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服务型政府的规则体系

在功能导向上,所有规则可以被分为控制性规则与促进性规则两大类别.其中,前者以对规制对象行为的控制为导向,后者则以对规制对象行为的促进为导向.统治型政府中的规则属于控制性规则,但在内容特征上,是一种任意性的控制性规则.其规定过于抽象和模糊,因而缺乏实质的控制效力.管理型政府中的规则是一种限定性的控制性规则,其规定具体而明确,因而控制力较强.服务型政府将掀起一场规则革命,使促进性规则成为政府规则体系的基础.但同时,控制性规则也作为一种保障性力量而存在于服务型政府之中.     

行政裁量:行政人格生成的现实基础

健全的行政人格是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体保证,它生成于行政人员现实的行政裁量行为中.行政裁量行为是公共行政职业化的产物,它以行政人员的专业自主性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对行政裁量采取的是制度性定义,进而对行政人员行政裁量之控制遵循严格的法制主义路径,这一路径背后隐含着"人性恶"的幽暗意识,存在逻辑上不能自洽的缺陷.行政裁量任意之控制的切实路径是在确保规则之必要的前提下,通过道德的制度化和制度的道德化即"德制"的建构,充分激发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特性,促成行政人员健康人格的形成.     

论社会治理中的控制性规则与促进性规则

根据功能导向的不同,所有规则可以分为两类,即控制性规则与促进性规则。控制性规则是以对规制对象行为的控制为导向的规则,促进性规则则是以对规制对象行为的促进与引导为导向的规则。在工业社会中,无论法律规则还是组织规则,都是以控制性规则为基础的,都是通过控制来实施法律与实现组织目标的。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提高,控制性规则出现了失灵的情况,促进性规则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促进性规则预示着人类社会治理的一种全新前景,为当前的治理变革提供了促进性治理的方向。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公务员制度的缺陷与重构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已成为当前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举措.服务型政府是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培养积极主动和精明能干的公务员队伍.中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意味着中国在公务员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服务型政府变革,必须重构公务员制度,建设以职业化体系为核心的公务员制度.     

建构服务型政府:基于制度框架新视角分析

近年来,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所涉及的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和公共服务改革等举措很多是仅仅停留于操作范式层面,而对规则范式特别是对观念范式变革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还不够。因此,当前在建构服务型政府的制度框架时,核心是要使观念范式得以根本转型,同时要在观念范式主导下实现三大层次范式有机的整体变革,即实现观念范式的价值理念创新,规则范式的政府制度转型以及操作范式的行政方式变革。     

服务型政府中现代官僚制的建设途径

现代官僚制尽管饱受争议,但作为一种主导性社会治理工具和制度范式,其重要地位并没有彻底颠覆。在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与范围内,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行政伦理创新、公共服务人员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和公共服务技术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德治型官僚制、代议式官僚制、参与式官僚制和信息化官僚制,有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确保服务型政府建设走得更远。     

制度的本质与开端

制度日益成为诸人文社会学科解释各自问题的理论工具,可学界对制度本身的解释却存在问题,包括把制度等同行为规则的主流观点。其实,制度只是规则中的正式规则。这个解释不仅符合汉语"制度"一词的本意,而且也能提高用词效率。而关于制度的开端,国内外学术界一致认为,社会中最先出现的规则是习俗,此后出现的规则是道德,最后出现的规则才是法律、政策等制度。而笔者的观点是:制度在社会的开端就有,并非落后于习俗和道德的出现。虽然最早出现的制度或许没有强制性。     

构建我国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的相关前提

服务型政府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要目标,而要达成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相应地构建起一整套服务型政府的问责体系是其必然路径。当前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出现的一些问题,不仅与政府自身的建设相关,而且也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执政党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故我们在探讨服务型政府的问责体系之时,必须从源头探讨制度建设的症结,厘清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功能预期、价值定位、制度相容、实现途径、责任承担范围等前提性问题,构筑我国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设计及实施的制度前提。     

解读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中一项特别而又重要的制度.本文主要介绍了它的发展历史、与其有关的法律规则以及参与其中的主体,最后对其利弊做简要评述.     

市场化体制的框架及转轨过程的政策选择

要建立一个市场化体制基本框架,这个框架是以完全可竞争性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包括了政府管制、法律体系以及社会道德规则和行业规则在内的约束性制度力量。在此基础上分析转轨经济过程中的政策选择范围,强调市场化改革过程不是简单的经济自由化过程,政府管制方式的改变、法律制度、社会道德和秩序的重建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