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词学三大主题

清代词学,虽著作林立,词派纷呈,然各家各派词论,异中有同,殊途同归。构成三大理论主题：辨体和尊体、“正变”批评、比兴和寄托。通过辨体和尊体,彰显了词体特征,提升了词体品格;通过“正变”批评,反映了清代词家的词史观,对前代词学的审美评价、审美选择;通过追求比兴和寄托,开拓深厚了词境。三大词学主题,对清词理论与创作的繁荣,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     

论张尔田的词学

张尔田的词学是近现代词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文化身份既有遗民的成分,但是也受到晚清新学以及时代新风气的影响,使得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具有旧文人所不具备的特点.张尔田身上的文化张力也影响到了他的词学观.一方面体现在他将词学当作文学一部分来思考的时候用真善美作为整个文学观的理论基础的同时,坚持着比兴寄托的传统;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于文学公共性的思考,在写作上他讨论了词与情感的关系,在阅读上强调考证的作用,这中间充满了复杂的矛盾甚至混乱.这些矛盾和混乱是新旧过渡时代人物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底层的深刻表征.     

清代书院词学教育

词学教育是清代书院文学教育的一项内容,从生徒的词学课艺、掌教者的课艺评点以及书院藏书目录等诸多内容可知,清代一些书院对词学教育给予了积极支持.除了练习作词外,清代一些书院也从事词学研究.学海堂中谭莹与梁梅的论词绝句是清代书院词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们对历代词人、词作以及词风做了许多鞭辟入里的论析,为中国词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书院词学教育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很多掌教者对淫词艳曲进行过口诛笔伐,这既是清真雅正规范清代书院词学教育的重要反映,又是道德教化主宰清代书院词学教育的重要体现.     

比兴与晚清词学思想的构建

"比兴"的多层级人文关怀、审美和实用的价值取向,是被历代诗家及晚清词家接受的一个内在前提。"比兴"追寻传统诗学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风骚之义",与狭义诗学比较,词家不仅削弱了传统的"宗经辨骚"意识,而且强化了楚骚的寄托精神。"寄托"是审视晚清词学思想的一种独特话语,晚清词家不离比兴之义,既丰富了词体体性观念,也充实了比兴思想。晚清词家浓郁的比兴寄托思想及其解词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皆催化了"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观念的生成。     

张惠言的词学理论与常州词派的开创

［摘要］张惠言的词论成就在于提出了“意内言外”、“比兴寄托”说,并标举温庭筠词为典范。比兴寄托创作理论的提出与他援引诗教说词、他的治经方法和清初词论家的尊体途径有关。其创作论重视寄托之意、其鉴赏论重视阐释发挥,推尊词体,尤其是推崇温词,引起了争议。但从接受美学重文本意义角度看,他的鉴赏词论可备一说,其弊端是将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局限为一种;从知人论世角度看,温词也并非全然不具寄托品格,只是不能坐得太实。虽然词论偏颇,但适合了表达特定时代情感的需要,适合了既推尊词体又避免文字狱的需要,加上常州词派的内部继承和发展,使其终成清代最大词学流派。     

论常州词派的比兴理论

从宋元至明清 ,于词坛提倡比兴理论者不鲜其人 ,但似乎只有在常州词派产生后 ,比兴理论才形成声势 ,其原因不在于常派理论的本身 ,而是来自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力量 ,当然在常派比兴论的发展中 ,除了具有时机性的特点外 ,还具有批判性和通变性的特点 ,这几方面的作用才使常派比兴论“渐盛”并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从常州词派的理论与创作实践来看 ,其历史的局限性也是比较明显的 ,对此应有所认识。     

嘉庆年间词学思想的新变

嘉庆年间的词坛仍然为浙派清雅词风所笼罩，但已呈现出新变的态势。新变是从浙派内部裂变开始的，它的代表人物是吴锡麒、郭麟。他们直接指斥浙派末流创作弊端，提倡词穷而后工与由寄托而出，在艺术风格上由主醇雅转向肯定多种风格。标志新变的是常州词派，它从尚意的观念出发，树立起意内言外的理论旗帜，在题材上要求表现与国事民生相关的内容，在表达上主张比兴又要不露寄托的痕迹，主观的情志与客观的物象达到妙合无垠的境界     

明代前期词学观探析

明代前期,由于文化政策的影响,明人的词学观念呈现出与中后期不同的面貌.一方面,它上承宋元词论传统,强调词体的比兴寄托与教化意义,赋予词体厚重的诗教色彩;另一方面,明中后期词坛上争论的有些词学命题在此期已经被提出.对明代前期词学观念进行深入的探析,可以促进对明代中后期词学理论的研究,进而理清明代词学的发展走向.     

东坡居士易安居士 审美情趣略相似──苏轼、李清照词学审美观简说

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开山人物,李清照是婉约词的正宗作家,她又批评苏词是“句读不葺之诗”。本文在承认苏李差别的前提下,指出他（她）们处于相同的历史时代和大文化背景,面对词坛反俗求雅的现实,基于其相似的文化人格和审美取向而表现出相似的词学审美情趣。他（她）们都主张词要表现社会、时代及人的健康情感,提高词的格调和品位。     

祭词词:清代词人的身份认同与词学演进

祭词词即祭祀词神之词,是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一类词作,其创作非常鲜明地受到祭诗诗的影响。祭词词主要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创作,分别是道光元年吴中词人戈载、朱绶等人的祭词词唱和、道光二十六年雷葆廉发起的祭词图题咏、光绪二十三年王鹏运与其弟等人的祭词词唱和。此外,在祭祀词人生日和修建词人祠庙时也有祭词词作品。祭词词大都写于岁末,所祭词神或为自然神,或为人格神。祭词词在渴求词神庇佑,表达自哀自悼之情时,将词人人格与“君子固穷”等传统士大夫品格联系起来,表现了词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体身份认同三个层面。从词学观念的演进来看,祭词词的作者有意识地凸显了“词人”形象的自我营造;同时,祭词词作家也表达了对词体的认识与尊崇,他们或体认词的音乐属性,或强调词的精神品质,或认同词的创作难度,对于词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均有较为深入的思考,从而彰显了祭词词在词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清代词学批评正变之论的承衍

清代词学批评正变之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从词作风格角度所展开正变之论的承衍,二是从词学流派角度所展开正变之论的承衍,三是从词史发展角度所展开正变之论的承衍。上述三条线索相辅相成,从不同维面展开了对词作历史发展及其多方面艺术特征与体貌呈现的认识,共构出传统词学正变批评观念的主体空间。     

“词之言长”——王国维与常州词派之二

王国维用词之言长来概括词的审美特质,这一认识是在中国古代词学,尤其是常州词派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观点与王国维依据西方美学建构起来的、以境界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也得不到王国维在具体的文本批评中的支持,但在《人间词话》内部,它显示了一种与西方诗学异质的诗学传统的存在,值得给予充分的重视。     

清代词学批评中的稼轩论

清人对稼轩词的评价与接受随词派理论的消长而变化,这些变化既彰显出辛词的丰富内涵,又折射出清代词学思想的某些新变。清人一方面将稼轩词推至"一时无两"的高度,同时又视其为词中变调之代表,这种看似矛盾的评价背后实则蕴含着清人"第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的新的正变思想。周济的"退苏进辛论"不仅将同类词人的比较研究推至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而且显示出常州词派重性情、重门径、重统绪的词学思想。而陈廷焯由辛胜于苏到苏胜于辛的转变,反映出的正是自身词学思想在由对外部形式之美的取重转向对内部性情之善的追求。     

清代词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

清代词学对批评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意象批评方法的运用;二是对比较批评方法的运用;三是对源流批评方法的运用;四是对摘句批评方法的运用。清代词学作为我国古典词学的繁盛与总结阶段,它对不同文学批评方法予以了全面地继承、丰富、深化和完善。     

清代词学三考

清代词学与清代的诗歌或诗论关系十分密切 ,有些长期困扰词学界的具体问题如结合诗歌或诗论进行考察 ,可以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清初陈维崧《摸鱼儿》听白生琵琶枠一词 ,谭献誉之为“拔奇本师长歌之外”,学者对“本师”始终未得其解 ,实则“本师”指陈维崧老师吴伟业 ,“长歌”即其长篇七言歌行《琵琶行》。清代中叶一部可能已佚的词学著作《本事词》,其编撰者的姓名、字号、籍贯和原书规模均不详 ,而借助枟两浙轩续录枠、枟夙好斋诗钞枠等相关诗集 ,这些情况便可得知。清末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偶尔提到沈善宝所撰的《闺秀词话》,学者每据此以为该《闺秀词话》确有其书 ,实则有关引文乃出自沈善宝《名媛诗话》,所谓“闺秀词话”只是随意而称。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气论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气"作为词作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词气审荚表现特征的探讨,三是从词的创造角度对"气"的多方面考察.从这三方面展开的词气之论,使古典词气论在多雏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与深化.     

词学“野狐禅”——网络词学初探

通过对互联网上原创词学话语的分类与解析,从论说方式、审美旨趣和学术个性三个方面,揭示其异于学院词学的种种特征与新变,即网络词学的论说方式有极强的互动性,审美旨趣偏向深情凝练,学术观点与学术话语对学院词学既有借鉴也有游离。网络词学与学院词学应互补长短,实现良性互动,才能让古老的词学在互联网时代重新焕发异彩。     

清代词学与佛义禅理

以佛义禅理论词是清代词学的特殊现象。明代以前,佛家对词体持排斥态度。清代词学家借禅宗表现新的词学观念,用禅宗范畴对一些词学命题进行新的阐释,或借禅境喻词境,另辟蹊径以探寻古今词人词作的艺术意蕴。佛义禅理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清代词集丛刻的文献价值与词学贡献

清词号为中兴,词集丛刻亦甚为发达,文献保存之功甚巨。清代前期词坛昌盛,词集丛刻如《国朝名家诗馀》等多为今人词集之汇辑,保存了大量当代名家词集。中期的词集丛刻则更多地倾向于中小作家,于此可见更为普泛化群体的创作状况,同时在编选倾向上又受浙派词风和乾嘉学风的影响,呈现出偏重浙西词派和重音律等特征。晚清词集丛刻数量大增,品类丰富,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等搜辑宋元旧集,开启词集校勘之风,词学贡献尤为卓著。     

明代后期词学创作论

明代后期词坛上崇尚绮艳柔靡、俚俗鄙下的词风,词学家试图通过词体创作理论引导词人的创作,改变当时的词坛状况,使词体重新回到含蓄蕴藉、婉曲圆润的艺术境界中,因此他们对词体创作中的辩证认识、含蓄有余味、立意命句、比兴寄托等方面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