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理论中关于人的行为分析的三种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

从制度分析的视角看,不同企业理论方法论的分水岭首先在于对人的经济行为的认识不同。基于此,企业理论研究范式可归结为三种:以“新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以“制度人”为出发点的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和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三种范式的企业理论有相通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存在本质区别。     

论制度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整体主义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新制度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比较

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包括新制度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老制度学派的整体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三种范式.个人主义方法和整体主义方法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方法论体系,它们在制度研究中对个体与整体、个人与制度之间关系的分析各执一端,都带有明显的片面性.这两种方法论本质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基础上的分析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它从根本上克服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的缺陷,科学揭示了个体与整体、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机制,因而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科学方法论.     

企业理论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基于企业理论关于人的行为分析的比较研究

和谐劳动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经济关系,其形成要以企业为载体.不同范式的企业理论,由于其方法论不同,所以,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思路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是从"新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其根本缺陷是脱离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认识问题,其对策思路难以符合中国实际;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从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这一理论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研究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因此,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更具指导性.     

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及其比较——融合、继承与发展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当今最令人瞩目的经济学分支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已经渐进地融入主流经济学。追根溯源,它是对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新、老制度经济学派都把制度纳入其研究对象,但到目前为止,它们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却迥然不同。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共性在于,都对正统经济学持批判态度,其基本方法论都是多种"主义"的融合。老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历史主义、本能主义、进化主义、实用主义、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融合,还包括个体主义的成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制度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融合,又受到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乃至有回归进化主义的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宛如一个大集合或是大熔炉,集众家之长,把利己的东西都融合在一起,可称得上是各种经济学派的融合体。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和理论假设与主流经济学趋同是它兴起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的和谐社会思想以批判作为其逻辑起点,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包含了丰富的内容.马克思这些和谐社会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并且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试析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具有各自不同的范式特征.作为一种宏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不仅具有涵盖或涉及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理论广度,更具有运用独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剖制度本质和制度变迁内在历史逻辑的理论深度.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结构是科学的,是一种开放的科学体系,它需要综合和补充的是不同制度经济学流派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自身理论框架的进一步拓展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以马克思制度经济学范式统一和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将会拓展和丰富马克思制度经济学;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深化,符合科学发展的正常模式.     

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构图

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构图实质是对于范式的超越。根据范式研究的观点,西方的企业理论分析是对斯密教条的守护,而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分析则是对斯密的根除,从而满足于辩护与批判之争,这种研究忽略了企业内在构造在理论实践上的结构化特征。在整体走向经济学的马克思学的语境支援下,企业分析建构在理论、方法的统一基础上。企业理论是内在可变的总体范式,这意味着在统一框架内,现代范式决不是对于古典范式的逻辑反叛或颠覆,而是现代条件和取向的理论重构;企业的价值论基础是科学劳动价值论,由有机结构原则和科学抽象原则共同支持;企业实际运用的概念工具和基本方法是劳动-价值构成及演化-博弈分析,旨在实施劳动-价值-价格整体分析。因此,与其说西方企业理论开创现代分析的潮流,毋宁说形成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化的良好契机和传播渠道。     

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

本文认为,从马克思开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随着时代变化、主题转换,其理论形态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理论诸形态的演进.但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不足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创立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事.     

新制度主义对主流经济学的扩展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质疑和批判。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主义和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作为制度分析的不同理论范式，对主流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判断。前者对主流经济学持否定态度，而后者则将交易成本、产权和制度变迁引入主流经济学，对其进行了有效的扩展。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制度建设是关键所在。     

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革命与方法论内核——实证科学与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是理解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关于二者关系的争论几乎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但理论争鸣反而强化了实证科学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语汇中的实证科学与唯物辩证法,根本上是理解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革命和方法论内核.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吸收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合理成分,通过方法论革命创立唯物史观.现实的社会历史是唯物史观的立足地,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构成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内核:一方面,唯物史观以经验事实为基础,通过科学抽象把握现象背后的规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从方法论层面“倒置”黑格尔辩证法,以科学理论和经验事实为依据揭示自然、历史和认识的辩证性质.方法 论革命使唯物史观摆脱思辨而获得彻底的革命性,在科学认识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新哲学.唯物史观既不是实证主义,也不是追求某种至高存在的思辨哲学,更不是对二者的调和.     

历史语境与深层逻辑:理解马克思文化思想的两个重要维度

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正确解读需要准确把握两个重要维度:第一,马克思"文化"概念"缺席"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从社会实践背景看,文化问题尚不是马克思时代的"显问题";从思想史背景看,马克思对当时盛行的唯心史观保持着高度警惕.第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文化思想的深层逻辑.从思想历程看,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发展同唯物史观的发展相伴随和交织;从表述方式看,马克思借唯物史观相关概念来阐释文化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文化观以唯物史观为中心线索与方法论基石.     

恩格斯唯物史观“三位一体”理论的科学制定——重读恩格斯关于原始基督教历史的三篇文献

在我国,有的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注重其体系的建构。这并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实的历史。对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和晚期关注的重点不同。在其早期关注的是其理论的制定,而在其晚期,他们注意的是理论制定之后,在实践中如何运用的问题。如果说,马克思在其晚年对唯物史观理论的重要贡献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参见《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制定》(《东南学术》2009年第4期);那么,恩格斯晚年在唯物史观理论上也有一个重要贡献,它就是唯物史观的"三位一体"理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对唯物史观理论自身的理论创新,又是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提供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既需要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指导,又需要这种"三位一体"方法不断地理论创新。本文的任务在于探讨恩格斯从对原始基督教历史"三位一体"的研究中制定的唯物史观"三位一体"理论。     

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架构

本文以物质生产实践作为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确证,用物质之间通过内在联系而实现的"对象性存在"取代旧唯物主义的分离的事物的"自我存在",由此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用此世界观反观于实践活动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它以"用生命生产生命"的社会劳动作为人与人最基本的内在联系过程,用剩余劳动的处理方式作为社会制度的主轴。用此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而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导致人类必须寻求处理剩余劳动的新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由此建立了以"物质生产实践与唯物辩证法——剩余劳动与社会关系结构——资本权力结构及其内在否定性——社会主义与人的解放"作为基本逻辑主线的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影响理论

制度影响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新旧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对个人和集体行为的影响以及其与经济绩效的关系问题上均做出了广泛的探讨。新旧制度经济学由于方法论和所关注的领域不尽相同而在制度影响理论上呈现一定的差异,但两者的差异并非是本质上的对立。旧制度经济学在寻求建立一个较完整的制度影响理论研究范式上已经走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前面,但也并非十分成熟。因而对比新旧制度影响理论的异同,找到理论研究的切入点,以求构建一个较为完善和系统的制度影响理论研究框架．为制度变迁等其它制度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个真正坚实的理论基础就成为制度经济学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修正还是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的争议对新制度经济学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从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还是交换的理论的罗宾斯-布坎南经济学定义之争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或硬核的四大方面,即新古典经济学是选择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孤立个人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分析和最优化理论为基础。这就为判断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是修正还是革命提供了判断依据。混合模式的内在缺陷使新制度经济学不可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得到真正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将历史和制度纳入分析当中,从而部分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与布坎南定义的交换的理论保持了一致。因此,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树立自觉的革命意识,在交换的理论框架下完成统一,以形成强有力的思想体系。宪政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后归宿。     

经济制度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分析

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学科构建和成立的基石及主脉,也是其时时反思以求得进步乃至革命的重要角度。对于经济制度的研究而言,近些年来诸如新制度经济学、网络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演化经济学等一些新兴学派的崛起在方法论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争议和启示,这尤其体现在学科立场、研究视角和变迁哲学等方面。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方法论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地学习与借鉴其他学派的做法,是完善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途径之一。     

从“精神科学”到“历史科学”——重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对立,实质上是历史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对立,而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与作为精神科学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对立,实质上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从"生产一般"的抽象出发,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这不仅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实践特征,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前提。     

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

意识形态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同时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脱胎于马克思理论,吸取了马克思的营养,却并没有恪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分析套路,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这一经典模式展开;而是以人类(个人和集体)选择的合理性这一基本假设为出发点,选取意识形态的某一具体形式(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功能)来强调制度变迁的渐进性。这种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在制度演化中嵌入意识形态的研究思路,自然拓展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诠释。本文就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思考,并试图扩展开来,探索其对我国改革发展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当代诠释

经由全球化研究而受到关注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构成了诠释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纬度。这种解读的可能性在于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不仅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且是马克思研究现实问题的根本方法之一 ;其必要性在于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 ,要求我们必须结合世界历史理论把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否则我们的诠释将永远停留在抽象层面。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企业理论述评

在对新古典企业理论修补过程中形成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企业理论,现在已经成为主流的企业理论,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旨在介绍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几种主要企业理论,希望通过这些企业理论的介绍会对一些入门的学者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