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都市生活样式的现代法治——法律人文主义立场的叙述

西方城市法律在中古时期是城市共同体的生活样式,凝聚着信仰和宗教情怀;随着城市文明的发展,法律逐渐失去了旧有的意义,转化为形式理性的规则.形式理性的法律有利于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但对于现代都市生活中多元价值观念的冲突,却是无能为力.当代法学理论在法律的自由纬度和平等纬度之间各取一端,似乎都还不能解救现代法治的困局.可以考虑借助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哲学"和图依布纳"反思法"理论模式的构想,为现代都市设计超越形式理性/实质理性二分法的制度框架,以求重构都市生活的样式,构筑超越自由/平等二元价值对立的都市新文化,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城市法制在人文语境下的诸多问题.     

刍议技术异化的法律控制

技术异化客观上需要法律控制。从技术伦理案例入手,对技术自我控制、道德伦理控制和法律控制进行对比分析,从概念性解读、宏观层面控制和控制边界等三个方面阐述法律对技术异化进行控制的对策。     

论现代性自我的道德困境及其超越

现代性道德与现代性自我相伴而生,现代性自我是道德与现代性分离的根源,也是走出现代道德困境的关键。现代性自我生成的历史维度敞开了现代道德困境的深层根源及其现象学展现。面对困境,现代、后现代道德哲学及社群主义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从现代道德困境的＂自我＂根源出发,辨证地处理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情与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是超越困境的关键所在。     

论技术与法律的互动关系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技术与法律共同推动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通过对技术本质与法律本质的理论探究,二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具有本质上的同质性和价值上的互补性.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技术对法律渗透与影响随之加强.技术规范成为法律内容;另一方面,法律对技术促进和规制,促进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现代社会,技术异化给法律提出了新问题,法律对技术的规制也使得两者共同促进社会发展.     

论法律实体

法律实体是指法律体系内部用来调整主体交往关系中具有的以目的性或目标性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它构成了法律体系的基础。法律上设定法律实体,在于通过法律的规定更好地实现人们所向往的实质正义(实质理性)。实质正义是人们站在人类普遍平等的立场上的一种目的性价值追求,是对法律合理性的探索和对法律合法性的反思。从法律实体与实质理性的关系看,法律实体是有关实质理性(实质正义)的法律规范模式。法律实体是检视法律合法性的价值根据,它表明根据良法统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法律实体作为实质理性的规范表达,它本身是法律实践的指示灯;在结果意义上,法律实体决定着人们的权利实有状态。从司法角度看,法律实体是司法活动的判断准绳,它限定了司法程序的运用范围和界限,并完善司法活动的内容。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面向法律正当性基础重构的公共理性

在价值共识难以达成的现代社会,罗尔斯提出了公共理性的观念,为我们寻求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提供了新的可能。公共理性的观念,是公民对基本正义问题获得的重叠共识,它可以实现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的协调,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整合;它通过宪法理念的更新来完成现代法律正当性基础的理论论证;它通过公共理性作为最高法庭的理性的设定,完成现代法律在实践层面的正当性论证。罗尔斯公共理性观念所寻求的正义共识为中国宪政建设提供了经验。     

法律论证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于弥补中国形式正义的缺位与不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刑法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将罪刑法定理解得过于简单和庸俗化的现象,刑事司法实践被笼罩在"法律形式主义"的阴影之中。事实上,法律的适用是一个比简单逻辑三段论更为复杂的过程,法律论证正是为了缓解法律机械适用和法律多解的困境,而于近四十年来逐渐在欧美法理学界兴起并走向前卫的方法论学说。法律论证强调对话、论辩、理性程序,其于刑法的适用利于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将正义定位于形式与实质之间。     

法律行为理论研究之新进路——以法哲学与法学方法论为视角

法律行为理论不仅在现代民法和民事领域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在当代刑事和行政及其诉讼领域(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从而超越了单一的民事领域之疆域.建立统一的、一般的法律行为理论势在必行,走法哲学的进路,运用语用学方法,梳理、整合、重构法律行为理论,与实践理性(或交往理性的)对接,将法律行为理论纳入到法律行动理论的视域中,从而实现法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也使得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律行为理论更富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在分析沟通行为与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沟通理性。他以沟通理性为核心概念剖析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理性观的内涵,他的理性观也为西方理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可供选择的途径。     

韦伯“法律理想类型”在英国法中的困境及辩正

德国学者韦伯在运用其首创的"法律理性类型"概念进行比较法研究时,认为英国法不具备"法律理性类型"的"形式理性"特征,不能为社会带来必要的"确定性".然而,作为西方法律文明另一代表的英国法,其实际地位与作用却与韦伯的判断相左."法律理性类型"理论之所以在英国法分析中出现困境,原因在于韦伯把"形式理性"概念绝对化了,认为只有具备该特征的法律才能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确定性",才是"法律理性统治"所要求的法律形式.事实证明,英国法通过"遵循先例"的方式,同样能够获得"确定性".英国法是另一种符合"法律理性统治"的法律形式.     

法律漏洞填补的司法进路

为解决个案裁判的无序,走出司法能动性与法律安定性的二难困境,我国法律漏洞的填补需要探究统一的司法进路.在学理上,当前法律漏洞填补主要存在四种司法进路:原则解释的进路;法学方法论的进路;法官续造的进路与程序主义的进路.我国日渐盛行的是一种法学方法论的进路,这种进路有其自身的局限.超越法学方法论的进路局限,我国法律漏洞填补应然重构一种“能动平衡”的司法进路.这种司法进路应具有司法哲学的统一信奉;温和、审慎的理性裁量;动态开放的方法适用;社会后果的适度前瞻等基本品格.     

困境与超越：论我国的世界遗产法律保护

世界遗产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或文化遗存,是《世界遗产公约》的创造物。我国自1986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制定了以宪法为依据,以《文物保护法》为主体的一系列世界遗产保护法律法规。虽然我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迅速,但在现实中还存在大量不利于世界遗产保护的现象。本文通过对我国世界遗产保护困境的揭示,进而对其进行法律分析,呼吁通过完善世界遗产保护法律制度,制定世界遗产保护专项法律,来超越这一困境。     

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

法律的实质理性是与法律的形式理性相对应的范畴。作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品质 ,它以规则性、现实性、时代性、保守性和价值性作为基本内核 ,并经此逻辑品质上达法律的伦理品质 ,而构成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基本特征 ,形成了法律从业者区别于其他职业社群的规则意识、现世主义、时代观点、守成态度和世俗信仰。探讨法律的实质理性 ,旨在揭示法之所以为法的根本禀性和特征 ,探讨理想的人类法律生活的基本样态 ,从而 ,在通过法律而生活的意义上 ,追问究竟什么是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     

论宪政视域中现代行政权的多元控制

行政权是现代行政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核心.现代行政权的扩张和泛化呼唤强化对权力的全方位制约.宪政的本质在于制衡国家公共权力,宪政以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为逻辑起点,超越传统单一控权模式的局限,建构以权力制衡、权利制约、法律规制、程序控制和社会监控等多维一体的控制行政权的综合体系.     

本体论的辩证困境及其转机

本体论的原初意义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形而上学的特性,这就意味着它必然是理性的超越用途。在理论理性的任何超越使用中,都会发生辩证法,从而使理性处于辩证困境之中,本体论也不例外。经过一代代学者的彷徨追寻,本体论最终转成了认识论,这成为了拒斥本体论的先声。在康德哲学中,实践理性领域的开辟为本体论的辩证困境提供了转机。     

中产阶层的法律理念与现代法律秩序生长

本文从中产阶层兴起对现代法律秩序生长的时代意义出发,分析了中产阶层的独立平等、自由理性和诚信守法的法律理念,导致该阶层具有谋求法治、制约权力的民主推进功能,自由商谈、恪守规则的秩序回应功能,诚信交往、忠实守法的行为示范功能。     

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探析

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在于它既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又是法制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通过理性批判的整合、重铸 ,可以改造成为现代法律文化的优良成份。     

论现代商事主体的法律地位

商事主体发展到今天,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形式上的主体,到实质上的法律主体,现代商事主体已经具有了独立的法律人格。现代商事主体的独立性是以现代商法的基本规则为基础的,传统民法理念已经无法适应和解释商事主体的这种变化了。公司是现代商事主体的典型代表,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商事主体从传统民事主体的体系中分离出来。现代商法对商事主体的独立性地位,是通过特别的法律控制体现出来的。     

“新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伦理问题综述

“新经济”时代 ,一方面 ,经济飞速增长 ,技术迅速提高 ,人类的交往空前扩大 ;另一方面 ,却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和困境 :人情淡薄、犯罪猖獗、资源破坏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 :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的道德伦理越来越密不可分。一、经济伦理的现代危机对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困境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都将之与西方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而造成价值理性的衰落联系起来。奥斯特罗姆认为 ,虽然韦伯把具有官僚行政体制的“独裁”政府管理体制看作是西方文明中“法律理性”的基础 ,但他的法律理性观念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卢梭式的悖论 :“人生而自由 ,…