罔敢不持其律：《史通》对清修《明史》的重要理论指导

清修《明史》过程中,不但纂修官对如何编修问题的理论探讨往往“读《史通》而兴起”,而且其实际施为亦常常“罔敢不持其律”,无论在史料的广搜博采、慎于择取,还是要求确定统一的修史体例,讲求体例的因时制宜原则,以及对《明史》纪传表志各部分内容的具体探讨,如各部分之间要互相协调,纪传应该记载哪些人物和事件,如何收录诏诰文章和辞赋作品,合传类传人物的分合原则与选录标准,是否保留明代士大夫以别号行世的称谓习俗,篇末史论应该如何设置,其内容的写作原则及其与正文的关系,要求摒弃前人在史论之后另设韵文式赞语的做法等,都明显受到了《史通》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史通》对《明史》纂修的影响绝不止于多所借鉴,而是扮演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角色,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醒世姻缘传》中的命运反讽——叙事语义学的阐释

论文运用叙事语义学方法对《醒世姻缘传》的文本意义进行分析和阐释。论文从欲望、义务、知识和意图等方面考察女主人公薛素姐的行动,通过分析冲突和事件的起因和后果对人物行动和情节结构的意义进行了阐释。素姐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采取行动,打破了各种社会规范,引起了她与周围人物的冲突,结果在无意之中拆毁了自己的生存保障系统,最终导致了命运的反讽。《醒世姻缘传》通过素姐故事探讨了个人命运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密切依存关系,表达了一种清醒地看待现实的理性人生观。     

班昭《东征赋》《女诫》作年考辨

关于班昭《东征赋》与《女诫》的作年,学术界众说纷纭。笔者通过对《后汉书·列女传》、《女诫》文本以及其他相关背案资料的梳理,将《东征赋》作年定于永元七年（95）,《女诫》的创作时间始于永初四年（110）十月,终于永初六年（112）的合理性较强。     

《恋爱中的女人》与《麦克白》互文性解读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采用了后现代互文性的文本策略,对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麦克白》从人物到细节、从主题到社会意义进行了全面的模仿。在追求和谐男女关系的掩饰下,劳伦斯塑造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版的麦克白。然而,互文性在文本中的运用促使了文本的多元化、异质的解读。《恋爱中的女人》与《麦克白》的互文性解读为我们重新解读该作品提供了新的角度和阐释的可能性。     

《周易本义》简介

《周易本义》（李红著）于2009年3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共分三编：上编是《周易》经文,以传世通行本与马王堆帛书本逐卦对照,附以《彖传》、《象传》和《文言》;中编是《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以上两编均有白话译释。下编则“是参悟《易》道和《周易》入门的知识”,有《悟（易）本相》、《读（易）举隅》及《读（易）入门》三篇。这三篇更能看出作者的见解。     

《好了歌》与《好了歌注》文本间的科举因素

《好了歌》《好了歌注》是小说《红楼梦》中两篇著名文本。以往的研究者多借助探究二文本所传达的内容意涵、思想倾向等方面来考察小说作者曹雪芹的精神世界,而并未关注二文本间所存在的科举因素。首先,《好了歌》《好了歌注》都是小说作者曹雪芹代小说中人物之所作,与八股文的"代古人语气为之"相似。其次从作注人的身份来看,甄士隐是一名曾做过七品官的乡宦,这一身份标示着甄士隐曾经有过科举经历。再次,从《好了歌》《好了歌注》二文本的关系来看,其借鉴了注疏体、骈体文以及律诗的某些特点,这些都与八股文所具有的特点相符合。由此可知,科举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司马迁“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新解--兼《易传》经学史节点考析

对司马迁"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句话的理解,涉及现存《周易》通行文本的内部层次结构问题。关于《周易》经、传的写作年代,目前,学术界较为通行的说法是《易经》作于殷末周初、《易传》(十翼)作于战国时期。这其实是决定现存《周易》文本结构层次的根本因素。这种两分法,起码在彖传、象传的定位上令人难以信服;而且,如果从文本形成时段角度考察,《文言》的位置也有移至全书最后、与《序卦》《杂卦》配伍的可能。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人性化的必由之路

唐传奇《莺莺传》是一篇感动人心的作品,然而小说中作者元稹对张生始乱终弃行为的庇护使得这一文本略显怪异。在后世的改编之作中,张生的形象得到了改变,这是人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朱子修正《大学》文本的依据及意义

朱子的《大学》学,实际上是以《大学章句》为核心文本的。《大学章句》是朱子在《礼记·大学》篇的基础上,参考二程的《大学》改本进行较大改动后所得到的本子。朱子对《大学》文本的改动主要分为三部分,包括区分经文、传文,变更传文顺序,补充传文。朱子对《大学》文本的改动至少有着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文本依据;二是对于前儒观念的继承与发展;三是构建以"格物致知"为修养工夫的"修己治人"理学思想体系。此外,朱子区分《大学》的经文与传文,不仅密切了"三纲领"与"八条目"的关系,还突出强调了儒家"修己治人"的为学之路,将"格物致知"与"格物穷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将整个"理学"建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     

英汉语中“色彩词”的理解与翻译

在英汉两种语言里 ,都有很多表示色彩的有趣词汇 ,它们在文学作品里以及人们的生活中都起着很大作用。本文试图对英语中几个最常见的表示色彩的词 :red ,black ,white ,blue,yellow ,green加以探讨 ,指出它们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下所包含的不同含义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它们。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哲学"和"Philosophy"

随着众多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不满足感的日益增长 ,试图改善它的期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这也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不会去考虑的问题 ,即重新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研究这项工作“自身”的性质 ,反省和检讨我们对它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方式及其有效性。我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到这项反思工作之中 ,是因为我们也感到困惑和不安 ,并渴望找到一种新的重大途径和方式。不管问题是以什么尖锐的形式提出 ,甚至是让中国哲学经受一次被审问的严峻考验 ,但我们确实需要触及问题的要害 ,并最终使中国哲学获得新生。正是基于这种意图和目的 ,在姜广辉等先生的筹划下 ,2 0 0 3年 11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等单位协办 ,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 ,学者们围绕作为会议主题之一的中国哲学的困境和正当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和见解。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希望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关注 ,并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