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依据与角色定位

县级融媒体为何能参与乡村治理以及以什么身份参与乡村治理，这是研究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最为基础的问题。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依据是：两者在战略背景、行动场域、价值指向等方面具有共通性和互嵌性。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定位是：舆论引导的媒体、意见交流的平台、数字乡村的智库、组织动员的主体。县级融媒体的角色定位使其成为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和联结其他要素的必要环节。     

乡村产业振兴视域下县级融媒体“下沉式”MCN平台建设研究

MCN平台建设是对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下半程“平台建设”与乡村产业振兴之间“可能性”关联的一种有益探索。县级融媒体MCN平台建设对接乡村产业振兴战略,首先定位上需要与资本化MCN机构区分,打破资本和技术导致的“头部”赢者通吃的局面,对接政务服务3.0,完善农业产业链;运营上区别于新闻等核心业务,平台可以在制度范围内有限引入资本,激发发展动力;服务于乡村产业振兴的切入点是“下沉”到村,将媒体优势与乡村产业特色和产业需求结合起来,将“服务群众”落到实处。中国县域媒体和乡村发展水平各异,需要结合农村实际,探索适合各地方的可行性路径。     

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县级融媒体作为振兴乡村的重要助推器,不仅是乡村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的主要阵地,亦是乡村生态与文化建设的关键抓手。然而,县级融媒体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出现机构合而不融、内容同质呈现以及受众参与缺位等诸多问题,影响了自身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若想实现县级融媒体的效果最大化,唯有从管理体制、传播理念、媒介定位三个方面入手,打破认知与行动壁垒,以路径创新的方式实现县级融媒体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县级融媒体助推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     

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绩效考评体系构建研究

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绩效考评体系的构建是创新内部管理机制、实现深度融合的核心举措。由此,需在国家构建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及县级融媒体中心“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的具体要求下,依据县级融媒体中心所在区域经济、文化、地方社会治理与制度创新水平,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组织构架、岗位任务、工作内容与流程等因素进行全面衡量;需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愿景的基础上,综合设置政治导向、业绩、态度、能力、新媒体技术运用水平等考核指标及评价标准,并通过与员工持续、全面反馈沟通,对相关绩效考评指标与应用等考评体系框架进行调整,最终构建形成较为稳定的、符合媒体融合发展规律及县级融媒体中心个性特征的开放性的内部绩效考评体系。     

专业化·互联化·平台化：5G时代县级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路径

推动县级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是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5G技术的应用为推动县级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以增强型移动宽带、低功耗大连接、高可靠低时延等为特征的5G技术对媒体融合会产生革命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流程重塑、呈现方式升维、用户需求预知、媒介场域扩张四个方面。在5G时代,专业化、互联化和平台化将成为县级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要真正实现此“三化”发展,县级融媒体建设应该解决好思维转型、破圈融合和平台治理三个关键问题,即要避免智能技术与专业理念的脱钩,打破连接至上与技术壁垒的迷关以及规制权利博弈与隐私使用的问题。     

现状与改进：县级融媒体与公众话语的互动——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视角

县级融媒体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是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文章结合互动仪式链理论,综合内容分析和深度访谈法,重点探讨我国县级融媒体与公众话语互动的现状和改进路径。文章认为,县级融媒体与公众的话语互动尚存虚拟共在、焦点关注和情感共享等方面的不足,可从创设情境、改进内容与服务等方面入手,以增强双方的身体共在、共同关注焦点和情感能量为目标,提升县级融媒体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效能。     

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建构与建设现状

媒介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子系统,在传播信息与协调社会各组成部分正常运转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面临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发展中国主流媒体的服务功能,对赋能社会治理十分必要.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从6家中央、省级、县级媒体案例入手,就其在政务服务、党务服务和民生服务三方面功能建构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在民生服务领域目前县级融媒体的相关内容建设走在前列,中央媒体仍注重内容建设,而省级媒体的服务目前没有找准发展方向.     

功能维度的拓展式融合——“治理媒介化”视野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

随着媒体逻辑的动态演进,媒体融合的重心正在从技术维度的渐进式融合转向功能维度的拓展式融合,其实践呈现出"治理媒介化"这一全新融合表征。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置于"治理媒介化"这一视野下加以考察,其建设正面临认知失准、协同失效和效能失范三大难题。应然地看,只有将以"治理媒介化"推进媒体融合的功能转向和以机制体制变革释放功能融合的创新力两大路径作为着力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才有可能在创新新形势下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并实现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巩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意认同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与创新路径——基于西部12个省市区的考察

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文化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县级融媒体作为触达“最后一公里”的媒介平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赋能主体。西部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已从文化、技术、社会三个维度展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但仍存在价值赋能深度较浅、融入意识不足、实践路向不明等问题,亟须聚焦新时期民族团结工作主线,打造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赋能闭环”,进而建立既富有民族意蕴又兼具高质量赋能新时期民族地区宣传工作的县级融媒体旗舰队。     

区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策略初探——以“潼南经验”为考察中心

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与基层联系最为紧密的主流媒体,是我国媒体融合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潼南融媒体中心是重庆市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典型代表,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企业经营制度、人员管理体系等多个方面实施了有较强针对性的管理模式,使融媒体中心内部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潼南融媒体中心积极优化多元媒体矩阵,赋能新业态,更好地链接群众、服务群众。在全媒体传播格局中和我国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潼南融媒体中心积极探索创新、融合发展,在机构、内容、渠道、管理、平台等多个方面积累了诸多可贵的"潼南经验",对我国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治理中的融媒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新举措,是强化新闻舆论阵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加大风险防范力度的有效方法。北京市夕阳再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运营的融媒体项目,发挥媒体融合积极作用,以融媒体手段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共同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数字媒体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数字技术嵌合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各领域，必然给乡村社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数字中国”“数字乡村”的时空场域下，必须要充分利用数据媒体的应用场景，聚焦互联互通、立体交互、资源共享、应用体验等方面，通过打造数字媒体平台、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数字媒体人才队伍、构建涉农服务体系等措施，助力农村产业发展、文化振兴、社会治理、生态建设等，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融政":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县域治理中的价值与维度

在国家大力发展融媒体政策背景下,媒体融合已在全国迅速展开.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工具不断推进和改善基层社会治理,其路径主要表现在有效塑造政府形象、有序推进政策解读、有力实现基层政治协商三个维度.在未来的发展上,县级融媒体要广泛聚合各类资源,避免形式主义,紧跟社会发展时代要求.     

基层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及实现路径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人群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支撑之一。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站在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从治理来看,基层妇联是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是治理组织和服务组织。基层妇联具有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政治需要和现实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体性功能。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不仅是由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帮手和助手功能决定的。基层妇联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群众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民情枢纽、协商议事等作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和共治化。通过组织体系“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以及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     

构建行动者网络: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再思考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研究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作为国家治理“托底工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兼具政治和传媒的双重属性。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从“ 行动者”“转译”“网络”要素探讨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强与用好的路径选择,可以发现建强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一个由行动者组构和利益联盟形成、发展及更新的过程,而构建起行动者网络是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打通政治传播体系“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指标。     

互构与主导: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的县级融媒体参与机制及实现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县级融媒体既是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也是主体。县级媒体在乡村文化建设进程中的角色历经宣传者到文化输入者再到生产者的演变，与这三种角色相应，县级媒体先后建立了行政化、市场化和社会化三种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机制。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县级融媒体主动作为，调动一切力量参与其中，久久为功。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长效机制的建构还面临自身运行机制转型和乡村文化发展两方面的困境，可从乡村居民为主体的特色内容生产、活动为主线的常态化民风引导、新媒体为主导的文化产业促进等方面探索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主体性的多重逻辑——以山东省L村的实践为例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促进农民主体性的实现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遵循,但现阶段农民主体性建设还存在着经济主体性缺失、文化主体性缺失、社会主体性缺失、环境主体性缺失和生活主体性缺失等困境。山东L村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作用,以整体规划与庭院个性化设计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以“新时代乡村文明实践银行”推进乡风建设,以“街长制”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以“乡村夜话”推进乡村治理,以“孝善敬老饺子宴”创建乡村美好生活,有效调动了村民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农民主体性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的主体性要遵循政治逻辑,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组织动员功能;遵循利益逻辑,着力提升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遵循伦理逻辑,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构建农民主体性中的引导功能;遵循技术逻辑,灵活运用传统和现代治理技术,为实现农民主体性提供有效支撑。     

从中国县域治理转型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角色定位

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出了发展要求、明确了发展方向.此后三年多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起来.但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如何充分发挥媒体融合传播的效能,为县域治理补短板,创新...     

从“硬管理”到“软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乡村治安问题研究

治安工作的实施状况是判断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成熟程度的重要依据,治安治理的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家与社会在互动情境中的相互赋能与增权,是乡村治安系统得以持续和有序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帕森斯的AGIL功能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意识形态”的乡村治安系统分析框架,探析在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发生变化进程中乡村治安发展的历史推动力与内在逻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安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本文将乡村治安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国家统合社会”“国家社会互嵌”“国家社会共强”三种模式,提出在乡域社会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着力实现乡村治安从“硬管理”到“软治理”的转变,推动实现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合作、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超越与重塑:国家治理视阈下西部县级融媒体建设的路径再造

西部县级融媒体是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拱卫意识形态安全,服务、引导群众的全媒体实践,也是嵌入西部基层治理、创新多民族共治、助推西部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抓手和重要战略步骤。2018年以来,西部融媒体建设稳步推进,当前已达成基本覆盖的建设目标,正在进入持续深化的拐点期。面对这一重大且复杂的国家工程,如何进一步“建强用好”,使其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目前还面临规划缺失、路径依赖、资源博弈、机制不畅等结构性困局和现实困惑。求解这一难题,不能囿于传统媒体思维、国家标准及东、中部地区实践为我们所提供的现实参照系,须超越前述框限,回归西部现状,将其置放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视野下加以观照,总结成效、省思问题,锚定其历史方位、现实基础,以厘清可供调用的资源,矫正路径创新的经验坐标,实现路径再造。未来须着力促进国家政策、地方治理和基层媒体这三层生态圈的深度耦合,在多元治理情境的叠层嵌合中逐步形塑西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构西部治理现代化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