谵妄的记忆与精神献祭——新时期“归来”批评群体论

“归来”批评群体内在精神结构中存在着“五四”的文化母性崇拜。新时期他们对文学/社会关系的想像与重建,就是这种精神母题的延续。特定的历史处境,造成他们批评意识中与政治的紧张关系和无法摆脱的“政治情结”。对西方话语的羞怯和九十年代世俗伦理、文学风貌的抗拒,是他们退出评坛的现实依据。     

我们如何想像中国现代文学--关于当前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反思

“现代性”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存在着问题。阐释和想像中国现代文学时应持有这样的态度和立场:重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坚持以丰富的文学感性事实为依据,以文学的审美感性特征为出发点和归宿,既要坚持“拿来主义”,又要坚持“以我为主”,努力开拓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境界。     

族裔经验与文化想像--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

通观华裔美国小说的主题内容,“唐人街”、“母与女”、“父与子”等典型母题得到了反复的、浓墨重彩的艺术表现。这些母题蕴含了华裔美国人特殊的离散、迁徙的族裔经验,是中国和美国文化传统合力作用的产物,具有相对稳定而特殊的文化人类学内涵,是我们给华裔美国文学定性的重要依据。本论文在华裔美国历史、文化和族裔心理的观照下,利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与文化批评理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等理论工具,通过对以上三个典型母题的剖析,对华裔美国文学特有的族裔经验的书写,混合的文学传统和文化想像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展示。一、…     

清末民初的“中国意识”与文学中的“国家想像”

本文通过考察文学中的"国家想像"书写与"中国意识"推动下的民族国家建设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围绕"国家想像"在清末民初文学书写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中"国家想像"书写的内驱力和基本语境等问题,来展开对清末民初文学特质及其文学史意义的分析.     

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原乡想像,浪子文学--李永平论

台湾马华作家李永平,通过原乡想像、女性刻画和中文书写,实现了他中国原乡、中国母亲、中国文字三位一体的文学建构,而中国原乡、中国母亲、中国文字三者之间的互为代换指涉,既坐实了李永平的文学意识形态,也生出无限空虚怅惘。原因无他,他的书写位置本身──漂流的、边缘的、“没有母语的”──已经预设了种种的不可能。李永平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失败,不仅止于美学的得失,也更指向一种历史/国族/欲望的精彩辩证。     

文学政治学的学科命名与形态——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四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关,文艺学研究一般的“文学”现象,文学政治学研究独特的“文学政治”现象.文学政治学包括三种理论形态:将文学活动作为一般政治现象来研究、将政治活动当作审美现象来研究、将文学政治当作一种独特的文学/政治现象来研究,最后一种理论形态是文学政治学的核心形态.     

红学考据：失去想像的文学——徐复观对文学史研究中考据学的检讨

徐复观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考据学方法与台湾的红学界发生过激烈的论战.他指出以科学研究为标榜的红学考据派走向最不科学,最不客观的研究,演变成一种历史的猜谜游戏.进而,徐复观对"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表示了谨慎的态度,认为这样的研究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界线.他认为,文学是想像的产物,不是历史的记录.文学的职责并不在于忠实的记录历史,充当历史的补充文件,文学的生命在其艺术的表现和充满情感的想像,以及由此创造的艺术形象.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戏剧改良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新青年》同人清楚地认识到革新文学在这场政治、思想、文化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2]中国文学要赶上世界新潮流,戏剧改良势在必行。而且中国戏剧情形不得不使《新青年》同人忧心忡忡,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作戏剧正宗!……中国戏剧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没有立足现代戏剧界中…     

从"适趣闲文"到"理治之书"

曹雪芹与梁启超在百年之隔的两个时代在小说创作观上均有突破与创新。曹氏的“适趣”说与梁氏的“政治”说是他们对创作理论的突破 ,而“适趣闲文”与“理治之书”是他们创作实践中创新的结果。两者对比鲜明 ,表现出盛世文学与乱世文学各自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