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与道德人

亚当·斯密提出,利己的经济人在市场即"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然而二百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并未验证这一理论.其根本的问题在于经济人的利他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利他.要建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重新建构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理论.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亚当·斯密认为人性具有双重性:作为"经济人",自爱是其基本动机,人趋于利己;作为"道德人",仁爱是其行为准则,驱使人为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不是仅仅只做一个纯粹的"经济人"或一个纯粹的"道德人",而是要做一个统一的人。     

“经济人”的道德：对“经济人”概念的历史考察

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家分析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和基点。庇古和新制度经济学派对这一假定作了修正。“经济人”假设受到过一些非议与责难。韦伯指出“经济人”的成长需要道德的支持。需要相应的制度呼唤“经济人”的道德良知,建立至善的健康的市场主体,使“经济人”在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社会的整体目标,并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道德人”。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及其现实影响——从亚当·斯密说起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引申出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两个概念,＂经济人＂与＂道德人＂反映了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两者并不是统一的,更不是和谐的,而是对立的和谐。＂经济人＂是利己主义,＂道德人＂是利他主义,而我们强调两者的结合是建立在两者的冲突的基础上,＂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依赖于一种＂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种和谐思想对市场经济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需要不断强调人作为＂道德人＂的一面,否则市场经济体系将无法建立,同时要促进两者之间的结合,达到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和谐,进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对"经济人"的反思与中国经济伦理的重建

本文回顾了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经济人”假说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其所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指出了它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本文认为，只有加强“经济人”的自律建设，以德治国，整合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创建崭新的经济伦理观，我国的市场经济才能走出目前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人“与“道德人“——从“囚徒困境“谈起

市场失灵更深层的原因是"经济人"走入了"囚徒困境",经济人的合作是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而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经济人的合作靠个人的努力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政府失灵证明它也不是解决困境最有效途径,经济人难以摆脱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本性利己,因此,"经济人"向本性利他的"道德人"转变,才是"经济人"走出"囚徒困境"的可行之路.     

"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及其超越

在经济学的众多假设中,经济人假设是最基本也是最招争议的一种假设.非议者认为经济人假设不能代表人的全部本质,也对人的道德属性造成否定和伤害;而肯定者则认为,道德也是能够得到经济学的解释的,人们正是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形成了道德的约束.事实上.对于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绝不能简单地用经济人的人性规定去解释.     

“经济人”理念下的中国行政伦理建设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特征.这种"经济人"理念的植入并内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现代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基于"经济人"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倾向,其在行政领域的适用,引发了行政人恪守行政伦理的困厄:追求自身利益与代表公共利益的矛盾;对上负责与回应民众的矛盾;为政绩而政绩的"政治作秀".笔者以为,"经济人"理念下的行政伦理建设必须从转变观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制度伦理等层面入手.     

经济人的道德性辨析

经济人的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它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抽象，不是一种假说或假设。本文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虽以利己为目的。但其行为仍是道德的，道德性是经济人的固有属性。     

现代道德哲学的边界何在——兼论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

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被摒弃,德性已经退居边缘地带。为寻求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麦金太尔在追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的同时,试图以他的德性伦理来摆脱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并由此展开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深刻批评,提出了走出道德困境的若干可能性尝试。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麦金太尔与尼采的关联、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以及麦金太尔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启示。     

王阳明仁德修养过程论及对现代道德建设的启发

人如何达于至善,是儒家思想从孔子到王阳明的主题。王阳明认为,人皆具“无善无恶”之纯善本心,并认为这是人皆可达于至善之前提和基础;但大多数人要长期经历在实事上磨练之“为善去恶”过程,才能达到 “物来顺应”、自在快乐的至善境界。阳明关于道德修养如何不断提升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近代湖湘民族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近代湖湘民族主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酵母;其二,是近代湖湘许多爱国志士为变法和革命牺牲的英勇事迹,极大地激发了近代中国有志青年的爱国热忱。     

论现代道德教育的生存困境

现代道德教育面临着生存困境,主要体现为道德教育的地位边缘化和本性的失落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生存困境的出现在于道德信念的危机、教育的功利化以及道德教育自身的沉沦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现代道德教育要走出目前的困境需要社会、教育和自身因素的共同努力,尤其要强调外部环境的改善。     

现代德育条件论

从条件范畴出发来讨论现代德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德育其内容变化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时代性、迁移性及科学理性;其方式受制于一定因素的规定和影响,并不断要求多样性、科学性、有效性;其对象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层次性及主体性.     

现代德治的几个理论问题

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由自上而下的"统治"转变为基于民主、平等的"自治",这就决定了现代德治与传统德治的本质差别.现代德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治"或"德治",而是基于法治的"善治",它是一种治国手段,而不是一种政治理想;它也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对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     

现代新儒学的本质是道德决定论

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三大学派之一,它试图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提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案。而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念是坚持思想文化决定、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其表现为:在方法论上他们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所坚持的"中体"就是传统儒学的道德学说或心性之学,"西用"虽已不同于洋务派的西艺、西技,但本质是一致的,仍是19世纪"中体西用"理论的现代翻版。此外,由于现代新儒家的绝大多数学人都是道德决定论者,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不仅不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而是巨大的障碍。     

现代德育过程浅议

现代德育过程是对学习主体道德自主建构的帮助过程。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现代德育应高度重视德育过程的主体参与性、实践操作性、环境影响性和自我欣赏性。     

当代中国道德运作机制研究

道德社会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社会的道德运作机制。对当代中国道德运作机制的研究,有利于理解和实践江泽民同志关于“以德治国”的思想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道德运作机制是一个包括道德引导机制、道德监督机制、道德教育机制等的复杂系统。道德引导机制又包括社会舆论引导、风俗习惯引导、良心形成等内容;道德监督机制包括党政监督、民主党派与社会团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新闻舆论、大众传媒的监督;道德教育机制包括社会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家庭道德教育和自我教育机制等。     

现代道德哲学主流研究方法及其困境

现代道德哲学研究脱离道德生活的困境的产生,和现代道德哲学所采用的主流研究方法有着密切关系。罗尔斯构建的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和罗蒂提出的解构主义研究方法是现代道德哲学主流研究方法的两个典型代表。建构主义凭空构造的理论目标和建构程序决定了道德哲学研究对道德生活的背离——专业的道德哲学研究提供的理论不能被普通人理解,普通人也不能从道德哲学家那里找到解决道德实践问题的标准答案。解构主义的不断重新描述最终导致自由和不遭受侮辱成为仅有的道德追求,其他的一切道德概念都被偶然性消解了。因此,要解决现代道德哲学的研究困境,必须对其所使用的方法展开批判。一方面批判建构主义将理论目标直接作为理论前提的祛实践、非叙事的方法,另一方面批判解构主义将偶然事件作为实然前提的祛辩证、非反思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