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中央外交专职机构

明朝建立后 ,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 ,外交活动也越来越频繁。明朝政府在与诸番国以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打交道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外交制度。通过分析明朝时期主管外交的中央机构———礼部及其下属机构主客司和行人司、鸿胪寺等的职能 ,归纳总结明朝时期的外交特色     

隋唐四方馆、鸿胪客馆论考

四方馆和鸿胪客馆是隋唐时期接待与管理四夷贡使的馆舍与机构,对发展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及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对促进民族融合及增进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试论叶向高之《四夷考》内容、版本和史料价值

《四夷考》是明末重臣叶向高所撰写的关于本朝周边各民族和国家情况及其与明朝关系的史书,流传至今有七种版本,取材丰富,叙述条贯,史料价值颇高。     

e-考据与历史陈说——《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新考

《大明一统志》是现存最早且完整的一统志,其对于明史、史学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学界一直流传着"《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为一统志馆"的说法,亦即"明一统志馆"说。借诸"e-考据"的研究方法,却无法找到这一历史陈说的史料论据;易言之,"明一统志馆"说缺乏史料支撑。继之,考证出《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为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对《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的重新厘定,是"e-考据"的又一次运用,它不仅再次揭橥了e-考据在弥补传统考据方法不足、提高考据效率等方面的作用,而且也体现出大数据对于历史研究的特别意义。     

明代正德至嘉靖间湖州岘山社考论——以刘麟为中心

明代浙江湖州府岘山结文学社团的现象颇多,前后继踵.在几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从正德年间的"苕溪五隐"社到万历年间的"岘山逸老社",文学活动绵延不绝.从正德到嘉靖末年(1508-1566),以刘麟为中心,形成了从"苕溪五隐"社到"岘山逸老社"的演进过程.刘麟等人去世以后,岘山社或有中断,但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以后,许孚远薪火相传,复举岘山社集.他们有着基本相同的理学思想和丰富的风格,与前后七子关系密切.     

论杜甫诗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宫”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酉晋著名的学者兼大将,曾为《左传》作过注,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文章四友”之一。父亲杜闲,曾任衮州司马、奉天县令。对这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常引以为自豪,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这个“未坠素业”当然也包括了读书做诗这一传统,因此,他又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还嘱咐儿子宗武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     

明代土贡考略

土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它起源于夏代 ,完善于唐代。明代的土贡制度是在前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更加完备。文章对明代土贡制度的原则、贡物的种类、贡物的运送与保管等问题进行了考述 ,并分析了土贡对社会经济和人民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明代的宗教旅游

宗教旅游是众多旅游活动的一种。明代佛僧、道士、耶稣会士乃至文人士大夫在宗教之名下所进行的旅游闲暇活动,说明明代的休闲文化已经开始与宗教的虔诚融合在一起。而两者的渐趋融合,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导致宗教的世俗化。     

晚明玩物文化与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蜕变

晚明文人在日常生活领域表现出对物质文化的狂热迷恋。这种对物质生活的新的体验和看法体现了晚明文人审美心理的蜕变。文人在体物和用物上,不再恪守传统的"道为器用"的礼教观,有意去除附在器物上的政治和道德诉求,回归物质生活本身,将生活本身作为价值所在;也不同于道家讲究精神超越的超功利审美,对身体本身的关注超过精神上的诉求。审美与生活密切相关,重视纯粹的感官体验和个体的诉求,审美体验上的由俭入奢等等诸多方面共同构成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独特性。     

明代吏员的选拔

吏员是明代国家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界对此的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其中关于吏员的选拔也颇多可再探讨处.为此,本文从佥充、罚充和告纳三个方面全面地考察了明代吏员选拔的特点,并对吏员选拔方式演变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作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     

明代"达人"对朝廷政治影响探析

明朝初期,部分蒙古、女真人南下,投降明政府,被称为"达人".在优抚政策的影响下,他们受到明前期历代统治者的特别庇护,在授官、俸禄、通关等方面享有特权."达人"的存在对于明代的边防、财政、官制、京畿治安、皇权更迭都产生很大影响,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隐患,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对此,虽然有远见大臣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因"达人"在皇权制衡中的特殊作用,终得到权力阶层的支持而使有关建议被搁置.     

明代总理河道考

明代的中央财政收入,依赖于东南地区,通过运河输送至京。为保证漕运的畅通,自明宪宗时在中央设立总理河道一职,专门负责运河管理。总理河道官员身兼数衔,有权节制地方军卫和有司,对运河的河道设施及通航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南方赋税的北运。总理河道的设立,不仅对明代水路交通的发展极为有利,而且对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也为此后的清政府沿用。     

清初关中遗民生存境域与文学生态——以游幕、隐居、结社为例

文学创作者的生存境域是文学研究中的显题,而生存境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这些问题在文学作品中都是作者较为关注并得到表现的对象.明清之际关中遗民作为一个较为独特的士人群体经历了明清易代与神州板荡,他们身居异朝,心怀故国,或隐逸、或游幕、或秉承晚明的结社遗风,他们的生存境域直接影响了清初的文学活动、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的表现形式,其文学作品的题材和风格反映了遗民的心路历程.     

试论明代的人口管理制度

明王朝建立后,为控制人口、掌握土地、巩固政权,开展了大规模的户口调查登籍工作,逐步建立起户籍和管理制度.具体做法主要有:开展户口调查、推行户帖制度、制定赋役黄册、划分黄册种类、建立里甲制度、发挥里甲作用等.明代的人口管理制度体现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和自然经济结构内部发展变化的特征,同时这套管理制度又具有由严到宽、由紧到松的发展趋向.     

明代考据学复兴与晚明学风的转变

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背景看,明代中晚期考据学的复兴与清代考据学在时间的衔接,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与发扬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对这一时段考据学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明中晚期考据学复兴过程中,一些学者批判宋明理学的流弊及空疏学风,倡导怀疑和求真精神,用实证考据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对明清之际学风由虚向实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明代的中缅贸易

明代的中缅贸易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缅北的陆路边贸和下缅甸地区的海路贸易。明代缅甸南、北方民族地方政权在外交和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中缅贸易的发展。得益于中缅贸易的发展,明代在中缅边境地区新兴起了数个商贸城镇。明代的中缅贸易还促使了两国间的人员和物品流动增多,促进了中缅间的文化交流,从而在历史上开启了一个中缅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更加密切繁荣的时代。在云南省加快实施"桥头堡"战略的今天,曾经在明代繁荣的滇缅商道将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