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奔书怀》中的“北寇”解

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十二月底,永王率军路过九江,聘请李白为幕僚。李白劝永王去攻安史乱军,并对肃宗采取防范和克制态度。永王未听。不到两个月(第二年二月中旬),肃宗部将李成式和李铣合兵袭击永王,永王战败被杀,李白自丹阳随溃军南逃途中写出一组诗,《南奔书怀》是其中的一首。千多年来,古今各家都将此诗中的“北寇”解成“安史叛军”。我们认为,此诗中的“寇”字,与上句中的“奔”字相对,是动词,是侵犯、劫掠和追剿的意思。“北寇”,指北边李成式和李铣联军对永王部队的侵犯和追剿。此诗中的“寇”字,不是名词,不能解成“盗贼”和“土匪”。诗中说:“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顾乏七宝鞭,留连道旁玩。”第一句点明了诗人的     

谢安不可以比永王

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二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其十一云:“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这里的“谢安石”指谁,“君”与“君王”又指谁,向来以为是清楚的。近阅《李白研究论丛》载杨胜宽同志《李白〈永王东巡歌〉中的谢安》一文,心头却蒙上一层疑云。该文大意,在否认旧说“君”及“君王”之属永王。所持理由有二,扼要叙述如下:     

李白《公无渡河》浅论

李白乐府诗《公无渡河》历来众说纷纭。陈沆《诗比兴笺》以为此诗“盖悲永王磷起兵不成诛死”。永王“既无戡乱讨贼之才,复无量力守分之智,冯河暴虎,自取覆灭,与渡河之叟何异乎?”陈氏又引《豫章篇》“本为休明人”云云,以为“即此诗所指”。詹瑛《李白诗文系年》云:“陈沆所言,颇得本诗微意。”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则谓:“陈     

永王东巡与《永王东巡歌》

对于永王李璘的东巡和李白写的《永王东巡歌》,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永王和李白同属叛逆,罪有应得;有的则替永王和李白鸣冤叫屈;还有的只骂永王而把李白解脱得一干二净。这些看法,孰是孰非,很有考察清楚的必要,因为它关系到李白思想的评价,是李白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李白与永王璘“谋主”李台卿——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笺证

乾元二年(759)秋,李白流放遇赦东归寻阳途中,不畏永王璘"叛逆"案的极大政治压力,在岳阳作《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仗义为永王璘鸣冤,为永王璘"谋主"、永王璘案难友李台卿鸣冤。不久,又自岳阳专程南下零陵看望李台卿。足见李白为人主持正义、冒险犯难之风骨,忠于友谊、生死不渝之风义。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用笔之隐秀,如丰城剑气;风格之温柔,如春风化雨;具有独特的艺术造诣。     

在日本识交通信号

日本的道路不宽,信号灯却不少。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甚至只有四、五米宽的人行横道都设有红绿灯,其信号之多,多得让一个美国作家专门撰文批评信号多脸成的烦琐和浪费。即便没有信号的路口,其路面也用白色油漆写着“停车”字样,以警示驾驶员。所有的人驾车经过这样的路口时都自觉减速甚至停下来环顾左右,确认安全后方才通过。     

伊藤维桢的思想探索

一伊藤维桢,①字源佐,号仁斋,又称古义堂。生于宽永四年(公元1627年),卒于宝永二年(公元1703年),终年七十九岁。日本国德川时代人。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社会是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占统洽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封建地主的思想。德川幕府崇奉“圣道”,独尊儒术,以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为官方的御用哲学。朱熹的“理学”在德川幕府政权的庇护下,风行全国,定于一尊。程朱“理学”就是当时的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习程朱“理学”蔚然成风。伊藤仁斋早年学习程朱“理学”,受客观唯心主义的熏陶。在他的早年著作里,宣     

皇姑屯事件的起因及经过

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势力起家．后来为保其势力,并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在政治、经济上勾结英美,日本人对此极为脑火．认为“受日本栽培的张作霖长的太大了”,是“日本实现满蒙政策的眼中钉”。田中上台后．召开了策划侵略中国的“东方会议”。关东军极力主张用事军手段实现东方会议的宗旨．决定干掉张作霖并制定了“周到的爆破计划”。皇姑屯事件后．日本人混淆视听,欲盖弥彰。     

日本人老了更“保险”

在日本家庭护理老人的人当中，有50％的人“虐待过需要护理的人”，有36％的人“曾对需要护理的人感到憎恨”，有46％的人“因家庭中的老人护理而感到疲劳”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陷入战后不曾有过的经济萧条当中。日本在想方设法恢复经济的同时，还在着手进行各项改革。日本社会保障结构即是“六大改革”之一。而社会保障结构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护理保险制度。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建立护理保险制度，护理保险制度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呢？50年后每三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老人日本社会老龄化的速度是惊人的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     

试析日本文化中的交际规则

“内外有别”的日本文化贯穿于所有日本文化特征中,为我们解析日本人的精神结构、日本社会结构乃至日本语言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本文从“内”、“外”的对比模式出发,分析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探究日语的独特现象,更明确地了解日本文化心理特征,掌握日语中的社会、文化规则。     

巫山神女:巴楚民族历史文化融合的结晶

神女神话是巫山本土巴文化的产物,高唐和楚先王在故事中的出现以及神女的"自荐枕席",是楚人征服巫山这一历史变迁的象征性反映。楚人利用民俗文化,把集体表象、原始宗教仪式与精神统治结合起来,从而把巫山神女神话改造成兼容巴楚民族基因的新质文化;宋玉将历史情感化,将原欲审美化,将社会行为心理化,使其历史内容潜隐到文本底层,爱的憧憬和美的追求得以突现,从而使巫山神女神话演变为浪漫主义精神文化。     

佛经文献与古代小说“照影称王”母题

照水自见影思称王 ,是与“天书”母题切近的一个小母题。标榜自身神性 ,很可能采取了相关技术手段 ;水崇拜的信仰及照水的巫术思维及其仪式 ,也与其密切相关 ;同时还有谣言的传播机制。“照影称王”母题说明 ,谶纬文化改造了原始巫术思维的映影崇拜 ,将其与先兆迷信结合起来 ;小说中这类反正统的主人公命运总是乐极生悲 ,见出皇权的不可侵犯。母题在通俗小说中流播 ,显示了正统思想对于民间异端的干预 ,也体现了民间秘密宗教及其神秘崇拜在通俗小说中的活跃     

对我国历代王朝帝王及其纪年的习惯称说

针对历代王朝帝王谥号、庙号、年号等习惯称说的问题,概述其一般规律及一些特殊情况;批评了当前一些影视、曲艺作品中出现的对历代帝王的称说错误;解释了《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工具书在对历代王朝帝王称说的收词、纪年表等方面存在歧异的原因。     

"多维切分、开放扩展"原则与索引智能化--编写《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媒介视角

民间故事数量的丰富性与形态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单向标准的分类皆有其片面性.由此,有必要引入编写<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媒介视角,把纸媒介形态下的索引编写导入智能电子媒介形态,以"多维切分、开放扩展"的编写原则,继承原有索引的成果,充分利用智能电子索引的超文本性和数据库资源,实现相对全面的多维度把握故事,沟通类型与故事文本之间密切的生命关联.     

类型研究视野下东北民间故事的伦理道德观

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意义重大。东北民间故事是东北民间文学的主体,是东北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记录了东北各族人民在特定地域中的社会生活,反映了独特自然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特色,体现了东北劳动人民自古以来的优秀高尚的伦理道德观。     

白蛇传的城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白蛇传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四大传说之一,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民间故事与传说只是关于乡土民间的叙说。本文从这个“美丽的误会”入手,以白蛇传为例,揭示古老传说与城市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白蛇传是一部关于城市的民间叙事作品,城市成为白蛇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在不断地演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地承载着民众对于杭州这座城市的想象,这些对城市的想象和表达,同时也构成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中越民间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越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层文化。中越民间文化之比较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女娲是中华母亲神 ,越南也流传 ,但“越南化”了。“灰姑娘型”故事是世界性的。采录最早的是唐代学者段成式 ,采录了壮族先民李士元讲述的《叶限》。 2 0世纪广西学者采录到壮族《达稼和达仑》、京族《糠妹与米碎姐》 ,越南留学生采录了越南故事《糠妹与粞姐》 ,几篇故事极具可比性。越南阮朝诗人阮攸 ,出使中国后 ,把明末清初小说《金云翘传》改编为同名越南民歌体长诗 ,长诗流入民间 ,化为故事 ,流入中国京族 ,广西学者采录到《金仲与阿翘》 ,这是中越文化交流的硕果。越南采用中国农历。中越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时间相同 ,节日活动同中有异     

论《诗经&#183;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

自汉代《毛诗》及郑玄起至现当代多数学者 ,均确认《王风》为王城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诗歌。本文则肯定《王风》为王畿之诗 ,创作时期为西周宣王至东周平王时期     

“初始”年号始用时间辨析

关于“初始”年号开始使用的具体日期,史学界有四种不同的意见。通过辨证,“初始”年号开始使用于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年)十一月廿一日,九天后,就被新莽“始建国”年号所代替。     

民间文学中的“神”与“神思”——从壮族民间故事《叶限》说起

本文以民间故事《叶限》为切入点,结合当代壮族的民间文学与民俗事象,解读民间文学的“神人”、“神物”等形象。民间文学与民间信仰关系密切,“神人”与“神物”等形象是崇拜对象在民间文学中的反映。“神思”作为具有超凡脱俗的灵感和想象力的艺术思维,交融着民间信仰的神秘力量。它对民间文学的创作与传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