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上访族写真

据有关部门统计,近10年来,每年来北京上访的人数有10万人之众,仅设在北京南站附近的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接待站,每天都要接待几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中央机关的各部委,包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每天也有大量的上访者在门前簇集。这些上访者,千里迢迢,有的甚至拖儿带女,给首都治安环境带来了压力,电给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制造了很多麻烦。这些上访者,多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在街头声嘶力竭地控诉,有的甚至仗胆     

越级上访违法吗？

据新华社报道,在河南省虞城县沙集乡的村头,随处可见“越级上访就是违法”的标语口号。由于上访的事情一般影响到地方或单位领导的利益,“损害了地方的形象,给领导脸上抹了黑”。所以,一旦有上访苗头出现时,地方或单位往往打着“维护稳定”的幌子去千方百计阻拦上访,甚至“治安拘留”上访者。像沙集乡那样大造声势说“越级上访就是违法”,就是别有用心地恐吓上访者。越级上访到底是不是违法行为?为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搞清什么是上访。     

七嘴八舌

上访并非“刁民”信访工作,过去长期存在着“误区”,最明显的就是把重复上访、多次上访和越级上访的看作是“刁民”,是故意闹事。为此,不惜采取收容遣送乃至劳动教养的办法处理。结果呢,上访者还是继续上访,有的甚至接连几年、十几年上访。可见,他们反映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就阻挡不了他们继续上访。其实,上访者并非“刁民”,他们有权如实反映情况,有权要求党和政府解决问题,也有权尽快获得上访的处理结果。他们作为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必须得到尊重。顺民意、谋民利、解民忧、得民心,才是信访工作的责任。对他们拖延推诿,…     

上访与“下访”

群众上访,在有的地方被看成是干扰了政府机关工作秩序,甚至斥责为“无理取闹”。既然如此,领导机关何不派人“下访”,到基层去解决问题呢?其实,群众上访很多是被逼出来的,假如有理不能申辩,有冤不能申诉,有困难得不到解决,难道还不准讨个说法吗?“三个代表”是写进了党章的,还将写进宪法,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群众利益无小事,党政机关应该变“上访”为下访”,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多办实事。上访与“下访”@严克昌     

论坛志

精神病院何以成了上访者的归宿贴主:羽戈,青年学者上访者与精神病之间,什么时候可以画等号?似乎不少时候都可以。山东新泰市(山东泰安市下属的县级市)的这一幕,只不过是上访者苦难图景的一个极普通的网页快照。据《新京报》12月8日报道,今年10月,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之时,被新泰市泉沟镇信访办的人从泰安汽车站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被放出。     

“闹访”之痛

信访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但近年来，涉法涉诉的上访已经成为困扰方方面面的一个大难题，一些上访人员通过不断的闹访，往往得到了超出正常范围的经济补偿，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它的负面导向作用也可以说愈演愈烈。目前，一些地方为了“息事宁人”，一味满足“闹访”者的诸多不合理要求，以图阻止其“闹访”行为，最终形成“闹访”者不减反增，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无条件满足恶意“闹访”者的漫天要价，造成信访工作严重扭曲变形，陷入“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更有甚者，把息访的主要精力花在恶意“闹访”者身上，却对通过正常渠道上访者的合理合法诉求不管不顾，让许多上访群众“很寒心”。     

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

本文探讨了农民上访与政府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问卷调查数据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对不同层次政府的信任可分为两个因子:农民对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信任的“高层政府信任因子”和对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以及乡党委乡政府信任的“基层政府信任因子”。农民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却偏低。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除性别、年龄、政治效能感等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外,上访对政治信任的流失具有很大影响:上访者到达政府层次每提高一级,其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作者认为,现有的信访制度有其根本的缺陷,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革不能仅限于信访制度本身,还应从更广的范围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一方面要建立农民利益的有效表达机制,另一方面要有健全的制度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     

浅议逐级走访是规范信访次序的必然

建国以来，我国的信访制度在不断完善中。2014年4月24日，《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由国家信访局印发，明确了上访者不许越级上访，同时对信访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处理信访事宜提出了严格的求。本文通过对现有信访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浅议逐级走访在规范信访次序中的必性。     

农民上访调查

他们是一群乡村精英。不同于旧社会那些喊冤叫屈的“告状者”,也迥异于改革初期那些为冤假错案平反而上访者。他们的行为得到了特定人群的支持……而在一些地方官员眼里他们是“上访油子”、“痞子”等。不论这些上访精英的个人品行如何,他们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力是值得关注的     

挑战“红头文件”的塘屿岛走访纪实

一个小岛的民选“农民领袖”——村主任为争回村民赋予的权利苦苦上访两年。“说法”有了,可从中央到基层政府的“说法”终是“说法”,权利仍是悬案。这仅仅是一个村主任的困惑吗? 这仅仅是一个小岛山高皇帝远吗?     

十年积案解决在县长接待日

祁阳县林业局退休职工陈久维第一次从社保局领回退休金时，禁不住老泪纵横，感慨万分：“感谢政府，感谢县长！”陈久维今年６９岁，１９８６年调至县林业局创办的一个经济实体工作，１９８８年７月到龄退休。只因一起经济纠纷久拖未决，致使他一连１３年领不到退休金。这些年，他多次上访，也未能得到解决。今年，祁阳县委、县政府把“三个代表”思想贯彻于群众来访接待工作，改过去的随机接待为预约接待，有针对性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４月３０日，县委副书记、县长蒋涛率县信访局、劳动社保局、林业局等部门负责人按约接待了陈久维。经…     

文摘荟萃

广州市市长饿着肚子接待上访群众 “逼着我们了解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今天的摩天大厦可能成为城市“伤疤”；中央财政拨付一百九十八亿元确保成品油价改革顺利实施；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解放思想要破除三种教条；李君如谈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的。     

一乡镇竟有50个书记镇长!

“在苏北的一个乡镇,正副镇长和党委书记有50多人!”在日前举办的一次全省工作会议上,江苏省某位领导在谈到机关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时,感慨道:“推进乡镇机构和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经不能再迟缓了。”(1月19日《南京晨报》)一个乡镇有50多个书记镇长,这是笑话,又是现实。无需再有其他问题,这样一种状况的存在对政府的形象已经是一种巨大的伤害。所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却也很值得研究。我们发现,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江苏省的选择与此前一些地方基本类似,即准备走“补偿退出”这条路。据《南京晨报》报道: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官员介绍说,“目前…     

审视国土资源信访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四川省国土资源厅信访办邮编:610081"这是到四川省国土资源厅信访最便捷的途径.但是那些怀着各种不平的人并不死心,他们千里迢迢地赶来成都上访.于是,每天一大早,这里总是聚集着身背行囊,面容憔悴的上访者.     

当代中国城市业主的法权抗争——关于业主维权活动的一个分析框架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城市业主维权运动主要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并给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带来重大影响。本文试图基于对城市业主维权抗争实践的观察和研究,提出法权抗争这一分析范式,并将之具体化为上访维权、诉讼维权和立法维权三个基本类型;在此分析架构下,本文将为当代中国城市业主维权研究提供一个初步的描述类型学。     

“衣冠不整,谢绝入内”?——政府形象建设的新误区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资源,政府形象是构成政府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之一。当前,随着我国“入世”,很多地方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了树立和塑造理想的政府形象的重要性,将政府形象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无可否认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形象建设上产生一个新的误区,即“衣冠不整,谢绝入内”现象。诸如“衣冠不整,谢绝入内”的告     

群众越级上访原因种种

江苏省淮阴县纪委曾对该县去年24起群众越级上访事件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群众越级上访之所以时有发生,既有上访者动机、心态等主观因素,也有有关部门处理信访问题的态度、方法和力度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从客观因素分析,主要是: 处理不及时,拖出来的越级访。有些乡镇和部门对群众上访思想上不重视,常常以“忙”为借口,今日答应,明日点头, 但就是拖着不处理。还有少数干部因为群众反映问题比较棘手, 处理难度大,怕惹麻烦,能躲则躲,能拖则拖,结果,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正常访拖成了越级访。     

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

本文试图创造一种抗争文体（ａ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ｅｎｒｅ）———一种期望打开个体抗争经验的崭新可能性的次文学（ａｍｉｎｏ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这种抗争文体浪迹于一个身体痛楚的地带：当前中国经济特区工厂生活中的尖叫（ｓｃｒｅａｍ）和梦魇（ｄｒｅａｍ）。我将追溯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在中国结合到世界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如何被资本主义、现行体制以及当地男性文化的势力撕裂。我还将显示一个女性属民（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如何面对强大的社会，以及身体痛楚如何在工厂中产生。我认为，痛楚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身体，而是一个抗争的身体。而无论纪律监管的力量怎样厉害，那个女性身体也能透过工厂中的种种慢性痛楚来加以反抗。按照巴特勒（Ｂａｔａｉｌｅ）的说法，尖叫和梦魇显示了人类忍受痛苦的限度以及获得自由和叛离的可能性，是人类经验的极限。而根据福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对梦的解读，我认为，“打工妹”的尖叫和梦魇，在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界挣扎，是人类自由的一次长途跋涉     

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

近年来,农民工为争取自己合法利益的抗争行为不断增长,他们或者采取体制内投诉的方式,或者采取体制外集体行动的方式,但也有相当一些农民工保持沉默。本文试图探讨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在利益抗争方式上的选择。从整体上讲,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劳动法的认知水平、社会网络规模和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其利益抗争行为有影响。但是在投诉和集体行动的方式选择上,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别,教育和网络对投诉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集体行动有更显著影响,但企业所有制对减少农民工在企业外部展开利益抗争,或者在引导农民工用体制内方式解决利益纠纷问题上没有显著性影响。加快劳工组织建设,降低利益诉求成本,推进劳资关系的制度化,是提高农民工利益博弈能力、增加利益抗争的理性化程度、将利益抗争行为纳入制度表达内的前提。     

揭开盐贩眼里的“黑幕”

他也许要算一个特别的犯罪分子,因为他为自己如此猖狂地贩卖私盐找了一个借口:“我没有犯罪,我是要挑战盐业体制,与不合理的盐业体制抗争!”事情果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