈是继司马迁之后而成就堪与比肩的杰出散文家。苏轼称他“道济天下之溺,文起八代之衰”,从他反佛老卓有成效言,第一句话也不算错,第二句话指出他在文学上的功绩,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四人帮”横行时期,把他作为政治上与永贞革新对立的保守派。他们实行一言堂,大兴文字之狱,打击那些持不同意见者,一时噤若寒蝉,韩文也几于无人问津。“四人帮”倒     

“绘事后素”辨——对《论语》一处译文的商榷

目前《论语》的各种版本对“绘事后素”的注解有很大不同,妨碍了读者对经文原意的正确理解,实有辨正之必要。综合可靠的文字证据、现代绘画色彩技法、文言虚词用法、历史文化知识及对《论语》内容的分析,文章对该句作了重新翻译。     

宇宙图式与经文训释——一种对汉末象数易学的反思

孟喜、京房之后的西汉象数易学,包括两种面向：一种重在建立宇宙图式——将卦爻符号与时空信息进行配比,另一种重在进行经文训释。这两种面向的学问相对独立,前者展开论述时基本不释经文,前者中常用的卦气、纳甲等说亦未见于后者之中。汉末的象数易注之学,一方面不再提倡脱离经文训解而建立宇宙图式的这种学问,另一方面又将卦气等象数易说引入经文训释之中。汉末象数易注之学立足经文训释而对西汉象数易家两种面向之学进行吸纳、调和,又恰带来了其“案文责卦”等弊病。     

西夏文《无垢净光总持后序》考释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无垢净光总持》卷末残存“后序”一篇,本文对之进行了翻译和考证,指出宋代施护的汉译本是当年西夏人翻译经文和撰写“后序”的首要参考。     

港澳及海外信息

香港推行简体汉字和普通话 ◇新华社电:香港教育署拨款80万港元,制作了两套简体汉字教材,发放到香港各中学。其中一套是文字教材,另一套是电脑应用软件形式。 ◇据新华社香港电:适用于香港中小学的全新普通话课程纲要初稿,日前己由香港教育署课程发展处编写完成,并寄往全香港中小学     

座右铭文化溯源

座右铭,是训诫文字的一种,用于自我警戒。一般认为,座右铭的名称和最早的作品始于东汉的崔瑗。据考,在崔瑗之先,西汉的严遵也写过座右铭。而座右铭文化之源,可追溯到先秦的“宥坐之器”、孔子观周所见的“金人铭”等。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优良传统,古人为修身治国,常把自我警戒的文字,镌刻在钟鼎等器物上用以自律。     

《尚书注疏汇校》《尚书注疏校议》介绍

<正>"十三经"是十三部儒家经典的合集,早期只是单一的经文。经文古奥,在传授的过程中,陆续产生汉晋经学家解说经文的"古注",南北朝时期解释经文、古注的"义疏",唐宋官方敕定的"正义",从而形成了"十三经注疏",总结前人经说,融经文、古注、音义、疏文于一体。随着诸经文本层次的增加,版本形态亦随之丰富,有白文本、经注本、经注音义本、单疏本、经注疏合刻本、经注疏音义合刻本等。宋代以后传世的主要版本是注疏本。鉴于诸经内容及版本之复杂,历代学者都希望通过校勘,确定不同版本之关系,判定版本异文之是非,     

张载礼学思想探论

受时代学风的影响,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所做之诠释,有着明显的疑经倾向。张载对“三礼”经文和旧注提出的异议,旨在更好地复原“三礼”之文本,剔除“三礼”中不合先王之法的内容。张载的“三礼”诠释有着很强的经世致用倾向。其推崇《周礼》所记之井田制以期缓和北宋中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推崇《仪礼》和《礼记》所记之宗法制以凝聚宗亲、维护儒家伦理等,皆有着很强的当代意识。张载通过“三礼”等经典之诠释从而阐发他的理学思想,涉及的问题有中庸、礼乐以及辟佛等,此外还涉及格物论、太虚即气论、天理人欲论、民吾同胞论。     

浅论数词一至十至其大写的用法

对于数词一至十的形义,古文字学家众说纷纭,颇多猜测。我认为于省吾先生的观点也许更切近造字者的初衷,他认为这些都是纪数字,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一二三(?)是积画为之,至五又化繁为简,以×为五。“一与十之别,只是纵横之别”,“可见初民之十进位,已为明显”。于先生认为“我国古文字,当自纪数字开始,纪数字乃古文字中之原始字。”这是符合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几乎所有的文字在其成为有音义的一种体系之后,都经历了一个先用某种极为简单的符号来纪数的阶段,汉字更是如此。因此,本文就不讨论一到十的形义而把注意     

《周易》与儒家"时中"观的渊源

论者对儒家“时中”观一般自《易传》始 ,间或论及《易》本经。然传来自经 ,“时中”观念本就蕴含于经中 ,传只是对经的“时中”观念加以阐发而已。故本文从经文入手 ,并对经文做了穷尽性的研究和探讨 ,同时参照传文 ,从而初步得出儒家“时中”观是受《易》经文的启发而来 ,《易》经文当是儒家“时中”观的源 ,而《易传》只是其流的结论。     

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版方针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各级政府就一向十分重视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少数民族的出版事业,明确指出,在多民族地区“要把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工作放在首位”,“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作为主”和“把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工作放在首位”。两种提法的内函是完全一致的。由于这一方针得到了正确贯彻,因此,我国解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的发展是很快的。“以民文为主”或者“以民族文字为主”,这是一个简略的提法,它的全面提法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或者多民族地区。发展出版事业要以少数民族文字为主”。它是指导     

传的源流和演变

许慎《说文解字》说:“传,也遽,从人专声”,又说“传也遽”,以两字为互训。段玉裁引《周礼》《左传》等古书的注解,说“传”和遽最初都是指驿车、驿马,即古代用来传送文书、接送官员的车马。段注又说:“文书亦谓之传”。写作文书、形诸文字,目的是便于留传、传播。所以:“传”字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可以引伸出留传、传播方面的意思。正如段玉裁所说的:“凡展转引伸之称皆曰传。”也正是因为“传”有这个引伸义,所以古人著书以留传某人功德、事迹,或记载其过失,以利后人鉴戒;或者解说经义,以利其传播,统名之曰“传”。 “传”作为文体而言,最早的当是指那种解说经义的文字。梁朝人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说:“……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     

卷首语

“敬惜字纸”是中国文化一脉悠久的传统。如今的许多古镇大宅、古寺名刹依然可见“惜字炉”“圣迹亭”“敬字亭”之类昔日焚烧字纸的炉或亭,那一身身的斑驳映照着古人对文字的崇拜和敬惜。古人之惜字,固然寄寓着他们对文字的价值期许,在传统文化中文字承载着极大的价值和意义,孔夫子标举人生“三不朽”,“立言”为其一,所谓“立言”即立文字,曹丕更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当时书写工具的制约、书写运动的艰难也要求古人们“惜字如金”。书写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文字的态度,进而书写工具的变迁勾勒出书写品格嬗变的…     

《道德经》经文若干考订

老子书问世以后,注家众多,各以其观点来注解《老子》。据焦竑《老子翼·考异》说:“古书传世,为人所窜易者多矣。而《老子》尤甚。”因而,对经文真伪之考订,实为一极难解决复杂的问题。 谨对经文进行力求符合实际的考订如下。 (1) 章段调整 老子书原刻在竹简上,由于脱简错简或任意改     

史浩《尚书讲义》与宋孝宗朝政治

孝宗退位前夕,史浩完成《尚书讲义》进献孝宗。《尚书讲义》既是阐释儒家经典的经学著作,也寄托着史浩在和战、孝道、近习等南宋重大政治主题上的思考。他引入“心”“迹”范畴阐释经文“重华”,改变传统的阐释重心,旨在化解孝宗“改父之政”的政治伦理风险;在阐释经文“亮阴三祀”时,通过反向批评丧期“权制”,凸显孝宗执意行三年丧的意义;又巧妙地嵌入“私恩”话题,使经文“明试以功”的目的,由传统阐释下防止“利口空言者获进”,变为针对孝宗朝近习政治的杜绝私恩侥幸者获进。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尚书讲义》,揭示其中的时代问题意识和现实政治关怀,能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儒家经典阐释的特征,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     

钱大昕治史特色略论

钱大昕之历史考证学在当时享有盛名,并对近代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原因在于他治史有鲜明的特色。一是考证方法严密精良,对历代正史中文字错讹、记载错误等项作系统的考辨,“订千年未正之讹”,把传统考证方法提高到新水平。二是把考证的史料范围扩大到典籍以外,以金石文字证史,开近代以考古文物证史、“二重证据法”之先河。三是有很高的史识,不仅考史上运用了缜密的逻辑思维,且对许多历史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故他与只会作琐屑考证者不同,具有理性思维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