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救灾捐赠的政策变迁及其内在逻辑——基于间断-均衡的框架分析

我国在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风险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救灾捐赠政策,运用间断-均衡理论中政策图景与政策场域的互动,契合政策范式转化的关键因素——政策总目标,建构分析救灾捐赠政策变迁的理论框架,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救灾捐赠政策划分为三个间断期和四个均衡期。研究发现,从“维护政权稳定”到“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定时期的政策总目标,推动了政策图景从“生产自救”到“放管结合”的变化,政策场域在此过程中逐步拓宽,包括社会团体、媒体及民众等在内的非官方决策主体,在救灾捐赠政策议定中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打破了既有的政策议定场所,推动了救灾捐赠工作趋于规范合理化。同时,1991年华东和中南地区旱涝灾害、1998年特大洪水和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等焦点事件触发救灾捐赠政策的间断,成为救灾捐赠政策均衡间断转换的直接因素。通过对我国救灾捐赠政策变迁及其内在逻辑的探寻,进一步验证了间断-均衡理论与政策范式契合的解释力和应用的可能性。     

间断平衡理论视角下70年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变迁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经历了70年的变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的繁荣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通过对70年来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变迁轨迹的梳理总结,运用间断平衡理论的长期视角分析该政策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经历了从1949年到1965年中央集中模式的平衡期、文革时期激进变迁模式的间断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集中与地方自主相结合的渐进平衡新时期。这一演变过程呈现出明显的由平衡到短期间断再到长期平衡的演进脉络特征,而且与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也呈现出较强的吻合性,充分体现了教育、人与社会发展之间内在的紧密关联性。     

政策变迁的间断与平衡——一个模型的介绍与启示

以逻辑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政策变迁研究只强调政策的渐进性变迁,而忽略政策的间断性变迁.建立在库恩科学范式基础上的"间断一平衡模型"解释了长时期的政策稳定过程中伴有偶尔的急剧变迁的现象,为政策变迁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通过对该模型的理论基础、解释过程的介绍,最后提出它对我国政策变迁研究的启示.     

中国2000-2020年安全治理的政策变迁:类型与机制

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于安全和发展治理理念提出新的要求。通过对2000-2020年中国政府网政策文本的质性编码及量化分析,发现非传统安全时期中国安全政策的演进存在“结构性差异”,安全治理政策存在两个断点跳跃;进一步讨论发现,“显著焦点事件”进入回应式议程设置引发的政策“间断变迁”机制,以及“价值嵌入”进入政策场域,最终导致的政策“渐进变迁”机制,两者交互,形塑了当前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及其动力机制——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解释

为明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的变迁路径与内在逻辑,文章以1949至2022年中央层面颁布的194份政策文本为数据基础,运用间断—均衡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政策文献计量方法,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变迁划分为3个均衡期和2个间断期,剖析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经历了群众健康安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改善→村容整洁→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变迁。在中央决策主体注意力转移自上而下推动与焦点事件自下而上驱动共同作用下诱发政策图景变革和政策场域开放,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转变也对政策变迁起到重要作用,集中显现为均衡调适与突变革新相交替的非线性演进逻辑。研究验证了间断—均衡理论对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研究的适用性和本土化路径,并对未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发展提出展望。     

基层政策视阈下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渝东南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

[提要]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对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基于基层政府政策视角,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来探讨民族生态移民的现状和问题,并从多元资金筹措、部门协作、产业支撑与技能培训、政策落地、创新社会管理等五个方面设计基层政府治理的优化路径。     

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演进特征与变迁逻辑——基于2006-2018年政策文本分析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改革成果共建共享,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途径。分析2006-2018年这13年间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基本公共服务五年规划等政策文本,以三维分析框架和政策工具为解码手段,通过文本内容分析法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形成以来的政策发展脉络、演进特征和变迁逻辑进行检视。结果发现:在政策演进脉络上经历了从突出"普惠性"、"全覆盖"的阶段到突出"方便可及"、"群众满意"的阶段。在政策演进特征上呈现出供给多元协同、内容精细化治理、技术理性-价值理性目标融合发展的特征。在政策变迁逻辑上受政策环境、公众偏好和政策制度三者的相互影响。未来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要坚持政策工具运用的多元化、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政策执行的协同化。     

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逻辑起点、潜在路径和政策建议

[提要]数字乡村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是我国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作为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手段,能够消弭城乡数字鸿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由于民族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人才队伍匮乏、产业结构单一,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面临较大挑战。本文试图从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出发,依托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个方面,探索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潜在路径,并从数字乡村建设方案、地区管理理念、主体参与程度、政策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间断-平衡理论的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变迁

间断-平衡理论被西方学者广泛用来研究政策制定和政策变迁模式,分析政策变迁长期渐进平衡与短期间断突变的糅合。运用此理论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变迁,发现其历经政策平衡期（1978—1985）—政策间断期（1986—1999）—政策平衡期（2000—2005）—政策间断期（2006—2012）—政策平衡期（2013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间断式平衡发展脉络。在我国稳定的政治制度与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双重基础之上,宏观政治领导人的更替、社会舆论的影响、焦点的未成年人案件和“局外人”动员成为决策系统注意力转移的触发因素,政策图景的变化、注意力的转移和政策制定者的路径依赖均能有效推动政策垄断的建立与崩溃,最终形成未成年人保护政策的间断式平衡变迁。间断-平衡理论解释中国公共政策问题还存在理论局限,应合理修正,从而使之更有效解释中国公共政策变迁规律与动力。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演进

民族教育政策是我国教育政策和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在民族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大致经历了民族教育政策稳步回归法制化、人的个体素养与社会素养并重、民族教育政策突显以人为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阶段,具有指导理论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策内容变化上从"社本"走向"人本"、政策发展手段"依法治教"体系逐渐完善的整体特点。而在新时代,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在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及法治宣传教育方面有所坚守和超越。     

从大召变迁看共同体的构建 ——基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

[提要]以空间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大召及其周边的变迁,这是一个从宗教化空间到商业化空间再到符号化空间、网络化空间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民族共同体是空间的行为者,文化认同是凝聚和团结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国家和国家在场对共同体和文化认同的形成起到了主导和推动作用。网络空间的异军突起,使得传统空间的区分、互动、认同、矛盾等问题显得空前复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空间,考察和研究其变迁成为重大时代命题。     

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政策的演进逻辑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系列托育服务政策法规,大力发展我国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我 国托育服务政策有利于把握其内在演化规律,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和启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政策经历了发端与断裂、重构与转向、发展与深化三个阶段的变迁历程,运用历史制度主义中的结构观和历史观梳理建国七十 余年以来托育服务政策的演进逻辑,分析政策背景、相关变量、关键节点、路径依赖如何影响政策的发生、发展和变迁。未来我 国托育服务政策的发展可探索“托幼一体化”的供给模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服务体系,完善托育服务综 合配套政策。     

再组织化与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创新 ——以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为例

[提要]加强和创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贵州G县“十户一体”抱团发展的村治实践探索则在这方面提供了经验案例。“十户一体”抱团发展模式源于当地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它在不改变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单元重构、精英再造、利益联结、监督考核和村规民约等机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质的“农民再组织化”实践路径,其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化解基层内部矛盾,促进乡村脱贫与振兴和深化村民自治的探索与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成为破解和走出民族地区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创新探索,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政策传播与政策变迁的关系——基于“农民工”公共议题的实证考察

媒介对公共议题的建构影响着相关政策的变迁过程。采用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农民工政策变迁过程主要时间节点前后相关政策的媒介建构特征。结果表明,在政策议题形成前、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政策变迁未完成时及相关政策进入落实阶段后等不同的政策变迁时段,媒介以其独特的议题建构方式,对政策变迁起着不同的作用。研究建议,政府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确定政策议题过程中应重视相应时期的媒介议题,在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应谨慎对待相关议题的媒介建构方式,重视媒介的解读与宣传功能并及时对政策效果进行反馈和修正。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生计方式的变迁与演进——基于乌江流域穿青人的视角

基于对乌江流域穿青人的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发现穿青人地区在历史上属于西南地区典型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重视农耕,注重农作,不离农土是其主要特征。当前穿青人的生计方式主要呈现四个特点:打工生计改变家乡面貌,农耕生计勉强养家糊口,经商生计小富即安,手艺生计贴补家用。但经过数百年的变迁,穿青人农民生计方式呈现从"生存型"生计向"发展型"生计转变、从"农耕型"生计向"多元型"生计转变、从"封闭型"生计向"开放型"生计转变的演变趋势。     

民族文化认同研究热点与前沿的知识图谱分析 ——基于CSSCI（1998-2020）数据

[提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是提升国家凝聚力和竞争力的核心。明晰我国民族文化研究发展的历程、形态和趋势,对凝铸中华民族文化向心力意义重大。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以1998-2020年间655篇CSSCI期刊民族文化认同研究主题文献为样本,通过文献量分析、高被引文献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关键词演进分析和研究前沿分析,对国内民族文化认同研究的总体思路、方法和路径进行可视化展示与剖析。研究发现：第一,民族文化认同呈现出多学科、常态化的热点研究态势;第二,民族文化认同研究经历了“起步→爆发→常态”的三阶段发展模式,“文化自信”是最热的前沿主题;第三,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是民族文化认同研究的根本落脚点。     

“三域”并进与“链式”推进：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融合行动

[提要]民族地区囿于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区位发展等原因,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既是重点更是难点,为此职业教育需要与多方主体协同服务乡村振兴。从产业融合、场域融合、主体融合三个向度出发构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融合模式,能够很好观照当前职业院校的实践行动。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下列问题：一是产业链条规划不清晰,县-镇-村产业耦合力度不足;二是职业院校大都以独立服务为主,教育资源缺乏集聚性;三是乡村振兴主体间利益链脆弱,未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后续发展中,应鼓励职业院校参与产业规划,打造民族片区产业集群;加强职业院校间的多边联动,建立职教乡村振兴联盟;创建利益共同体,营造乡村振兴主体间的联动生态。     

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

[提要]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面临以“夷狄”统治“华夏”、以“少数”统治“多数”的现实,为了实现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兼顾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策略,一面反复强调“满洲根本”“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一面又不断强化“满蒙一家”“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的民族观念。在推进“一统中国”的进程中,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多民族“一体论”,从思想文化、用人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诸多方面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治统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满、蒙、汉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