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反思与规范解释

出于公益维护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证券诉讼规定》时,为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添加了许多公益色彩。“公益目标”和“私益内核”的双重影响,使得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不明,不仅导致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不清,还导致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关系紧张。以民事诉讼学界对“公共利益”“私益诉讼维护公益”的研究为依据,可论证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是私益诉讼。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任意诉讼担当理论,可准确界定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法院、投保机构和投资者的关系,厘清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21条和第22条。另一方面,结合普通共同诉讼理论,可重新界定并消除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32条。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证券市场上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损害股民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股民受损利益往往又很难得到救济,究其原因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没有设立恰当的诉讼人代表制度是原因之一。本文从各国群体诉讼模式的立法例入手,探讨了我国证券民事赔偿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完善。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分析指出,与其他国家的群体诉讼制度相比,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在群体诉讼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对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改进,同时应在某些领域引进团体诉讼制度.     

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阐释与规则反思——兼评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

作为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件,康美药业案为证券群体性纠纷化解开辟了新道路。然而,由于缺乏体系性的立法框架及精细化的实践指南,该案反映出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原告主体资格方面,“投保机构主导程序”与“明示退出模式”的核心特征使得特别代表人诉讼与其他群体诉讼区分开来。特别代表人诉讼本质上属于团体诉讼,投保机构诉讼实施权来源于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被告责任司法认定方面,在实体性维度,该案中独董责任承担扩张化的现象值得省思;在程序性维度,证券群体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与防止矛盾裁判之司法目标需要理性衡平。投保机构是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唯一性原告”,投保机构选案程序的妥当性、公正性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此外,为稳步推进证券集体诉讼的渐进式发展,还需以程序法理为据对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予以结构性优化,即厘清投保机构创新职能与传统职能的关系、明晰投资者退出诉讼的阶段、反思诉讼费用的缴纳及分担。     

用对策论剖析代表人诉讼制度

通过对策分析,认为在代表人诉讼制度中,诉讼代表人极有可能与对方当事人串通损害被代表人的利益,所以,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中的监督机制,维护被代表人更换诉讼代表人的权利,引进损害赔偿责任极为必要。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是解决多数当事人纠纷的诉讼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对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和境外群体诉讼制度的合理性因素,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功能和作用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     

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方式的选择与完善

与其他诉讼方式相比较,代表人诉讼以其突出的优点更能有效地解决涉案人数众多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所特有的公告、登记程序以及判决的间接扩张力,使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功能,因此不应将其排除在证券民事赔偿的诉讼方式之外。同时,为了进一步完善代表人诉讼,应该扩大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范围和诉讼代表人的权限,加强律师和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     

法院的司法能力与代表人诉讼

群体纠纷的解决与法院的现代功能紧密联系,法院的司法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代表人诉讼的程序效果。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运作中出现的群体形成困难、群体诉讼的容量狭小、法院对诉讼的控制力低下等弊端,与我国法院司法不完全独立、法院内部考核体系不尽合理以及消极性司法等因素息息相关。制度环境决定了阶段性发展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过程,试验性诉讼作为群体纠纷解决的过渡、替代手段,是改造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现实选择。     

我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构建

证券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具有“小额多数”的特征,我国现行的单独诉讼、共同诉讼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适应此类群体纠纷中保护分散性利益、制裁群体性侵害、为公众提供有效救济途径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借鉴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经验,改变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机制,是现阶段的可行之选。     

论证券民事责任与股东诉讼方式

证券民事责任与股东诉讼方式在维护股东利益和上市公司信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 ,可以弥补行政责任和政府监管的不足。股东诉讼是股东实现权利救济的方式 ,根据不同标准 ,可以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 ,以及股东单独诉讼、共同诉讼与代表人诉讼。本文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 ,结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 ,跨跃和融合了实体法与程序法两大不同的法域 ,着重分析了股东派生诉讼与代表人诉讼 ,并评点了一些不妥当的看法 ,提出了完善建议     

论我国环境行政诉讼中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建立

基于环境行政侵权的特性,有必要在环境行政诉讼中引入代表人诉讼制度。我国目前建立代表人诉讼制度有诸多有利条件,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困境,可以通过制度层面和立法层面的建设对其进行完善。     

诉讼产生于纠纷

有学者认为"诉讼产生于社会冲突"、"诉讼产生于法律事实",我们认为"诉讼产生于纠纷"。冲突不同于纠纷,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纠纷的产生。纠纷应当是冲突发生以后的一种状态,是冲突的当事人对冲突发生的原因、冲突导致的结果、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主观认识的争议。发生冲突的当事人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各执一词,形不成一致看法,因此产生纠纷,因此需要中立的第三方居中裁决。诉讼是国家机关解决纠纷的活动。     

论对证券投资者的诉讼保护

本文主要探讨了对证券投资者的诉讼保护问题。在本文中 ,作者根据美国和欧洲立法的最新发展提出了如何确定被告的新思路 ,然后根据我国国情探讨了管辖法院的问题 ,最后对集团诉讼和代表人诉讼之优劣进行了功能比较并提出了我们的改进意见     

证券民事侵权诉讼前置程序研究

对最高法院设立前置程序的理由进行了分析,认为设置前置程序的真正理由是通过减少案件数量来减轻法院的压力,并指出了前置程序可能带来的3个问题:1.将绝大多数虚假陈述案件拒于法院门外;2.即使虚假陈述案件已受理,还可能被终结诉讼;3.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民事侵权诉讼中的作用将产生争议。由此建议最高法院尽快废除前置程序。     

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中的诉讼原告

随着我国海上石油开发及石油进口量的不断增加 ,以此为主要污染源的海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随之而来的是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也越来越多。但是 ,在传统的“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理论的指导下 ,人们对实践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以及公民、其他组织提起索赔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提出了异议。基于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特点的分析 ,应当采用民事公益诉讼理论来认定国家行政机关、公民、组织作为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 ,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质疑 ,使之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统一 ,以及运用代表人诉讼制度将有利于公民提起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诉讼。     

论环境侵权群体性诉讼处理机制的完善

由于环境侵权纠纷中受侵害对象的不特定及涉及人数众多的特点,环境侵权纠纷容易形成群体性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就是专门处理群体诉讼的一种诉讼程序,对解决群体性纠纷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该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法院对其相对拒斥的态度,导致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遭受到冷落。因此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并在群体诉讼处理机制中进行团体诉讼、示范诉讼及建立联动机制的探索,对及时妥善解决群体性诉讼案件、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证券民事侵权诉讼前置程序研究

2 0 0 2年初 ,最高法院终于同意受理证券民事侵权诉讼案 ,但只受理虚假陈述案件并设立了前置程序。文章旨在分析最高法院设立前置程序的真正原因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并建议尽快废除前置程序     

证券民事侵权诉讼前置程序研究

2002年年初,最高法院终于同意受理证券民事侵权诉讼案,但只受理虚假陈述案件并设立了前置程序。由于前置程序设置的理由不合理或不合法,已经或即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最高法院应尽快废除前置程序。     

论证券民事侵权诉讼的性质与价值

证券民事侵权诉讼是一种公益诉讼 ,证券民事侵权行为所侵犯的对象是社会利益。文章指出 ,证券民事侵权诉讼的主要价值有四 :填补损失 ;威慑作用 ;协助监管证券市场 ;促进证券法律发展。我国现阶段鼓励证券民事侵权诉讼有以下特别价值 :加强公司治理 ;增加投资者信心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对外开放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启示--以”理性人假设”为线索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于代表人诉讼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理性人假设”为线索,奥尔森提出了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两项措施：减小集团规模和选择性激励。从而为解决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困境提供了分析工具和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