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与人工智能

使用语言的人类是语境化的,因而人类产生的一切知识无疑也是语境化的。事物和行动的语境性在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中已受到了重视,形成了关于世界假设的语境论、科学语境论和认识的语境论等。而在哲学和语言学之外,特别是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语境的作用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于人们建构通用人工智能很不利。实际上,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语境进行建模和推理,因此,需要阐明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中语境的含义、语境中的多智能体建模和推理,以及人工主体的语境性与组合性的关系。     

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语境论归宿

20世纪中后期,由于科学哲学家们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还原论倾向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批判,人们开始在超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对立的基础上试图去开辟新的哲学发展道路,希望从整体论的角度上去打破科学哲学的二元对立思维倾向,引入语境实践的相关背景,将事物、现象看作是一种语境之网中的存在,而真理则被视为是一种语境整体作用的结果,语境论的思想因此逐渐凸显出来.多世界解释从对于整体论思想的倚重到对于语境论思想的引入,既是传统量子力学理论应对还原论挑战与威胁的一种被动选择,同时也是多世界解释增强自身理论辩护能力、开拓理论发展空间的必然出路.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看,语境论思想吸纳、借鉴并超越了有原则的科学一元论立场,它作为一种包容性极强的基础理论,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当代语言哲学、分析哲学以及认知哲学所共有的方法论优势,从而能够成为量子力学理论研究重要的、基础性的理论背景.多世界解释的语境决定论实际上是一种具有相对性色彩的绝对论,这种决定论在相对与绝对之间保持了适度的平衡,因此它是一种非严格的决定论.在语境论的视域下,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不同立场可以并立与包容,论争焦点能不断集中与凝聚,辩护视域才能日益扩展与交融,论证方法才能相互渗透与借鉴.     

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属性与风险及其应对

作为引领和驱动未来世界颠覆性技术发展的人工智能,具有数据霸权、文化软实力和价值形塑等意识形态属性。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等实践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产生政治引领力下降、思想凝聚力弱化、道德指向力失落和法律规制力失效等风险问题。警惕技术拜物教以及资本逻辑操控下的意识形态风险,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在智能技术应用中的话语权,建立智能推送与公共责任动态平衡的调节器、建构人工智能的道德“护城河”、筑牢人工智能的“法律网”,是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彰显技术优势的应然举措,也是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语境下的人工智能新闻伦理建构

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冲击和更新传媒发展的技术底层,导致新闻生产方式、传媒产业链、传媒价值链发生快速而巨大的变迁。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传统新闻伦理规范无法提供支撑。本文以人工智能新闻应用中的现实问题为突破口,借鉴国外伦理理论和实践中的合理思想和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传统伦理和现实语境,借助技术伦理学的研究视角,从伦理基石、基本原则、政策框架、责任主体、道德规范、技术工具等方面提出中国人工智能新闻伦理的构建路径。     

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的文化渊源

文章对跨文化交际学科中的一对新概念：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探讨研究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交际的文化渊源,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文化,尤其是＂道＂乃是高语境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的＂逻各斯＂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性与辩论术则是低语境文化的发源之处,并预言未来的趋势一定是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走向彼此融合。     

困境与路径：人工智能时代学校教育竞争力发展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已成为学校教育竞争力发展的新背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学校教育竞争力发展已成为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尽管人工智能为学校教育竞争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技术优势,但人工智能时代学校教育竞争力发展仍存在智慧教学质量受困于智能技术表层应用、智能化管理难以兼顾技术效能与人文关怀、教师智能教育素养发展受困于浅层技术感知、智慧校园智能升级忽视技术伦理规约等四个方面的现实困境。据此,人工智能时代学校教育竞争力发展可以采用以下基本路径：第一,兼顾技术效能与立德树人,重塑以人为本的智能教学生态;第二,关注情感需求与文化嵌入,构建具有人文取向的数据治理体系;第三,落位技术领导与培训,建构教师智能教育素养校本化发展机制;第四,关注风险防范与问责,创设智能校园的伦理风险监管体系。     

语境视阈中克里普克指称理论的考察与反思

在当代哲学中,语境论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背景和指称确定的关键性因素,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克里普克从实在论立场出发维护指称概念的地位,这从一个侧面为语境实在论探索意义与指称关系的科学解释提供了理论借鉴。因果历史理论包含了丰富的语用思想,强调语用语境对于确定名称所指依据的重要性,但它与语境论所倡导的语形、语义、语用相结合的整体思维仍然存在较大差别。同时,在后现代语境论的视野中,一方面,因果历史理论未能完全超越规范语言学派的局限,体现出绝对所指观的狭隘性;另一方面,他对于指称心理因素的重视又与后现代语境论主体心理意向的回归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和契合。     

霍尔理论背景下汉英请求策略对比研究

人类学家霍尔提出的语境论认为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而西方大多数英语国家属于低语境文化。文章在语境论的框架下,阐述了英汉请求策略特点及其差异的深层文化根源。英语请求语多样化的语句层面策略与汉语中语篇策略的广泛应用,体现了低语境文化多用明码信息,高语境文化惯用暗码信息的特点。同时,与处于低语境的英美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对请求策略影响因素人际距离、社会权力和强加度的认识与感知呈现两极化。     

论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体系定位与立法属性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并非属于一种"超个人风险"类型。对人工智能刑事风险认知的主观幻化现象进行逐一诘问，能够得知：超个人风险分为事实层面的现象风险和规范层面的法律风险，智能产品在设计和编制程序范围外，其所实施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仅是一种纯粹事实的现象风险。人工智能产品刑事责任评价的路径阻却在于智能技术本身缺乏生活情感的经验总结、智能产品适用刑罚规范不具备现实意义、深度学习是凭借人类思维模式的基础输出进行的。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立法归责应确立限制从属性，亦即，限制可允许性与超越性的人工智能风险之存在，明确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从属于自然人主体。继而，可为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立法的科学化探索奠定理论基础。     

数字生态下的信息体与智能关联主义

在思考未来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上，存在人工智能将淘汰人类的取代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人类无关的外在论两种倾向。我们提出第三种路径，即数字生态下的智能关联主义。智能关联主义并不注重在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进行区分，而是将之还原为数字生态的信息体，信息体即被一定的数字环境赋形的数据。在赋形的信息体基础上，当代人工智能技术基于解释性路径，形成了与行动元和其他行动元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大的数字生态信息层，而人与非人、真实与虚拟、自然与社会的行动元都是这个信息层上运行和展开。这个数字生态的信息不断构造出新的关联，而新的智能关联进一步促成了人与智能体在行动元基础上的共同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