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制度:国有企业产业工人职业地位提升的困境与反思——基于煤炭产业工人的调查

在制造强国战略背景下,职业地位提升是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的关键要素.从煤炭企业的调研来看,当前传统国有企业的产业工人职业地位提升还面临“双重困境”:一是职业收入层级提升问题,二是职业转换和晋升问题.从群体和阶层角度来看待产业工人的整体境遇,其所面临的困境并非取决于个体的努力程度和资源多寡,而需要从社会观念包括教育观念、制度设置中进行反思.传统价值观糅合进现代经济理性,塑造了当前对体力型、技能型劳动者严重轻视的社会观念,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劳动群体来说相对不平衡的收入分配和职位晋升等制度安排.由此出发,解决困境的思路是要在社会中重塑尊重劳动的社会观念,在国家制度设计中重回“劳动中心”,并在支持性的观念和制度环境中,致力于提升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     

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再认识

企业核心竞争力本质上是知识体系,而且是企业长时间积累和学习的结果,是需要组织内各成员不断学习和创新、激活企业内部知识存量的知识体系;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有机整合了企业内部各种基本要素,同时能够和外部市场环境相协调的强有力集束力,而不是单一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能够长期保持的一种优势,它可以在企业内部进行延展以及在企业外部进行拓展,最终能给企业创造价值和超额利润,是企业获得优势地位的关键。     

内蒙古自治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内蒙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速度较快,但仍未摆脱来自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因素的制约.就组织内部而言,资金供给不足、管理者与成员的专业素质偏低、运行机制不规范和农业专业技术薄弱等因素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生产要素供需矛盾尖锐的直接表现;就组织外部而言,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有待改善、各方对政府与合作组织关系的认识模糊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外部因素.内蒙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摆脱内外部的双重羁绊是其获得长足发展的必要条件.     

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及其面临的问题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就要开拓社会工作职业领域,并为此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要借鉴国际经验,分析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问题.这一分析可以沿着制度背景、组织因素、学科发展和职业体系的培育四个方面展开.这些讨论要能够回答社会工作这一职业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进这一发展的制度背景和组织环境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发展社会工作职业所面临的独特环境.深化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据此来探索中国社会工作职业体系的发展前景.     

企业竞争力演化的动力机制及路径分析

受到竞争环境动态性和经济主体有限理性的影响,企业竞争力体现为一个过程性范畴,是其在市场环境中通过“惯例、搜寻和选择”等几个阶段进行演化变迁的动态过程.竞争力演化的外部动力机制与内部动力机制之间体现为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内、外部动力机制的协调作用下,企业竞争力的演化路径体现为“突破惯例——搜寻优势——重新选择”这三个动态变迁的阶段.我国企业应该进一步突破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遵循企业竞争力演化的科学路径,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文化创新,培育并保持企业动态竞争优势.     

跨境进入的模式选择:跨国并购、绿地投资还是合资公司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具备了进入境外市场经营的能力.对跨国并购、绿地投资以及设立合资公司等方式进行比较分析,以及对不同微观、中观和宏观情境下如何做出不同境外进入模式的选择决策的分析,有助于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判断交易成本的大小、掌握内部和外部的资源特点和比较优势,更加准确地采纳最适合的境外进入模式.相关政府部门应该营造更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法规等宏观制度环境,并适时地做出开放股票发行市场的决定.     

路径依赖:地方大学制度变迁的阻碍与突破

基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研究视角,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在梳理建国后大学制度变迁基本历程的基础上,从国家理论下的强制性变迁,产权理念下的法人制度变迁,现代教育经济意识形态推进制度变迁三个层面,研讨我国地方大学制度变迁成因,分析地方大学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行政化模式特点与阻碍效应;着重从大学学术价值与大学精神回归,确立学术权威与学术标准地位;形成外部公共管理的行政关系,构建内部服务型行政体系,实现去行政化;与建立开放的公共选择机制,形成大学公共治理的格局层面探讨路径依赖的化解之道。     

青海个体私营企业社会保险体系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青海省个体私营企业社会保险体系建设步伐逐渐加快,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明显滞后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当务之急是转换工作思路,从规范劳动关系和加快制度创新入手,区别不同所有制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不同身份、职业的从业人员之间的不同情况,构建灵活多样的社会保险新政策。     

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检察权的配置:回归原点与制度修正

检察权具有制约与监督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一个国家选择的权力控制理论和模式是理解检察权制度目的的理论基础.“三权分立”理论下的权力制约模式是西方国家实行权力控制的有效尝试,注重分权与制衡.“权力一元分立”理论下的权力监督模式是我国实行权力控制的现实选择,注重权力的内部分工与外部监督.正因如此,中西方国家的检察制度在“原点”价值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长期以来,我国检察理论和实务界逐渐疏远了制度“原点”价值的学术争论和实践探索,弱化了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功能.为增强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处于更优越的地位,应将检察机关的诉讼权能与监督权能相分离,权力制约与监督相区分,坚持“禁止双重监督”的原则,跳出传统检察权制度的框架和仅限于诉讼监督的范围,回归我国检察制度的“原点”,以对行政权和审判权的监督为核心重新配置检察机关的权能,走自我完善和自主创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