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玖灵副教授推出《壮汉民族融合论》

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韦玖灵副教授的专著《壮汉民族融合论——历史上壮汉民族融合与同化现象研究》,已由气象出版社于 2 0 0 0年 8月公开出版发行。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上壮汉民融合与同化现象研究”的最终成果。研究历史上壮汉民族的融合与同化现象 ,目的在于让世人了解自古以来壮族和汉族这两个中国社会中人口最多的伟大民族的频繁交往与密切关系 ,相互融合与普遍同化。主要内容有 :古老的稻作民族与“那文化”;壮族先民与南来的中原民族的关系 ;从壮族称谓的演变到壮族的形成 ;儒学在壮族地区的传播与壮汉民族的相互…     

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中原河洛对客家民系及客家文化的形成具有全面、关键、决定性的影响。客家民系主体来自中原河洛,在闽赣边地开基创业奠定了客家文化物质基础。客家重构中原式宗法制社会,形成客家文化的社会基础。客家传承河洛文化刚健自强、厚德、文化和重礼的基本精神。成为客家思想文化的理学根源也在河洛。     

与客家始迁祖不同的徽州中原移民

闽、粤、赣的客家始迁祖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都是中原移民,但是二者的社会地位、政治状况和文化发展有很大不同。客家的始迁祖是中原的“给客”、“客户”或“佣客”,他们与当地的土著共处,形成“主”“客”并立的政治局面;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当地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客家的方言、民俗和文化,形成二元或多元的文化格局。与客家的始迁祖不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是“中原衣冠”,他们征服并同化了当地的山越人,由“客”变“主”,使徽州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山越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统一的徽州文化。文章重点阐述了徽州中原移民发展的历史特点。     

宁化石壁与萍乡一带客家文化的亲缘关系

文章认为，萍乡一带客家人主要来自闽粤的“棚民”。“棚民”是客家的别称，据其族谱与方志记载来自汀州、嘉应州，其祖先大都以宁化石壁为迁移的中转站。萍乡“棚民”的许多文化特征，均与汀州宁化相似。“棚民”对开发江西山区、发展经济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渊源

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中和的生命环境,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根源于中华文明的中和理念的,而中和理念是基于文化地域限定性所形成的,因此,“中天下而立”的中原大地是形成中医文化核心价值的沃土和摇篮.古老的中原文明是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得以形成的文化基础和文化渊源.     

《丰湖杂记》与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问题

一般认为 ,客家语言和礼俗的形成是客家民系最终形成的标志。但首先穷究客家源流的清进士、惠州丰湖书院山长徐旭曾的《丰湖杂记》 ,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 ,客家语言和礼俗是继承于中原 ,因之也应形成于中原旧族中 ,以此作为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于理不通。客家民系是中原移民的结果 ,只有当其需要自我确认和外部社会的确认都出现时 ,才可认为客家民系真正形成 ,徐旭曾的《丰湖杂记》正是在需要这种双重确认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正可视为客家民系最终形成的标志     

论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及特点

对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过程及特点、规律进行研究和心理学分析 ,认为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是一个感知法律现象、理解法律概念、提高法律评价能力、树立法律信念的过程 ,这一过程具有阶段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特点 ,其心理机制为由外而内的“同化”与由内而外的“顺应” ;而影响法律意识形成的有“意义障碍”和“知行脱节”2种情形。对此 ,法制宣传教育应遵循其特点和规律加强针对性。     

论唐代和亲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和亲政策是唐王朝治理边疆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其影响之下,边疆民族与唐朝统治下的中原汉族形成了双向的文化认同,且边疆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也在逐渐加深。两种认同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既存在统一又相互矛盾,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淡化民了族间的差异与隔阂,推动了民族同化;加速了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增进了民族情感;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赣南客家婚俗及其社会文化功能分析

客家乃汉民族一重要民系,是由数次南迁的中原汉人与当地土著交往、互动、融合而成的群体。他们徒居赣南后,除了守护自己的中原传统外,还大势吸收异族、异部落文化,形成自己丰富多彩、独具客家风情的文化形态。婚俗作为客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它是客家人生五大习俗中最为重要的礼俗,其形式多样、仪式复杂、功能丰富,体现了浓郁的客家特色。本文拟就赣南客家婚俗予以详细表述,探析其社会文化功能和现实意义。     

传统与现代——土家族哲学现代化运动的哲学审视

自15世纪以来,土家族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哲学转型：第一次是“脱蛮入儒”,在土家族文化传统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即以儒学文化为根本精神的中原文化传统,这一转型在改土归流后得以实现;第二次是全球性现代化推动的土家族初步接触西方现代思潮,形成了解决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问题为主题的各种哲学思潮;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的哲学自觉,逐步谋求自己的哲学建构,并有了一些新的成果。文章强调的是转型过程,这一过程表明的是土家族不断趋新的文化精神。     

从地域文化变迁看满族居住文化的发展

从文化变迁的视角,考察和分析了从本土渔猎文化向中原农耕文化的变迁对满族居住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使满族居住文化由原始的"穴居"演变到与中原居住方式相近的砖木结构的居住方式。满族居住文化对中原居住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其文化内涵。     

清初渌水亭在北京出现的文化意义

渌水亭是北京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既是帝京的江南,是"城市中的乡村",又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表征着明清易代之际,满与汉、北方游牧民族和江南之间文化上的对峙、冲突和融合。微妙地折射出清初京师对江南的武力征服和文化上对江南的倾慕和向往。渌水亭在清初的出现意义重大,负载和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功能。     

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的向外扩张和中原文化圈的拓展

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中原华夏文化在全国的核心地位,其后的商周王朝对四方的扩张和征伐加快了四裔各族与华夏族的融合与同化,强化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致使中原华夏文化圈如同滚雪球般不断扩大。共同的经济生活与文化认同促进了中国各个地域、各个民族的文化融合,为秦汉的国家统一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本文利用文献与考古资料,从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的向外扩张、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两个方面,探讨当时中原文化圈向四方的扩展情况。     

中原文化、海岱文化的互动与汉民族的形成

中原文化植根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海岱文化植根于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两地无山河阻隔,交通便利,自古以来经济联系紧密,文化交流互动频繁。在中国古代,除华夏族之外,东夷族和苗蛮族都是构成汉民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在史前和先秦时期,东夷人和华夏人的交往十分频繁。正如傅斯年所说:“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华夏人和东夷人在长期交往、杂居共处中逐渐融合为一体。西周以迄战国,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互动更为频繁。这种文化交流与互动,逐渐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统一的较为先进的文化,特别是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学说。汉代儒学在全国传布,从而在构建共同的民族心理、促进汉民族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试论郭店楚简的文化史意义

在郭店楚简面世之前,由于出土楚器物的独特性以及传统上认为的楚人精神文化别成一家,加以文献中某些楚“不与中国”的记载,导致楚文化史学界形成了楚与中原文化分流对立的强势观点。基于这一观点,楚文化史学界对文献中同样存在的楚人依中原文化立论以及中原文化在楚地流布的记载加以忽视或别解。在此学术背景下,郭店楚简的面世以及其中儒道两家文献并存、两家文献中都含有世不经见的内容的基本事实,对于重新审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分流对立的观点具有崭新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蒙元与满清政权汉化状况之比较

汉化是我国历史上每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所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蒙元和满清政权在兴起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汉化,沿用中原政治文明成果,重用汉族儒生,学习汉族的文化经典。尽管汉化并不是决定蒙元与满清政权兴衰的唯一因素,但是汉化对于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是巨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中原统治是否长久。蒙元入主中原后无意于系统深入地推进政权的汉化,政权汉化水平较低,在中原立国不到百年之际便匆匆退回草原故地。对比之下,满清政权的汉化水平较高,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得以延续两百多年。     

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中国文明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中原文化具有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在龙山时代后期,中原龙山文化已经构成当时中国境内诸文化的核心,成为推动中国境内各种文化交汇激荡的摇篮,直接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史前重大战争都来自中原地区部族的发展与扩张,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原文化可能是通过战争形成了它强大的发展态势和中心地位,从而直接确立了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的中心地位,使中原文化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主导力量。城邑、文字、青铜器等中国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的文化演进过程中,成为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重要标志。龙山时代晚期发生的洪水侵袭及“大禹治水”的历史事件,不仅解决了当时面临的水灾问题,而且加速了各部族间的联盟与融合,强化了中原集团的领导地位。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均以这里为中心腹地,由此也可知中原文化直接推动了中国文明的最后形成。     

以人为本视野下的和谐中原文化建设基本途径浅析

加快和谐中原文化建设步伐,要立足于发展实际,把以人为本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核心,以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为载体,以激发文化人才的创造活力、拓展人民的文化视野为目标,以提升中原文化在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建设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着眼点,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与体制、机制。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明清时期广东客家农业移民与广西社会经济发展——以珠三角为轴的珠江流域西扇市场农业整合为视角

明清尤其清代,客家人特别是广东省的或者迁徙中经广东省的福建客家人源源西徙,涌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西向的主要扇面省区———广西。作为一支巨大的人口力量,他们颇具分量地改变了广西素来"地旷人稀"的局面,与其他移民一道,在清代终于打破了广西保持长达1 400多年(公元140—1578年)的100万上下的人口规模,使广西人口徒然数倍猛增。作为一支有别于广西原居少数民族,饱受中原文明熏陶,而在明清近数百年又经受过广东、福建商品经济高涨发展大潮洗礼的汉族民系,他们的入抵以珠三角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动力,从农业领域传导了珠三角商品经济的强烈辐射,有力地提高了广西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融合程度,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将广西为主的西江流域地区的广大农村和广西农业纳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市场腹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