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1840～1895年闽台贸易关系

１８４０～１８９５年间，经营闽台贸易的商人组织有外国洋行、台湾的郊行和福建沿海市镇的商行。闽台贸易范围，在福建以闽南特别是厦门为中心，在台湾则以基隆、鹿港、高雄为中心，外国洋行的介入逐渐控制了闽台对外贸易，对传统的闽台贸易关系产生了诸多影响。     

疾病的漩涡：19世纪的霍乱与全球一体化

19世纪的霍乱是爆发于印度孟加拉地区进而蔓延全球的传染病,它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严重影响到不同地区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贸易往来,也引发了国际性恐慌。霍乱的爆发虽然有生物学的医学的原因,但也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应对霍乱大流行的过程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干预与治疗,也与当时社会环境、政治权力、国际利益的纠葛博弈等存在着深层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复杂且耐人寻味。在某种意义上,19世纪霍乱大流行既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原因。正是由于经济、贸易、人口等的全球性流动,才导致霍乱的全球性蔓延,反过来,也正是由于霍乱的全球性蔓延才使得国际性的经济、政治、医疗卫生等的合作成为可能,最终促使人类在面对共同命运的时候协调反应、加强对话。这些正是传染病对人类沉重且富有意味的警示。     

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地区与琉球造船航海技术交流考述

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地区与琉球造船航海技术的交流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福建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通过琉球使团、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中国册封使团等多种渠道源源不断传入琉球,极大促进了琉球海外交通和中介贸易的发展,同时这种交流也促进了福建造船工艺的提高及商品经济的繁荣。     

明清南京地区疫病流行及相关因素研究

梳理明清时期南京地区疫病情况,共有82个年份发生疫病,集中在明崇祯年间、嘉靖年间、万历年间和清光绪年间、乾隆年间、道光年间;明代好发于夏季,清代好发于夏、秋两季,以单一季节为主;疫病多集中在上江两县,明嘉靖三年(1524)和清光绪十九年(1893)疫病流行区域最广。清末南京地区发生最多的疫病是霍乱,其次为疟疾和痢疾。影响明清南京地区疫病发生和流行的主要因素是气候异常、旱灾、饥荒、水灾、地震及战争等。提示在健全完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时,必须重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

岭南古代瘟疫流行主要集中在清代,尤其是光绪、宣统年间;疫情主要分布在岭南西南部以及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地区,疫情数量呈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疫情以鼠疫、霍乱为主。上述特点是在乾嘉以后岭南人口骤增、兵乱、经济结构变化、沿海对外交往频繁等社会背景下形成的。     

1943年秋日军鲁西细菌战述析

1943年秋，日军在鲁西地区发动了代号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霍乱细菌战，速成了这一地区霍乱流行，致使数十万无辜百姓感染死亡，犯下了滔天罪行。     

道一禅师与中晚唐福建禅宗南岳禅系

马祖道一是有确凿记载可考的南禅宗僧人入闽传法的第一人。道一入闽传法，使南岳怀让群系较青原行思禅系先传入福建并获得迅速发展，为福建成为我国晚唐南排宗活跃之区奠定基础。     

建国初期天津疫病流行的因素探析

建国初期，各种烈性和急性传染病，如霍乱、天花、白喉、猩红热和麻疹等是危害健康的主要威胁。天津疫病流行不仅有自然因素的制约，还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疫病才爆发并流行。如果要防止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则必须处理好各个方面因素的关系。探讨建国初期导致天津疫病流行的因素，对于当前天津的卫生防疫工作具有...     

考古所见古代西南地区贵重物品的贸易传统——兼论贸易转型对汉藏茶叶贸易兴起的影响

从考古出土的贵重物品情况看,古代西南地区诸酋邦社会的上层贵族十分热衷于追逐贵重物品的消费和占有。以古蜀丝绸制品、古印度蚀花肉红石髓珠、铁制品的贸易交流情况为例,古代西南贵重物品贸易的背后是一个畅通的贸易交通体系和相对自由的贸易机制,它由古代西南地区的众多民族共同维护。这一贸易交通体系随着秦汉政权的介入,转变为官市、私市并行的贸易机制。公元七世纪开始的汉藏茶叶贸易的兴起深受贵重物品贸易传统的影响,早期茶叶是作为贵重物品从徼关以外的贸易路线中传入吐蕃为其王室和上层贵族享用。后来藏地饮茶风气流行,茶叶逐渐成为西藏和涉藏州县的大宗商品,因而开启了后来的茶马互市制度。     

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

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入时间大致在清末同光年间，先有商人带入，后有传教士传教，义和团运动前发展缓慢，以天主教为主。义和团运动之后至宣统年间是这一地区基督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天主教的数量和范围都有较大的发展，基督新教开始传入。民国前期这一地区的天主教稳定发展而基督新教却走向衰落。其原因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基督教自身的渊源以及陕北民间信仰的价值取向有关。     

从君主专制制度合法性视角透视清王朝的覆亡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主与宪政思想在中国的宣传与传播,中国民众在思想观念上逐渐觉悟,对沿袭了两千多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合法性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动摇与否定,推崇西方民主制度。这样,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清王朝为挽救这种合法性危机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但这些改革却事与愿违,引发了更深层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终究无法挽救最终覆亡的命运。     

文化地理变迁与清初汀州绘画发展概述

历史上的汀州地处福建西部,是客家文化的发源地。它开发于唐开元年间,至明清时期,在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得到空前发展,成为闽、粤、赣三省边区的商贸重镇及客家文化中心之一。清康熙至乾隆年间,闽西汀州八县涌现出一批颇有建树的画家,其中以上官周、华苗和黄慎最为杰出,被称为“闽西三杰”。汀州画家根植于福建传统,开拓进取,敢于创新,把闽画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清代中国绘画史上也应有其特殊的地位。     

论"江南奏销案"

清顺治末年,清政府继"通海案"、"哭庙案"之后,又制造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奏销案.此案公开的理由是追补钱粮逋欠,实质则是借清理财政之名打击反对清政府的江南士绅.文章拟从清初奏销制度着手,探究清政府兴此大狱的原因,以及从此案的审理中反映的清初法制状况.     

论清代诗经学之发展

清代诗经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时期：清初发轫期、乾嘉鼎盛期、道光转折期、晚近嬗变期。以近400年诗经学作整体考察，则应将“现代革新期”附于其后。5个时期的诗经学发展轨迹勾勒出近四百年诗经学发展之概貌，明晰了学术史中诗经学之流变。     

清代西藏与南亚贸易及其影响

清代是西藏与中央王朝政府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与此同时,西藏先后与南亚的巴勒布、英印度发生着阶段性的贸易关系变化。这种贸易关系的变化及其所形成的贸易格局,呈现出清政府所辖西南边疆的地域人群与南亚地区长期交往的历史图景。把中央王朝政府与边地的关系置于这种贸易格局变化的脉络里考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南亚贸易格局如何深刻地影响着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论清化前期的闽台对渡贸易政策（续）

清朝统一台湾后，即开始弛海禁，允许福建厦门与台湾鹿耳门进行单口对渡贸易，后在闽 台人民私航活动的推动下，逐步改为指定多口对渡贸易。清代闽台对渡贸易政策的实施和 不断调整，有力地将海峡两岸社会经济推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论清代前期的闽台对渡贸易政策

清朝统一台湾后 ,即开始弛海禁 ,允许福建厦门与台湾鹿耳门进行单口对渡贸易 ,后在闽台人民私航活动的推动下 ,逐步改为指定多口对渡贸易。清代闽台对渡贸易政策的实施和不断调整 ,有力地将海峡两岸社会经济推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会馆祭祀活动与行业经营管理——以清代潮州的闽西商人为例

清代乾隆以后,潮州成为韩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很多闽西商人到潮州经商。汀龙会馆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倡建。这一时间起,潮州闽西商人就围绕汀龙会馆进行祭祀活动,组织纲帮,订立章程,从而使行业经营管理规范化。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越佚山左门庭,弃其家学"--兼论赵执信诗学的诗史意义

清代康熙年间王渔洋主盟诗坛,神韵诗风因皇权的支持席卷天下,独赵执信以《谈龙录》等展开论战,影响深远,这是清初"诗家一大公案"。赵以在野之士,抗衡名公巨卿,虽未根本动摇王渔洋的地位,但其诗论与创作奏出"变徵"的不协调之声,是清诗由初期转入中期的过渡性代表和衔接桥梁、中介,肇开乾隆时期袁枚及近代的龚自珍、黄遵宪等,为清诗嬗变的一翼和主要轨迹,具有诗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