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灌口、青城之游详考

苏轼、苏辙蜀中少作很多 ,但他们诗集均不载 ,故其蜀中踪迹难于稽考。但他们有不少忆旧之作 ,现又发现苏辙在新津、苏轼在灌口各有诗一首 ,加上历代方志记载可资佐证 ,本文因而可以得出结论 :苏轼确实到过灌口 (今都江堰市 ) ,登过青城山     

苏轼: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

居丧不赋诗,是六朝以来直至晚清大多数诗人践行的千年习俗,直接体现了崇仰君子人格的儒家诗教的本质追求。苏轼是儒家居丧不赋诗的典范,南宋以来,受到朱熹、陆九渊、吴澄、阎若璩、焦循等人的由衷褒扬。但苏轼诗中《送宋君用游辇下》《咏怪石》二首以往或被视为居丧之作,而所有证据均不能成立。此外,苏轼题跋的《绝胜亭诗》决无可能是苏辙居母丧期间所作,而《次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破陈酒戒》一首,亦并非苏轼劝他人丧制中赋诗之作。今人为古人撰写年谱,或为诗人作品系年时,往往因为不明了诸多古人居丧不赋诗,而发生种种疏漏或错误,因此对苏轼居丧不赋诗的考辨有其普遍意义。     

“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论苏轼的和陶诗

一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曾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所谓苏轼“晚喜陶渊明”主要是指他晚年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广东海南岛儋县)期间特别喜好陶诗。实际上,苏轼喜好陶诗,早在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就开始了。当时他就把自己躬耕的东坡,比为陶潜游过的斜川,把陶潜的《归去来辞》隐括为《哨遍》。苏轼写作和陶诗,也是从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时就开始了,曾和陶潜《饮酒》诗二十首。不过,苏轼大量写作和陶诗确是在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到达惠州以后,这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分不开的。苏轼认为自己同陶潜的性格和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乌台诗案”看苏氏兄弟的出版活动

从出版史的角度看 ,“乌台诗案”是以印本书的盛行为文化背景的 ;《钱塘集》的雕印刊行是北宋中期民间出版空前活跃的表现 ,也反映了印刷出版业初步繁荣阶段管理上的失控 ;遭受诗祸的苏轼、苏辙深刻反思了他们的著述与出版活动 ,这是苏辙生前未刊行其集子的重要原因。元年间 ,“痛定思痛”的苏轼、苏辙在外事活动中均遇到了宋朝书籍外流的问题 ,这一现象激发他们对政府的出版管理政策进行认真的思考 ,并提出一些建议     

《四书章句集注》苏氏考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征引苏氏计十四处。《论语集注》十二处皆出自苏轼,其中《论语.公冶长》"孔文子"一章所引苏氏非若大槻信良所指苏辙,而是苏轼。《孟子集注》两处,一处《梁惠王章句上》所引苏氏非若《四书通》、蔡模《孟子集疏》所断定之苏轼,而是苏辙,《孟子集疏》、《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全文》亦皆误认为是苏轼;一处朱子所谓"近世苏氏"指苏轼、苏辙兄弟二人,非单指一人。     

谭嗣同“绝命诗”一议

戊戌变法失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被捕入狱,他在就义前曾用木炭在墙上写下一首“绝命诗”,题名《狱中题壁》。诗是这样的:     

苏赋十题

本文首为苏赋辨伪,认为《苏轼文集》所收苏赋27篇,有两篇非苏轼作品。次为苏赋编年,二至五题逐篇考订了苏赋的写作时间。再次为苏赋辨体,六至八题分别论述了苏轼的骚体赋、律赋和文赋,认为苏赋诸体皆备,苏轼以文赋闻名于赋史,但他的文赋并不多。九题论苏轼仍以骈赋为多,着重论苏赋分类,认为苏赋题材十分丰富,含议政、纪游、吊古、咏物,苏轼不善饮酒,而咏酒赋特多。十题是比较二苏赋之异同,苏辙现存赋仅9篇,远较苏轼为少,作《缸砚赋》时年仅17岁,比《赤壁赋》的写作时间早25年。其《服菔苓赋》在当时已传到契丹,其《黄楼赋》尤为有名,杨万里甚至把《黄楼赋》与前后《赤壁赋》相提并论。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系年考辨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作于何时、为谁而作历来存在不同看法,从中秋的本来含义,从苏轼中秋诗词的惯例,从苏轼与苏辙兄弟的情谊角度分析,《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应该是写给苏辙的;从该词表露的情感,从苏轼在黄州、儋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与苏辙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作于儋州的可能性相对大一些。     

超凡飘逸 旷达乐观——读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有感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中秋词中最著名的一首,向来脍炙人口。这首词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甚为明显：苏轼因政治处境的失意,以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不无抑郁惆怅之感;但是他没有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旋即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除忧患,终于表现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之情。     

苏轼《亡伯提刑郎中挽诗》系年

苏轼有《亡伯提刑郎中挽诗二首,甲辰十二月八日凤翔官舍书》。甲辰即抬平元年(1064)。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五云:“挽词应作于前,此乃手录挽词之日月也。”此论不确。据苏辙《伯父墓表》,     

姑溪居士杂考

李之仪字端叔,号姑溪居士,著有《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凡七十卷,他是苏轼门人之一,苏轼有“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之句,谓读其诗,使人顿悟。其词亦工,尤长小令,清婉峭蒨,不减秦观。《宋史》本传(卷三四四)谓其“能为文,尤工尺牍,轼谓入刀笔三味。”这样一位诗、词、文皆佳的苏轼门人,《宋史》仅有一百一十二字的小传,又     

范仲淹、苏轼、黄庭坚轶诗辑考--以方志文献为中心

万历《严州府志》、顺治《州志》载范仲淹《送邵炳赴召》《眉寿堂劝农》两首;乾隆《济源县志》载苏轼《题傅钦之草堂》其二、《重阳登灵山》两首,《河南通志》载苏轼《登啸台》一首,道光《吉水县志》载苏轼《龙济寺访友云禅师》、黄庭坚《寄南冈寺惟信大师》两首,《大明一统志》载黄庭坚《龙眠山》一首,嘉靖《长沙府志》载黄庭坚《古云山寺》一首,光绪《湖南通志》载黄庭坚《题灵岩》一首。十首诗皆不见于三人本集及《全宋诗》,可予辑补,并与作者生平相印证。     

李白三首诗的系年及真伪考辨

一、《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诗系年考辨 《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一诗,就其艺术价值来说在李诗中并不是太重要的作品,但对于了解诗人的一段行踪却是很重要的资料。 詹鍈英先生《李白诗文系年》系于乾元二年己亥,并注云:“《唐会要》卷七十一:“太平县开元二十三年六月置,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为巴东县。’此诗之作当在天宝以后。     

晚明张燧《千百年眼》征引苏轼、苏辙著述考

张燧《千百年眼》中有三十个条目源自苏轼、苏辙之文：或完全抄录苏轼之文,或简单删改、节录苏轼、苏辙之文。张燧抄录苏轼、苏辙之文的原因是：“二苏”相关著述在明代的刊刻,为张燧学术研究提供了载体;学术识见或学术观点的相近;明代中叶以后“苏文”评点热潮的兴起。     

王文诰《苏诗总案》作品编年指误

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是一部完备、详赡的苏轼年谱,详细考论了苏轼一生的出处行藏。同时还首次对苏轼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编年,成为后来苏轼文集、苏轼词集的编年基础。《总案》在作品编年方面可谓功不可没,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文诰的一些结论并非无懈可击,而后人往往盲从王氏,一再沿袭其错,故有必要对《总案》进行辨误工作。试举苏轼黄州时期的诗文词各一首,作尝试分析,重新编年,以见《总案》之误。     

略论王巩及其杂著

王巩(1048——?),字定国,号清虚先生,莘县(今属山东省聊城地区)人。史称“巩有隽才,长于诗”。(《宋史》卷三二0)甚至连苏轼都叹为不及。可惜其诗全部散佚,今仅存笔记杂著三卷。对于王巩其人其事,《宋史》记载不到百字;对于他的作品,人们也不够重视。其实,王巩在当时是一位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与苏轼苏辙弟兄交游笃厚,也深得司马光等人的赏识。其流传至今的杂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宋史》之不足。就艺术性来讲,在宋人笔记中亦属上乘之作。研究王巩及其杂著,无论是对研究王安石变法、研究苏轼,还是研究中国笔记杂著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浅谈苏轼的“骂”与“谑”

苏轼有才、有识、有胆。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 《答洪驹父书》)曾敏行说:“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苏辙说,苏轼作诗为文“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确实,苏轼的诗文多有寓讽于骂或谑的。“骂”、“谑”、“讽”是苏轼诗文战斗性的统一内涵,也是苏轼诗文的艺术特色之一。     

读苏轼在惠的荔枝诗

苏轼咏叹荔枝诗,现存共计十首左右。在二千多首苏诗中,自然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其思想性、艺术性在全部苏诗中,占有重要地位,被历来诗论家和读者所注目。苏轼贬居惠州,前后不到三年。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竟写了五首荔枝诗,在全部荔枝诗中又属上乘,不仅人们喜吟乐咏,“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诗人玉屑》引黄庭坚语)而且最能反映苏轼晚岁谪居荒远时的思想、性格、生活情趣,乃至于政治态度。本文就想透过苏轼在惠州所写的荔枝诗,探索一下诗人此时此地的复杂心绪。     

苏轼禅诗代表作误读的个案研究

《琴诗》一般被认为是苏轼禅诗的代表作之一,但人们在解读《琴诗》的禅理时却发生了重大偏颇。本文追溯了苏轼《琴诗》的佛典渊源,分析了《琴诗》所蕴含的佛理,认为这是苏轼的一次戏笔之作,纠正了文学史上的这一重大误读。     

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的文献考证

清初著名学者、诗人查慎行撰有《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该书针对苏诗旧注作了进行了全面的订正、补充。清代宋举、邵长蘅整理翻刻宋代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而成的《施注苏诗》,对施顾原注常有妄删,查慎行首先针对此现象,补充了施顾注的原文,并对旧注改动引文的原文以迁就作者的现象作了批评与更正。其次,查慎行在《施注苏诗》的《续补遗》二卷的基础上,又依靠宋代及明清的文献,辑得苏轼的佚诗一百二十余首,并对互见于苏轼与他人诗集中的九十首余诗歌作了考证,论证了其中大部分都不是苏轼的作品。《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