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在上海的革命活动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具有改造中国的远大抱负,他为了追求真理,广泛从事革命活动,在中共建党前后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从1919年到1926年间,曾11次到上海进行活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与苏联

作者从前苏联档案资料入手，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与苏联学者观点不同的是在肯定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曾给中共以支持的同时，又指出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所持的冷漠、怀疑态度。其既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令中共与国民党和谈，阻止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又表现在屡次推迟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行期，使毛泽东在建国前访苏要求未能成为现实。文章还对苏联对中共所持的这种态度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并进而指出在１９４９年后中共与苏联的实际接触中，既得到苏联很大支持，又有差异和分歧，这恰恰成为日后两党乃至两国之间矛盾和争论的滥觞之一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75年前的一次民主生活

1926年4月15日，为了解决中共重庆地委学委书记杨洵和共青团重庆地委书记童庸生之间的矛盾和误会，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重庆地委，在秘密机关二府衙召开了一次严肃认真的民主生活会。     

20世纪新诗大众化民族化的历程

如果说从胡适的诗体大解放论，中经新月诗派的格律试验，到现代派承续象征派的对于诗的内质美的追求，是属于诗歌这一文体向着现代形态的转换；那末２０世纪新诗还有一脉大的发展，这便是因为救亡图存的需要对于诗歌社会功能的要求而产生的大众化发展方向及由此而引导出的民族化追求。从对一个世纪中国新诗整体发展态势的影响上说，比之前者，这无疑是一脉更为重要的发展。在诗歌大众化的走向中，交织着五个方面的矛盾：引进西方诗体及技巧与发扬中国诗歌传统的矛盾，诗歌作为宣传与作为艺术的矛盾，眼前斗争的需要与长远的艺术价值之间的矛…     

试论二十年代末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冲突

试论二十年代末胡适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冲突胡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二十年代末胡适与刚刚建立政权的国民党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上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舆论冲突，矛盾集中在“人权”与“法治”两点。这场冲突显示了胡适与国民党政权在后几十年思想文化上根本分歧的...     

胡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

胡适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要成员,参加了该社的成立和初期的主要活动.胡适在参与该社活动当中,与北京教育界同仁、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孟禄访华、国语国文教学、学制、庚款退还等问题上存在不小的分歧.这些分歧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学术、派系利益背景,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教育界内部、北京大学与其他七校之间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形.     

评胡适的“人权运动”与背离“民权同盟”

胡适于１９２９年在上海以《新月》刊物为载体，联合罗降基、梁实秋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文章，倡导起“人权运动”，尖锐地批判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胡适等人发动的“人权运动”虽然在国民党当局镇压下只是昙花一现。但其历史意义是应当肯定的。１９３３年胡适应蔡元培等人的邀请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简称“同盟”）并担任了“同盟”北平分会主席。但不久胡适即与“同盟”的主张发生重大分歧、公开发表与“同盟”相左的政见，以致被“同盟”除名。胡适为什么于１９２９年发动“人权运动”能够公开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独裁、扼杀人权，并宣传了“民主”与“法制”，而到１９３３年却在加入“同盟”之后又与“同盟”唱反调？笔者认为这应当从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与历史实践的矛盾中探讨原因。胡适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在于既反对“暴力专制政治”．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自由与容忍”①，这在中国的国情中必然陷于自相矛盾，左右两难，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摇摆，并只能以失败告终。     

论杨虎城与中共关系

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 92 3年至1 92 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这是第一阶段,杨虎城因忠实信仰三民主义,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与中共相互信任与合作,堪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典范;1 92 7年7月至1 935年初,这是第二阶段,杨虎城顶住冯玉祥“清党”的极大压力,继续与中共合作往来,在规模和层次上也有扩展,难能可贵,“九·一八”事变后,他与红四方面军私订协定,和而不战,表明他对中共、对国共两党的作用与斗争有他自己的理解和看法;1 935年8月至西安事变前,这是他与中共关系发展的第三阶段,中共通过三条渠道与杨虎城联络停战与合作事宜,杨虎城从抗日大局出发表示接受,为中共的生存与发展乃至西北日后形成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     

期待与失望: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分歧的再考察

"九一八"后,国难当头,加之国民党政府方面的笼络,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善。出于和平主义的理念,胡适最初的"主和",鼓吹与日本"直接交涉",表面看与汪精卫一致,其实他们之间在外交理念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就胡适自身言,"战"与"和"也有个"内"与"外"的差异以及内心的纠结。而看上去与胡适并不投缘的蒋介石,却采纳了胡适的部分建议,但部分采纳并不能满足胡适的期望。这亦折射出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体制内官员与体制外知识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胡适面对国难的复杂心态。     

当仁不让于师:“楚辞之争”与陆侃如对胡适的驳辩

近年来,学界对胡适和陆侃如的师徒关系逐渐予以正视,但仍缺乏专门系统的梳理分析。在学术成长之路上,陆侃如一直得到胡适的青睐和栽培,也深受胡适的影响,但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却不尽一致,甚至有很大的分歧,这由1922年发生在师徒之间的"楚辞之争"可见一斑。一些学者因此常把陆侃如放在胡适的对立面,实际上,陆侃如虽然在某些方面与胡适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但作为胡适一手栽培起来的现代古典学者,就其基本学术立场而言,他们无疑志同而道合,彼此间的讨论和分歧是同道间正常的交流互动。讨论过程中,作为弟子的陆侃如坦率批评胡适的方法观点,可谓当仁不让于师;而胡适主动请弟子批评自己的论作,对弟子的批评质疑不以为忤,平心回应,也足可谓之虚怀能容,雅量可佩。可以说,现代楚辞研究正是在胡适与陆侃如等弟子们自由活跃的交流互动中生成发展起来的,而胡适与陆侃如师徒二人的创始之功尤其不可泯灭。     

人口规模巨大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实基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口规模巨大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张力，具体而言：一是先富与后富的张力，表现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二是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的张力，表现为自然资源禀赋导致的区域不均衡发展以及政策驱动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三是城乡分割与城乡融合的张力，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分立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断裂与弥合；四是现代化发展的渐进型与加速型之间的张力，表现为社会政策的激进型调整与渐进型调整的分歧。四重张力及其内在矛盾，共同形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要破解的现实困境。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治理主体与发展动力的关系，收入分配与发展秩序的关系，公共服务与发展能力的关系。只有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才能统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叙拉古情结"——以胡适为中心

作为现代史上涉足政治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爱惜羽毛" 的胡适难掩其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他的政治野心屡受打击, 却百折不挠. "四一二事变" 后, 在客居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 胡适与政治权力之间历经从疏离、 接近、 受挫再到反抗、 放弃和妥协的心路历程. 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国民党的话语权冲突, 源于其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欧美宪政理念与军事强人政治的分歧, 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 是 "叙拉古" 母题下 "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的典型样本.     

冷战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中外学者多年来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以往的研究，由于史料的局限，往往较多地强调了５０年代中后期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 近十年来，中国方面又有一批新的史料出版。根据这些新资料，我以为，前人的某些推论和猜想已被推翻或证实。实际上，很多“分歧”被那些“文革”中的资料夸大渲染，甚至无中生有，新的资料表明，至少到５０年代后半期，毛泽东的权威尚未受到党内的严重挑战。处于中共领导核心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政策基本一致，没有重大分歧。即使稍有分歧，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是…     

西柏坡时期：共产党史上的里程碑

从 1947年 5月中央工委率先抵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至 1948年 5月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此地,再到 1949年 3月中共中央迁移北平,这近两年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西柏坡时期。由于这一时期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及所完成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在中共党史上的里程碑作用。 一、西柏坡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征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便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中共西柏坡时期,这一矛盾的演变具有不同以往的新特征。 第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     

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中,胡适曾一度将汪精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文治派的代表,以诤臣、诤友的身份襄助之,期望他能通过凝结坚强的文治势力,与蒋介石的武治势力相抗衡,推动中国政治走上民主宪政轨道。但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胡适与汪精卫在处理中日问题上的看法和态度、进而在民族主义的取向上,分歧渐趋明显,最终在政治上与之分道扬镳。梳理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诠释胡适的民族主义情怀,从另一视角解析胡适的自由主义风格。     

创作实践对理论的提升--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为个案

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为个案来考察现代白话文理论与实践之间互补相生的关系。尽管胡适的语言观徘徊于语言工具论与现代语言论之间,其白话文理论水准并未达到现代语言论的高度,但语言工具论的种种局限性之所以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构成大的威胁,是因为创作实践走到理论前头。新文学所创造的白话新文体弥补了胡适理论的不足,这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理论话语的成熟与完善,从而将胡适的理论话语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中。     

在历史与艺术之间——胡适与王国维词学离合考论

胡适与王国维词学之合主要基于在历史维度中的一致性。两人考证“词的起原”虽分持中唐说与盛唐说，但都以之为进入词学批评的前提。赵万里延王国维辑唐五代词之例辑宋金元词，胡适表彰其注出处、存异文的实证方法，也可证与王国维的契合。但胡适与王国维治词存在根本分歧：胡适在历史维度动观词境从浅显局促到充实广阔再到衰落的过程，提炼文学嬗变规律；王国维臻于艺术维度，专注静观词境，揭出词人观我观物的深微，及对精神生命乃至宇宙人生问题独特深彻的感受。动观的批评范式在近代成为主流，但静观的批评范式能唤起对文学史生命感的省思，指向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意义。     

论胡适青少年时代的思想演变历程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之所以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施展神威、名声大噪,这与他早年所受过的思想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认为研究五四时代胡适的思想,就应首先对他早年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具有宏观的把握与理性的认识。这正是本文的宗旨。当胡适降临人世时,他的家境已经败落,所以,童年的胡适并没有过上那种绵衣华冠的贵族生活,而是混在小康人家的孩子堆里,接受着平民主义的人生启蒙。从童年到青年,胡通的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发展阶段。     

大革命时期右江地区党的建设经验初探

1926年,中共党组织在右江地区建立。她不但是广西较早的党组织之一,而且也是全国所有少数民族中最早的党组织之一。右江地区是个穷乡僻壤,又是少数民族地区,中共党组织居然能在这里牢固扎根,建立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直至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党的建设经验是很值得研究的。大革命时期中共右江地区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是与武装斗争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右江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期间;第二阶段,百色起义前的准备期间;第三阶段,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的高潮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