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农村在婚男性流动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农村在婚男性的地域流动重构了传统的、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在维持“女主内”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家庭“男主外”的格局,这无疑会作用于女性的家庭地位.本文基于性别分工理论、家庭决策理论,利用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专项调查数据,探讨男性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务工收入的增长并未降低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权;相反,由于留守妇女更多地承担了家庭农业生产活动,掌握了更多的家庭资源,故其家庭决策权显著增强,家庭地位得以改善.总体来看,“男流女守”的新型劳动分工模式对留守妇女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在加重女性家务负担和农业劳动的同时,也有利于她们家庭决策权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仅在当时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承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传者.当时的士族,就其地域群体特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自汉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所谓"吴姓士族";二是自两晋之际及其后从北方迁移江南的所谓"侨姓士族",二者可合称为"南方士族"群体;三是在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流居故土的山东、关中等地的士族,可统称为"北方士族"群体.这些士族群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家世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表现与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这一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各家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但其家学门风的核心与基调则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儒家的礼法与礼学的传统,并以此整合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从而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

建安时期邺城学术思想主流是曹操名法与郑玄经学的结合 ,它上承两汉以来儒法合流的总趋势 ,下启魏晋南北朝礼法思潮 ,是东汉名教之治向魏晋南北朝礼法之治历史性转折的枢纽。河北士族特殊的地域优势、文化性格和经学特点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在魏晋之际礼法思潮的发展中 ,河北士族反对正始玄学。元康时虽一度受到玄风影响 ,但其思想主流未变。永嘉之乱时 ,河北士族多留在北方 ,国破家亡的血泪洗礼 ,使他们反思元康玄风流弊 ,重返传统儒学。故郑玄经学与礼法思想随之成为南北分裂后十六国北朝的学术渊源。     

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传统性别文化视角下的妇女参政

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以男性为本位的并在男性审视之下的文化，是为维护男性的绝对权威和政治地位而构筑的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给历史上妇女的参政带来了许多无形的障碍。因此，构建平等而先进的性别文化，健全和完善政策制度。全面提高女性的综合素质，使国家机构中女性影响力得到相应拓展。其结果必然是妇女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女政治家的大量涌现。     

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论刘宋公主之淫恣及其对政治之干预

刘宋公主群体是刘宋统治集团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刘宋公主的婚媾对象一般主要为高门士族,目的是通过婚姻与士族相交结,但在刘裕立国前和刘宋前期,公主也有嫁与寒门者.在生活上,刘宋公主普遍"骄淫无行",对士族夫君往往施以暴力,甚至有陷害致死者,以致当时士族不愿迎娶公主.当时公主大多"淫恣",胡作非为.不仅如此,一些公主还干预朝政,参与宫廷阴谋活动.刘宋公主行迹如此,除了其具有皇权之依托外,主要是刘宋统治集团起自下层,缺乏儒家礼法文化的教养所致.     

早期罗马妇女与传统的女性观试探

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罗马妇女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这与罗马历史早期妇女曾经发挥的作用以及由此竖立的传统女性观念密不可分。结合有关史料,对王政和共和时代的罗马妇女和传统的女性观进行了粗略的描述,不难看出,罗马女性之所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因为她们的贤能和优秀,在家勇挑重担,在外热心国事,更重要的是在传统中竖立起一种典范的女性形象。这也与她们所处的时代相关,自我保存的需求也是早期罗马妇女的道德水准当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礼法”与“仁爱”的消长——梳理封建专制思想的脉络及其意义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和“仁”的统一.两个半世纪后,荀子创立了以“礼法”为核心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封建专制思想自荀子始,至清亡终,“礼法”与“仁爱”消长.梳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着力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山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评介

女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最终标志。女性的社会地位状况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线的改革发展进程中,我国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各界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也使妇女的社会地位面临着比较严竣的挑战。特别是国企改革的深入发展、城镇化建设的明显加快和“三农”问题的愈益凸现,使部分妇女的社会地位正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对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行系统调查,总…     

科技进步对婚姻与家庭的影响

1989年12月8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国际家庭年的主题是“家庭一个变化中的世界的资源和责任”．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整个社会生活，其中包括婚姻、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对妇女生活方式及婚姻观的影响马克思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大大增加了妇女的就业人数，妇女参加工农业生产以及文化、教育管理工作，不仅促进了妇女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提高，而且对妇女生活方式及…     

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

清河崔氏汉魏之际起家 ,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两晋之际很有影响的河北家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汉末郑玄经学和卢植经学 ,保持着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的政治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魏晋时期其受玄风的影响 ,追慕时代新思潮 ,但经西晋永嘉之乱后 ,与河南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重返传统儒学礼法思想。     

从独孤及到权德舆:唐代姻亲与文学补论

独孤氏与权氏家族不仅自身构成姻亲关系,而且分别与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京兆韦氏联姻构成了姻娅之网络,这样胡姓士族与关中士族、山东士族构成了一个政事与文学交融的清流群体.文学复古之所以没有获得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多数沉居下僚,萧颖士、李华等人均是如此,贾至、独孤及、元结等人开始地位上升,却没有形成居于...     

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门阀制度在魂晋南北朝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过程,记载着门阀制度的盛衰历史."士庶不婚"习俗使得门阀士族子女衰败,人才退化,后继乏人.这是门阀士族没落、门阀制度渐衰的一个直接原因和重要原因.     

“笑乱男女之大节”:魏晋时期“谑戏丑亵”之风尚

汉末魏晋以降,随着政治、社会风尚之变化,儒家礼法制度悖情违性之规范日益受到冲击,在通脱、玄化风气影响下,种种任情纵性之新现象层出不穷。汉魏之际,出自寒门的曹魏统治集团根本无视礼法,屡有命妇人出宴、参与聚会之事,男女交往相对自由,甚至以裸女舞蹈助兴。魏晋时期,士族名士普遍崇尚自然,其言行多与儒家礼法陈规相抵触,在男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在理论上重情,在行为上则放达,明确表示"礼岂为我辈设"。在优越的政治保障与丰裕的物质条件下,西晋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玄化人生观的影响,并在其日常生活中以粗鄙化的方式体现出来,以致在放达任性的名义下,种种淫逸风习甚嚣尘上,风靡一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受礼教约束最为严厉的妇女群体之风尚也有所变化,上层社会女性不仅敢于表达情感,而且公然冲击礼教,以致淫逸妒忌之风甚盛。     

女性就业权益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女性从业是女性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保障,而女性独立经济地位是实现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基础。女性就业艰难不仅关系到妇女的生存与发展权益,更关系到两性平等、家庭幸福与社会稳定,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建设。女性的政治经济地位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不只是牵涉到遭受歧视的人群,而且会使整个社会中人们的公允、平等以及公正等法治观念受到严重冲击,极大阻碍了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因此,如何确认和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促进女性就业不单是个社会问题,也是个法律问题。     

四川省女性人才研讨会在蓉召开

20 0 1年 3月 9日 ,来自全省各地的女企业家、党政领导干部 4 0多人 ,在蓉举行了“新世纪女性的机遇和挑战”研讨会。会上 ,经济学博士吴兆华作了关于“2 1世纪女性面临的挑战和对策”的报告 ,全体同志围绕该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代表认为 ,2 1世纪仍是男权社会 ,女性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 ,才能在新世纪中有立足之地 ,从而争得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与会代表批判了“妇女回家论”。认为妇女只有参加工作 ,融入到社会中去 ,女性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否则 ,妇女回家 ,会丧失一切政治、经济等地位。与会代表还就当代中国女性的参政议政问题…     

“家”的法哲学建构何以可能？

家庭关系、伦理、结构、秩序、仪式、位阶等共同构成“家”的法哲学的基本内涵。由于人文底蕴的迥异,“家”在中西方语境中的价值表达也各有不同。传统儒教国家既把家庭视为人类认知文明与实践良知的终极场所,又把家庭作为遵从公共规则与实现政治理想的源发地。这意味着,“家”既蕴含着个体身位所需践履的“名分之守、爱敬之实”的家内礼法秩序,同时又得以将这种拟制、扩大的秩序上升为国家社会治理的制度需求。这造就了中国传统家庭法哲学中强烈的家族主义“泛家化”的特征。但是,由于迭经现代化的“毁家”运动,中国人对于“家内礼法”的理解已经在形式上全然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现代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家庭被边缘化,重家的合法性也遭到排斥。在整合国家社会价值观时,我们不得不面临“家”的法哲学何以建构的难题。     

妇女参政与妇女观

目前不利于妇女参政问题的主要根源是妇女观问题。如传统的角色分工观念,“男尊女卑”意识,“男强女弱”偏见,“女人祸水”滥调,封建女性价值观,古典女性审美观,资产阶级享乐观等陈腐的思想观念,是阻碍或束缚妇女参政的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